为弘扬中华传统文化，科学出版社已出版了出土玉器、瓷器和壁画全集，《中国出土青铜器全集》为该系列图书之一。全书共20卷，收录先秦与汉代铜器（不含铜镜）约5000件。

自 20世纪 8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大规模建设工程的开展与盗墓之风的兴盛，文物考古部门不得不予以抢救发掘，于是大量文物相继出土，青铜器便是其中之一。这些新出铜器的收藏与刊布有如下特点，即收藏单位众多，欲看实物极为不便；再就是多数尚未发表，即使发表者，亦散见于各类书刊，相当分散，不便查阅。因此，若能将其结集出版，实乃惠及学林之美事。经过一段时间的酝酿，2012年初，本项工作正式启动，经过七年的努力，今天终于可以呈献给读者了。

所谓全集是相对而言的，因为不可能把所有青铜器都吸纳进来。就时代而言，主要属夏商周时期，往后包括汉代。在器物的选择上，考虑到以往出版的有关青铜器的著作很多，为避免过多的重复，兹以近30多年新出重要者为主，对此前出土的特别重要者，亦予以适当选取。器物类别，包括容器、乐器、兵器、车马器、工具、度量衡器、装饰品及一些杂器。

本书按省（或区、市）编排，器物多的地区，在介绍器物之前都有概括性论述，即对本省（或区、市）出土青铜器概况、主要特征等予以总结，以方便读者对各地区出土青铜器的总体了解。对全国来说，经过本次系统梳理，也可得出一些新的认识，兹概括如下。

首先是中国最早的青铜器发现于何时、何地，其对整个中国青铜时代产生了多大影响。

目前所知我国最早的青铜器发现于甘肃地区东部，即东乡林家遗址马家窑文化的青铜刀，约为公元前3000年，属孤例。此后相隔一段时间，在甘肃略有较多发现，但主要见于河西地区，甘肃东部较少，前者如张掖西城驿遗址；后者如永登蒋家坪遗址，属马厂文化和四坝文化，约为公元前2000年。据河西地区的发现，器物主要是铜刀，另有铜环、铜泡、铜锥，依石范还知铸有铜权杖首和铜镜。在西城驿遗址还发现有与铸造有关的炼铜炉渣、炉壁、矿石、石锤和陶鼓风嘴等，表明该遗址确是一处包括有铸铜作坊在内的重要聚落，发掘者将其分为三期，第一期属马厂文化晚期，第三期属四坝文化，说明延续时间较长。这是我国到目前为止考古发现的最早的铸铜作坊。在甘肃东部，继永登蒋家坪青铜刀发现之后，青铜器突然有较多发现，则属齐家文化时期，其大部分年代约与四坝文化及中原地区的二里头文化同时。齐家文化发现的青铜器，无论数量，还是器物类别都有增加，除较多的铜刀、铜锥外，还有铜镜、铜铲、铜牌饰、铜项饰等。虽然这些器物的造型与精美程度都很一般，但因其时代最早，所在地理位置特殊，对探讨中国青铜器的产生至关重要，故本书选取了一部分。

由于甘肃地区发现的上述青铜器是迄今为止中国发现的最早的青铜器，特别是西城驿铸铜作坊的发现，使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它的出现与欧亚草原的文化交流有关，这种认识有其合理性。但要据此进一步推断它是中原地区夏商周三代青铜铸造业的源头，尚需更多的证据予以充实。比如，介于甘肃与中原之间的陕西关中地区，即缺少系连二者的发现，倘若在客省庄二期文化及早期先周文化中有较多类似上述甘肃地区的青铜器发现，问题就会更加明朗。

