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豌豆园之间的接力赛(2)

纪念孟德尔论文发表160年（1866-2026）

纪念孟德尔诞辰204年（7月20日/7月22日）

人们经常会问，为什么遗传学相对于其他科学领域起步如此之晚？在遗传学演变为一个独立的成熟科学领域的过程中，“遗传”的历史充满了许多情节和人物。这段历史往往布满了看似死胡同的障碍，而这些障碍后来都被史学家们理顺成了线性的发展脉络（Szabó and Poczai 2019）。孟德尔遗传规律的发现就是这些发展脉络中的关键节点---承前启后：创新的持久魅力---程时锋教授在2022年专门画出了一个图来说明孟德尔在生物学研究史上的独特地位，并称他为现代遗传学的起点（图7，Cheng 2022）。

顺着程时锋教授这张生物学研究史上的进化路线图（图7），往前看，翻开历史的一页就会发现，孟德尔并非孤身一人的天才，因为遗传学的许多核心原理早在孟德尔出生前就已经被阐明，这些研究同样是在孟德尔后来工作的布尔诺进行的，而且是通过对绵羊而非豌豆的研究得出的（Poczai 2014，Szabó and Poczai 2019）。显而易见，孟德尔并不是这些概念的发现者，也不是杂交方法或选择豌豆作为实验模型的发明者。人们必须去别处寻找是什么让他的工作成为生物学领域不可回避的杰作（Auffray and Noble 2022）？

在这种大背景的叙事中，孟德尔思想的源头起源于哪些因素？理应将这些前辈视为程时锋黄金链条上的环节，置于宏大的背景下进行审视，审视其在孟德尔思想形成过程中所起到的应有作用并得到认可……

有了历史才有现在，珍视历史才有未来……

1、相隔160年的两篇论文

2、孤独的努力

（1和2部分见https://blog.sciencenet.cn/blog-526326-1540988.html）

3、孟德尔思想源头的探索

3.1、史学家揭开了Festetics的神秘面纱---孟德尔之前的遗传法则

3.2、对遗传的生物学理解，部分源于对代代相传的人类疾病的观察

3.3、哲学家们对遗传的理论探索---Festetics和孟德尔前夜

3.4、借此文纪念孟德尔诞辰204年：关于出生日期的解读

图7 孟德尔在生物学研究史上的独特地位。 作为现代遗传学的起点，孟德尔在遗传学方面的发现如何为这里展示的科学家（以及许多其他科学家）奠定了基础，他们在过去160年里利用来自许多不同学科的技术，塑造了现代生物科学。其中重点突出了三个方面：遗传物质的阐明、信息流的建模以及表型特征的剖析。        图片来自 Mol Plant.2022 Nov 7;15(11):1641-1645. 

3、孟德尔思想源头的探索

3.1、史学家揭开了Festetics的神秘面纱---孟德尔之前的遗传法则

1989年，孟德尔的传记作者奥雷尔（Vítězslav Orel ,1926–2015）重新发现了170多年前伊姆雷·费斯泰蒂奇伯爵（Count Imre Festetics，1764–1847）1819年的作品——就像1900年重新发现孟德尔一样（1866）（图8）。早在1819年Festetics就引入了“遗传”一词，比现在人们普遍知道的1905年威廉·贝特森（William Bateson，1861－1926）在给亚当·塞奇威克（Adam Sedgwick，1854–1913)）的信中首次创造了“遗传学”这个词整整早了86年(图9) ——也比孟德尔的发现早了46年。当Festetics发表他的论文时，孟德尔还没有出生。有趣的是，Festetics这篇关键的论文，贝特森在1905年朝圣期间竟然没有看到，后来发现这篇论文一直被保存在他在布尔诺参观过的同一个修道院图书馆里，一个由孟德尔掌管了很多年的图书馆里。Festetics并未在孟德尔之前发现因子遗传或“孟德尔式”遗传学，但他的工作已然触及了洞察的边缘，确实为后来孟德尔的发现奠定了基础。如此看来，如果说孟德尔是这一背景下遗传学的奠基人，那么Festetics则有充分的理由被称为祖父。遗憾的是，除了少数例外，Festetics在当代科学文献或探讨遗传学史的著作中鲜被提及。尽管如此，他为布尔诺的知识背景做出了巨大贡献，正是这一背景孕育了孟德尔对遗传和杂交的兴趣。孟德尔——虽然无疑极具天赋——并不像Festetics那样是一个更“孤独的天才”。两人都是科学共同体（实际上是一个研究网络）的一员——如同程时锋教授的合作团队一样——致力于解决遗传问题(Orel 1989，Poczai 2014，Paleček 2016，Szabó and Poczai 2019，Feng 2025)。