在陕西及其以东，从仰韶到龙山时期都有一些小体铜器发现，除王城岗之残铜片为青铜，因所属时代存有争议，暂且不论外，其他发现多不属青铜，如仰韶时期有半坡、姜寨遗址的发现；龙山时期有山西襄汾陶寺、陕北神木石峁、河北唐山大城山、山东胶县三里河等遗址的发现。虽非青铜，但毕竟是铜器。尤其是陶寺遗址，已出土多件红铜器（依发掘者介绍，铜器中含极少量砷）。其中一件是铜铃，还有一件疑是容器口部。由此二器可知，其铸造工艺已比较复杂，即至少需要三块范才能铸成，也就是说，当时应该发明了多块范的铸造技术，突破了用两块范铸造简单器形的困境。两块范可以是石范，也可以是陶范，但三块以上的范最大可能是陶范。因此，这两件陶寺遗址铜器，应系陶范铸成，而陶范的发明在铜器铸造工艺发展史上是一重大突破，迈出了铸造复杂器形的第一步，开启了铸造中国特色青铜器的大门。

新技术的发明，会很快得到推广，继龙山文化之后，在中原地区的二里头文化中，青铜铸造业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在河南二里头遗址发现一处铸铜作坊，范围约一万平方米以上，属二里头文化第二至第四期，前后延续使用约200年之久，作坊内发现有多座操作间，铸铜器具有各种形式的坩埚、炉壁和陶范。依陶范可知所铸器物种类多样，其中不少造型奇特，形体较大，部分还有精美的花纹。用这些陶范所铸造的许多器物迄今尚未发现，若与二里头遗址已发现的青铜器相比，显得更加华丽精美。它们中肯定有一部分尚埋在那些还未发现的大型墓葬中。

仅据二里头遗址已有的发现，青铜器种类之多几乎包括了中国青铜时代最主要的类别。既有具礼器性质的容器，如鼎、爵、斝、盉等；也有用于战争的兵器和各类生产工具，前者有戈、钺、戚、镞等，后者有锛、凿、钻、锥、刀和鱼钩等；还有各种镶嵌绿松石的装饰品和铜铃。此外，早在20世纪70年代，于山西东下冯遗址的发掘中，也发现过属二里头文化时期的青铜器，有刀、凿和镞等，还发现有铸造斧与凿的石范若干，表明该遗址也能铸造铜器。近年，中国国家博物馆会同山西文物考古单位，先后在闻喜千金耙遗址和绛县西吴壁遗址进行了调查和发掘，前者位于中条山铜矿区，发现大量采矿或加工矿石的石锤，与之伴出的陶器属二里头文化和二里岗文化；后者位于中条山西麓。闻喜与绛县南北相邻，两遗址相距不远。西吴壁遗址发现大量与炼铜有关的遗存，如炼渣、残炉壁、矿石、木炭和石范等，时代恰属二里头文化和二里岗文化时期。由于该遗址尚未发现陶范，故发掘者推测可能主要是炼铜，至于铸造大量铜器，则在其他都邑性聚落完成。

二里头、东下冯、西吴壁和千金耙是中原地区发现的最早的与青铜铸造业有关的遗址，说明在二里头文化时期中原地区已形成了从采矿到铸造铜器的完整作业链。此时，形制简单的铜器还用石范；形制复杂的铜器则用陶范。

如前所述，齐家文化偏晚阶段进入二里头文化时期，其偏早阶段自然与中原地区龙山文化相当。如果将甘青地区和中原地区发现的早期青铜铸造遗存进行比较，可得出如下两点认识。

一是就青铜铸造的出现时间而言，甘青地区早于中原，因此，中原地区青铜铸造技术的出现，可能受到甘青地区的影响。是直接的人员流动，还是间接的技术传递，都有可能。总之，两地之间存在交流，不是隔绝的。对此，可以在其他方面找到旁证。如二里头遗址常见的典型陶器花边堆纹罐，见于客省庄二期文化与齐家文化中，而不见于中原地区任何一类龙山文化；再如齐家文化的典型陶器双大耳罐，在陶寺遗址也有一些发现；又如海贝，中原地区最早的发现是陶寺遗址，而更早的发现是在西部甘青地区，属马家窑文化和马厂文化，到齐家文化更多见。

二是虽然甘肃地区铸造青铜的时间出现早，地点多，但铸造器具仅见石范，未见陶范。所见铜器为数已不少，可均属简单器形，说明直到齐家文化时可能都未使用陶范，推测即使有也极少，未能成为主流。铜器中数量最多的是手工工具和饰件，没有发现容器。可能与礼仪有关的器物有权杖头（依石范）以及西宁沈那遗址出土的大铜矛（时代或晚）。而且在齐家文化之后，在东来的秦文化出现之前，当地的青铜铸造业一直未发生像中原二里头文化那样的突变，青铜器既未在生产领域发挥主要作用，也未在政治领域成为别等级、明贵贱、表身份的象征。如果说齐家文化属于青铜时代，则相当勉强，因为它与中原地区二里头文化时期的青铜时代不可同日而语，二者有很大区别。

其次，简单梳理一下青铜铸造业的发展历程。

按照学术界的普遍认识，二里头文化属夏文化，本书之夏代即指二里头文化时期。由于整个二里头文化时期都未发现大型墓葬，故已发现的铜器，涉及地点不太多，数量也很有限，实际应该更多，更精美。从已有发现来看，夏代确已进入青铜时代。此时的铜器，器壁普遍比较轻薄，纹饰不太复杂，为单层花纹。礼器中酒器突出，代表器物是爵、斝、盉，且爵与盉往往相配使用。也有食器。兵器已占较大比重。

商代为时较长，青铜器特征早晚变化明显，考古学文化包括二里岗文化和殷墟文化。商文化分期比较成熟，对分期的进一步概括有两种意见，一是概括为早、中、晚期，为三分说；一是概括为前、后两期，为二分说。依青铜器特征的变化，二分说容易把握，故本书采用二分说（个别省例外），即武丁以前为商前期，包括二里岗下层到殷墟一期；武丁以来为商后期，包括殷墟二期到四期。

商代前期，青铜器发现地点很多，可以说在商文化分布范围内有普遍发现，数量更是远多于夏代。青铜器铸造作坊也发现有多处，由黄河流域扩展到长江流域，如郑州商城、郑州小双桥遗址、偃师商城、洹北商城、垣曲商城、盘龙城商城、安徽台家寺遗址等，铜器特征基本承袭夏代风格，器壁仍然偏薄；纹饰多呈条带状单层花纹；铭文极少见，在发掘品中仅有几个疑似铭文的单体标识。礼器中仍是酒器最多，常见者为觚、爵、斝、盉。食器有鼎、鬲、甗、簋，其他器物还有尊、罍、瓿、盘、卣等。凡三足器，多为锥状空足。兵器中除最常见的戈、镞之外，新出现了矛和卷头刀。钺非常突出。需要强调的是，商代前期也未发现规模太大的墓，现知本阶段规模最大的墓是盘龙城李家嘴M2，该墓口稍小于底，墓底南北长3.77、东西宽 3.4米，其中随葬铜器50件。可以推测，在商王朝的首都郑州商城附近应有规模更大的墓存在，其随葬的青铜器一定远多于李家嘴M2。

到商代后期，青铜铸造业达到新的高峰。在商文化分布范围内，青铜器发现更为普遍。本阶段青铜器几乎全部变得厚重起来，多数器物甚至在整个青铜时代器壁都是最厚的，与此相匹配，纹饰变为多层花纹，有的近乎浅浮雕，而且往往是通体遍饰花纹。铭文有较多发现，以徽识为主，每器字数很少，到商后期偏晚才出现稍长的铭文，多达40余字。礼器中仍然是酒器最多，仍是区分等级最明显的器类。食器中，方鼎最为显耀。当然，本阶段的礼器和兵器除保留前一阶段的器类外，还出现一些新器物，这里不一一罗列。值得一提的是，商代后期又增添了成套的青铜乐器和车马器。

不仅商文化分布范围内有普遍发现，在商文化分布范围的外围，亦有不同风格的青铜器群存在，如晋陕高原铜器群、城洋铜器群、宁乡铜器群，还有四川三星堆和江西大洋洲的铜器，等等。至于铸铜作坊的发现，也拓展到商文化分布范围的外围。已发现的具有铸铜遗存的遗址，北面有陕北清涧辛庄遗址铸铜作坊的发现，甚至远达内蒙古清水河县，该县西岔遗址铸铜遗存就属商周之际；南面有江西吴城遗址铸铜遗存的发现，表明当时能够铸造青铜器的居邑很多，分属不同族群和不同考古学文化。比较而言，属吴城文化的大洋洲铜器与商文化关系最为密切。