18世纪将生殖、胚胎学和发育学称为“发生学”（the science of generation），这一事实提醒着我们这种哲学遗产的存在。现在我们清楚地知道，生殖——即父母产生后代的生物学过程——是所有生命的基本特征。遗传——即通过有性或无性生殖将性状从父母传递给后代——使得个体间的差异能够通过自然选择不断积累和演化。在18世纪下半叶，遗传尚未被定义为通过生殖过程将生物性状从一代传递给另一代。与人们通常认为的遗传定律起源——往往与孟德尔的实验联系在一起——相反，对性状传递及其理论概念化的研究兴趣早在18世纪就开始显现。遗传学是研究遗传的学科，特别是研究负责遗传的基本单位的变异。这一理论背后的思想是逐渐从哲学、法学、医学、自然史、园艺和动植物育种等不同领域的零散知识中以相当不同且互不相关的方式构建出来的（Poczai 2022，Poczai and Santiago-Blay 2022）。19世纪生物学将这些不同领域融合为单一的综合理论——孟德尔遗传学，是一个在历史和文化上相互依存的过程。因此，探究孟德尔思想的源头，就要理清这些交织的关系，逐渐汇聚成我们当代遗传学理解的各种思想脉络——让通往孟德尔的历史路径似乎更加清晰可辨（图7）。

图8 发现Festetics，发现孟德尔，发现“遗传”

图9 左图：1819年4月在 Oekonomische Neuigkeiten 发表的 Festetics 论文的标题页。提到“自然的遗传法则”自然的遗传法则是用长方形标记的。右图：1905年，贝特森写给剑桥大学教授塞奇威克的一封信的第一页(上)和第二页（下）。意含: “……没有一个常用的单词能给出这样的含义。人们迫切需要这样一个词，如果想要创造一个这样的词，“遗传学”也许可以……”  有意思的是，贝特森的曾祖父也叫亚当·塞奇威克(Adam Sedgwick，1785-1873)，他曾是达尔文的教授。贝特森在这封信中创造了“遗传学”这个术语。图片来自科学网：威廉·贝特森(3)

3.2、对遗传的生物学理解，部分源于对代代相传的人类疾病的观察

荷马的史诗Iliad和Odyssey（约公元前800-701）认为，男性的特征是继承自其父亲的。西班牙外科医生扎赫拉维（al-Zahrawi，936-1013年）将血友病归因于遗传。几代人之后，哈-莱维（Judah Ha-Levi，1075-1141）敏锐地写道： 我们在大自然中也观察到了类似的现象。许多人并不像他们的父亲，而是像他们的祖父。因此，毫无疑问，这种天性和相似性隐藏在父亲体内，尽管它没有在外表上显现出来。

1204年，南宋<普登录>就有 “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沿屋栋”的记载，后演变成“……能扒洞”这样的流行观念，这是“隔代遗传”和“代际传承”逻辑的早期雏形。

1554年，法国哲学家和医生费内尔（Jean François Fernel）(图10)认为：父亲的性情如何，儿子便如何；看看父亲在生下他时患了什么病，他的儿子也会继承他的疾病……他不仅继承了父亲的土地，也继承了他的体弱多病（Hurst andFye，2009）。人类医学中的遗传概念最初是通过发现人们之间的家系关联不仅仅意味着社会纽带而表达出来的：还存在着通过外貌和体质表现出来的身体联系。这是一个全新的概念，即身体和心灵，或其任何特征，都可以像财产、手艺和金钱一样被继承。这一概念在科学生物学思维中根深蒂固花费了很长时间。诸如“气质”之类的内在相似性——费内尔的名言中也反映了这一点，但其他行为或疾病同样如此——开始被视为遗传研究的有效来源。尽管母系和父系主导的思想引导了人们对世代传承的思考长达近1500年，但这些思想都没有促成遗传学坚实理论的发展。

那时的医生们关于遗传性疾病的辩论围绕着“气质”展开，这与针对特定疾病的体质倾向相对应并将遗传性疾病（haereditarii morbi）以及身体畸形和精神异常的传递与某些家族联系在一起（图10）。医生们记录了遍布欧洲的疯狂病例，指出遗传或“种子”是疯狂背后最重要的因素。遗传性疾病（例如癫痫、中风和躁狂症）的传播在当时是众所周知的，因为许多贵族家族（近亲通婚）都与某些疾病有关。例如，Habsburg family（也称为奥地利家族）以疾病或特殊身体特征（如下颌前突）的遗传传播而闻名（图10）。这种被称为“哈布斯堡下颌”（Habsburg jaw）的面部特征至少出现在该家族的九代人中。现代的研究表明，家族成员间的近亲繁殖触发了这种疾病。由于近亲通婚，查理二世（Charles II）面容严重畸形，导致西班牙哈布斯堡家族的男系血脉彻底断绝（图10）。