虽然商代后期青铜铸造业非常发达，分布范围很广，但在关中西部及其以西的甘青地区发现却很少，包括先周文化及辛店文化、寺洼文化都是如此。这说明青铜铸造业虽然在这些地区发生最早，但未能得到传承、发展和光大。可到西周初年，这种局面被打破，特别是关中西部，已发现多处铸铜作坊遗址，如周原、赵家台、周公庙遗址，甚至远达宁夏南部彭阳姚河塬遗址等，至于西周首都镐京和东都成周，也都发现有铸铜作坊。可见，在商周之际，铸铜作坊发生由东土向西土大规模转移的现象，这显然与周灭商事件有关，学界也大都这么认识。所以，西周早期青铜器特征有不少与商代末期近同，应是工匠随之转移的结果。不过，西周青铜器的发现地点更多，分布范围更广。东方各诸侯国也有能力铸造青铜器，如山西天马—曲村晋都，北京琉璃河燕都，河南鹤壁辛村卫都等遗址均发现有铸铜遗存。

西周铜器分期有三期与两期之别，即在穆、恭之时开始发生变化。无论三期还是两期，期与期之间的区别经常不易判断，同一件器物的期别归属，常因人而异。本书为避免不必要的纠葛，对西周未予分期（个别省例外）。若与商代后期相比，西周铜器发生了一些变化。如食器占据主要地位，典型鼎簋组合的列鼎制度到西周后半形成；传统的酒器如爵、觚、觯突然减少，并在西周后半消失，代之而出的是成对的壶；水器成为高级贵族不可缺少的器物；西周初年新出现编甬钟，但每套件数不一，到西周偏晚阶段，方形成8件一套的常制。表权利象征的铜钺，远没有商代普遍，明显减少；兵器中，干（鍚为证）戈相伴，非常普遍；车马器大量使用銮铃，西周偏早时还流行当卢与轴饰。器物的纹饰，西周初年多与商代后期相同，流行饕餮纹（或称兽面纹）、夔纹与各种动物纹。到西周后半，则主要是各种形状的几何纹。有铭文的器物常见，书体与布局越来越规范，字数逐渐增加，到西周偏晚，有的铭文长达490余字，并出现刻铭。此外，在西周偏晚时，葬品中还出现了明器，且部分属复古器物，这一现象一直延续到春秋早期。

无论上述哪个方面，在周王朝统治范围内，其各阶段共性极强。

东周则不然，尽管此时礼制已经形成，并成为各国实行的准则，但随着周天子威望的逐渐衰落，诸侯及卿大夫势力的逐渐壮大，共性特征愈来愈弱，地方特色愈来愈强。比如，秦与楚的青铜器，虽都实行列鼎制，可在器形特征、器物组合、演变规律，甚至铭文书体等方面都有明显不同。其他诸侯国，尤其是称霸称雄的诸侯国也类似，或多或少都慢慢形成了自己的特色。一些地域相邻，自然环境相类的诸侯国还形成了共同的区域特征。

从青铜器铸造工艺技术层面来看，东周自春秋中期以来，一方面对部分已有工艺进一步发挥、推广，同时也发明不少新工艺，这些工艺技术在部分地区流行。如到春秋中期，器身与附件分开做模，分别翻范的技法被广泛使用。山西侯马春战之际的晋国都城铸铜遗址就发现不少鼎足、鼎耳和钟甬等附件，表明铸接与焊接技术更为普遍。此法的使用，可以制作式样复杂的器物，故春秋中期以来青铜器重新精美、复杂、漂亮起来，实与此有关，如新郑所出莲鹤方壶。春秋中期以来，在花纹的制作上，还广泛采用方块印模法。方块印模可以遍施全器，也可移施他器，省工省时，提高了效率。因此，铜器上出现一种非常细密的纹饰，即蟠虺纹和蟠螭纹，且往往遍布器物全身。在战国早期前后，嵌、错工艺和线刻（或称针刻）工艺流行，其构成的图像以写实内容为主，有各种动物、怪兽，有战争、狩猎、射礼、弋射、宴乐、采桑等。以上几种方法有一个共同特征，就是把整体制作改为分体制作，内部分工细了，效率高了，产品规格化了。