在18和19世纪初，医生们讨论了此类特征的遗传问题，以及其他“退行性”疾病，并向贵族家庭提供如何避免这些疾病的建议——成效或多或少。也讨论了遗传病发生时间（同时性）的观察参数，或在观察到疾病跳过一代时对延迟（潜伏期）的解释。这些讨论概述了hérédité的生物学定义，该定义很快被法国医生广泛应用。到18世纪，遗传一词的隐喻性形容词用法在多种语言中也以多种形式确立下来。在英语中，该形容词“heredity”直到1860-70年代才转化为名词，以对应法语的hérédité。因为到了孟德尔时代（1870年代），与遗传的科学应用相关的新的交叉科学领域证据正逐渐显现（Poczai and Santiago-Blay 2022，Poczai 2022）。

基于这些例子，人们现在普遍认为，对遗传的生物学理解，部分源于对代代相传的人类疾病的观察。一旦对遗传病的观察催生了生物遗传的基本概念，动植物育种者便成为进一步解释遗传现象的主要贡献者。

图10 左：Jean François Fernel（1497–1558）致力于翻译和阐明过去积累的知识。他是第一个使用“生理学”一词的人，第一个将阑尾炎描述为阑尾炎症的人（见科学网https://blog.sciencenet.cn/blog-526326-1482685.html），第一个谈论蠕动（参与消化的喉部肌肉波浪式运动）的人，以及第一个描述脊髓管的人。图片来自Clin Cardiol. 2009 Feb 3;20(12):1037–1038.中：19世纪时，“畸形”作为身体畸形遗传的现象已广为人知。水彩画（1871）来自Frontiers in Genetics 2022，13: 814436.右上：“哈布斯堡下巴”，左侧为腓力四世（Philip IV，1605–1665）的肖像（1631），右侧为其子及西班牙哈布斯堡王朝的最后一位国王查理二世（Charles II，1661–1700）的肖像（1685）图片来自J Hist Biol. 2022 Jun 7;55(3):495–536.右下：《老树开新枝》。一名助产士举着一个刚出生的婴儿，这个婴儿有一条和快乐的父亲一模一样的木腿。这幅漫画（1832）很好地展示了当时关于获得性遗传的观点。图片来源：Frontiers in Genetics 2022，13: 814436.

3.3、哲学家们对遗传的理论探索---Festetics和孟德尔前夜

4500年前，美索不达米亚人（Mesopotamians）就已经在使用家驴和野驴的杂交后代来拉动四轮战车投入战斗，Kungas就是最早的生物工程杂交动物——比马匹被培育用于相同用途至少早了500年（Bennett 2022）。它们通过人工杂交而诞生，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说明了在缺乏理论知识的情况下，人类是如何纯粹基于经验来利用看似难以理解的遗传奥秘的（图11）。

史前时期对女性的关注已被以男性为中心的观点所取代——即认为精子或“种子”作为交配中唯一显而易见的产物，是导致受孕的原因。上文中“有其父必有其子”（Chip Off the Old Block）这类观察在中世纪（12-17世纪）催生了“融合遗传”理论的雏形。为了解释遗传现象，古地中海欧洲发展出了两种哲学传统：一种强调粒子，被称为泛生论；另一种则强调遗传的物质属性以及环境的附加作用。

被誉为“医学之父”的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s）假设，“来自身体各部分的微小颗粒进入了父母双方的精液物质中，通过它们的融合产生了一个表现出双方特征的新个体”。人们认为这就是为什么有些孩子继承了母亲的眼睛颜色，而另一些孩子继承了父亲的头发颜色的原因。根据希波克拉底的说法，“种子来自身体的每个部分，健康的种子来自健康的部位，患病的种子来自患病的部位”（图11）。Stubbe认为，这种泛生论的阐述是更古老的德谟克利特（Democritus，公元前460–370）思想的修正版， 这种观点在整个中世纪广为流传：颗粒由男性携带、由女性携带，或由父母双方在精液中共同携带（Poczai and Santiago-Blay 2022，Poczai 2022）。

与泛生论不同，被视为西方哲学奠基人之一的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受毕达哥拉斯（Pythagoras，约公元前570–495）的影响提出了一种更为具体的理论---“血液发生学”：遗传物质并非被复制，而是特定的不变特征在世代间传递。不同的环境属性，会影响新生儿的性别。这种意识形态构成了古代遗传学研究推测的基础。将环境在遗传学中的作用纳入其中（图7、11），类似于更现代的观点，即基因和环境直接或通过表观遗传学（不要与胚胎发生混淆）对表型产生影响。