约到战国晚期，青铜器纹饰又有变化，由繁缛华丽转为简单朴实，流畅的云气纹出现，更有不少素面器流行，此风延续到汉代。

再次，谈一下青铜器的地域差别。

夏代青铜器除二里头遗址出土数量和器类最多，备受学界关注外，另一个受学界关注的地区就是上述甘青地区四坝文化和齐家文化铜器，缘由前已论及。其实，还有一个地区也很重要，因数量较少，尚未引起学界足够重视，即安徽斗鸡台文化出土的铜器，目前主要见于肥西县，容器有斝、还有铜铃，听说近来又有类似器物出土，其特征与二里头遗址所见完全相同。这是中原地区之外唯一发现二里头文化青铜容器和铜铃的地区，同时也伴出其他小体铜器。若联系二里头文化其他因素在长江流域的发现，如陶器，则斗鸡台文化和湖北盘龙城等遗址都有一些，表明在夏代，中原与江淮地区已建立了密切关系，其原因值得寻味。由此可以推知，在二者的中间地带也当有类似发现，比如，位于二里头遗址之东南的新郑望京楼遗址就出土过二里头文化铜爵等。

至于夏代青铜器在其他地区的发现，分布范围比较大，但数量较少，多属手工工具或装饰品等小体器物。最北面朱开沟第三段出有铜凿、铜针、铜臂钏和耳环；赤峰大甸子夏家店下层墓葬有铜耳环、铜指环；东面的岳石文化及先商文化有铜刀、铜环等。由于现知二里头文化时期的墓葬规模都不大，而且有的文化即使小墓也发现不多。也许大型墓葬随葬较多青铜器，则有待今后的发现予以证明。

到商代前期之初，即相当于二里岗下层时期，青铜器发现明显增多。但分布地区仍然集中在中原和江淮地区，这种态势显然是对前朝的延续，说明商王朝对南方同样重视。中原地区以郑州商城及其附近为代表；江淮地区以盘龙城为代表。而且后者有多种器物不见于前者，前文已经提到，这与后者发现的墓葬规模比前者大有关。到商代前期偏晚阶段，即目前被部分学者称之为中商时期阶段，随着商文化分布范围的拓展，青铜器亦相随出现。所见地点和数量都很多，这里不一一列举。

商代后期，虽商文化分布范围有所收缩，可青铜器的发现范围却更为广阔，远远超出商文化分布范围，而且数量更多，是中国青铜铸造业迅速发展时期，它与前一阶段商文化的扩张有直接关系，应是前一阶段商文化扩张的结果。

在商代后期商文化分布范围内，即使小贵族墓，也会有青铜器随葬。仅集中出某一族徽铜器的贵族墓地就发现多处，如山东苏埠屯“亚醜”（或释“亚酌”）族墓地、滕州前掌大“史”族墓地（延续到西周早期）；河北定州北庄子“瞿”族墓地；山西浮山桥北“先”族墓地、灵石旌介“丙”族墓地；河南罗山天湖“息”族墓地、正阳傅寨闰楼“亚禽”族墓地、荥阳小胡村“舌”族墓地，等等。其范围北起太行山两侧的定州与灵石一线，南到淮河流域的罗山与滕州一带，东近山东半岛。唯西方不明。一般认为西安老牛坡晚商遗存属商文化，因被盗严重，没有徽识材料出土，无法判断，也许当时葬有某族族徽的铜器，是该族的墓地。商文化分布范围内的铜器，从组合到器物各方面特征——器形、纹饰与铭文等，共性也很强。

商文化外围发现的商代后期铜器群，可分南北两线，南线是长江流域；北线是东部长城地带。无论南线还是北线，其相类之处是于个性特征之外都包含有典型的商文化铜器，都有各线自己的相同成分。商文化铜器大家熟悉，无需说明。各线的相同成分也比较清楚，如南线从成都平原到两湖地区，尊、罍和瓿发达；从两湖地区到长江下游，则大型乐器铙、镈突出。这些特征在部分地区延续到西周早期。北线西起晋陕高原，往东到燕山南北，相同成分是流行动物装饰的兵器、工具和装饰物等，还流行佩戴金属耳环。这些特征有的在夏代就已出现，往后延续时间更长；有的往西，还见于宁夏和甘青地区。

与商代相比，西周青铜器发现的地域范围更广。因自证国别的铭文材料丰富，周王朝统治范围基本可以确定，在周王朝统治范围内与统治范围外，青铜器特征亦有区别。

周王朝的统治范围，依出土自证国别的铜器铭文可知，北面有燕国、晋国，北京琉璃河燕侯墓地和山西天马—曲村晋侯墓地出土铜器为证；东面有齐国，高青陈庄与临淄遗址出土铜器为证；南面有鄂国、曾国等，随州羊子山鄂侯墓地和叶家山曾侯墓地出土铜器为证；西面是周人发祥之地，即关中西部和泾水上游一带，与本地区商代相比，青铜器呈喷发式涌现，见于很多采邑遗址，这亦与本区域发现较多西周铸铜作坊相吻合。据此，我们可以比较准确地复原周王朝的统治疆域，至于疆域内其他诸侯国铜器的发现，也有不少，而且多与历史文献记载相合，如鲁、卫、宋、应、滕、薛、黎、軧等。周王朝统治范围内的铜器，各方面特征大同小异，共性明显。

周王朝统治范围之外发现的西周铜器，除直接来自周王朝地区者外，有些礼、乐、兵器多仿自周文化，另有些本地特色的器物，比重各地所占不一。在南方，成都平原有彭县竹瓦街、成都金沙的铜器；湖南有望城高砂脊的铜器；江苏和安徽有土墩墓的铜器；广东有博罗横岭山的铜器；福建有浦城管九村的铜器等。在北方，陕北地区仅在延安以南有零星发现，晋中、晋北零星发现都谈不上，这与两地区缺少西周遗址相一致。再往东的燕山以北，主要有所谓喀左铜器群，其埋葬时间多属西周早期，所见青铜容器大部分属周文化器物，其中有包括燕侯在内的多件燕国铜器。另在迁安小山东庄西周墓出土一些铜器，也是周文化与本地文化因素的器物兼而有之。

东周各诸侯国铜器区域特色的形成，前面已经提到。在诸侯国外围边远地区也有各自的特色器物，多体现在兵器、工具与饰物上，容器或铸造技术类同容器的器物较少。有的器物可能延续到汉代，甚至更晚。如四川与重庆一带巴蜀特色的兵器、工具以及铸有“巴蜀符号”的徽章；云贵地区的储贝器与两广地区的铜鼓，以及整个东南地区流行的越式鼎等。北方地区则广为流行动物装饰的器物、环首器物、管銎器物、联珠状泡形器物、杖首、动物牌饰和铜鍑等。

以上简略归纳了中国青铜器的发生与发展历程，概括了区域差别，可以说从夏到东周，青铜器越来越丰富多彩，地域上呈滚动状由中原向四周不断扩大，构成了中国青铜时代的完整画面。

最后还需说明的是，由于参加编写的人员很多，各自认识与理解有很大不同，本书在按照既定体例予以统一时，也尽量兼顾各卷编写者的意见，因此，书中在诸多方面难以做到完全一致和均衡。加之某些客观条件的局限，当初的意愿未能全部实现，甚为遗憾。

本书出版在即，借此机会，向所有参加本项工作的同仁表示衷心感谢。

李伯谦  刘绪

2018年10月30日初稿，11月18日改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