亚里士多德和希波克拉底试图揭开生命产生过程的奥秘，并解释父母与后代之间的相似性或差异。亚里士多德还认识到，与以男性为中心的遗传观点相反，母体种子对后代具有决定性影响，就如播种在不同土壤中的植物种子会产生不同形态的植物。然而，亚里士多德和希波克拉底都没有阐明关于这些畸形遗传效应的更深层关系，因为他们无法在父母的特性与其后代之间找到任何连续性（图11）（Poczai and Santiago-Blay 2022）。2000年后，如前所述，对查理二世家族的调查似乎弥补了这一点（图10右上）。

图11 在古代记录中，Kungas被描述为备受追捧且昂贵的生物，这可能是由于繁育它们的过程非常严苛。每只Kungas都是不育的，就像骡子等许多杂交动物一样，它们必须通过让家驴雌性与野驴雄性交配来培育，而野驴必须被捕获。野驴跑得比驴甚至比Kungas还要快，而且无法驯服，这使得Kungas的繁育成为一项极具挑战性的任务。图片来源：Frontiers in Genetics 2022，13: 814436.

文艺复兴时期，科学家对宇宙的态度逐渐发生了根本性转变。科学家们意识到，只要我们理解了构成粒子的系统，自然界就是可以被探索和解释的。所有生物都被视为遵循机械定律的产物。牛顿（Isaac Newton，1643–1727）通过数学证明了万有引力的存在，这催生了对宇宙结构、宏观世界以及后来自然界的研究需求。科学家们很快便将注意力转向了生物世界，开始仔细探究神秘的“生殖”（或繁衍）究竟是什么？此时，放大设备，例如列文虎克（Anton van Leeuwenhoek，1632–1723）所使用的显微镜的改进、科学家的逐渐专业化、大学的发展以及学者间交流的增加，共同催化了科学领域的思想变革。

通过理论、实验和解剖，这些17世纪的研究人员证明了雌性生物产生卵子，列文虎克通过显微镜发现了雄性配子（精子）。精子和卵子的发现使一些学者相信，发育被视为微型人（homunculi）的解包与生长过程，这一观点被称为前成论或预存在论（图12）。他们争论了近150年，究竟哪个成分才是关键因素，是卵子（卵子论者）还是精子（精子论者）？直到1745年，这场争论催生了“生殖”概念-——包含了一系列特别具有当代性的观念和实践，并出现了作为前成论替代方案的新解释。由此可见，直到17世纪末，在关于生物的讨论中，繁殖这一概念本身还是缺失的在这一时期，科学家们将新生命的创造与酿酒、烘焙和塑造粘土等创造性过程联系起来，这一想法后来与遗传学也联系了起来（图12）。

1745年，博物学家博内特（Charles Bonnet，1720–1793）发现蚜虫存在孤雌生殖，这动摇了雷奥米尔 (René-Antoine Ferchault de Réaumur，1683–1757) 关于父母及其通过“微”传递性状的观点（图12）；随后他放弃了观察人类多指症现象的尝试。在研究蚜虫之前，他认为生殖物质包含父母的分子，在特殊力量驱动的结合后，会产生一种新的秩序，从而形成后代。性状的传递与这一过程相关联。数学家和天文学家莫佩尔蒂（Pierre-Louis Moreau de Maupertuis，1698–1759）也像Réaumur一样开始研究多指症，通过观察这一性状在几代人中的再现方式，两位学者都得出了与前成论理论截然相反的结论。Maupertuis甚至计算出该性状在连续三代中不被传递的概率（8×10¹²分之一）（Sandler, 1983）。直到19世纪末，将数学应用于生物遗传现象仍被视为一项非凡的创新。显而易见，Maupertuis讨论了微粒的显性与分离现象，并利用概率论来研究遗传性状在代际间的传递（图12）。与前成论者形成鲜明对比的是，Réaumur和Maupertuis关于多指症的研究有助于确立获得性发生论的原则，即发育是从未分化的结构（受精卵）逐渐进行的，而不仅仅是通过预成实体的扩大（Emery 1988）。

图12 左：炼金术士们也在寻找人类生命的创造性物质。人们相信，小人（homunculus）——烧瓶中那个类似人类的小生物——化学方法制造出来。这一想法后来与遗传学联系起来，人们认为生殖细胞中存在着预先形成的“小人”。图片来自Frontiers in Genetics 2022，13: 814436.J Med Genet.1988 Aug;25(8):561–564. 

水螅再生研究也激发了布丰（Georges-Louis Leclerc de Buffon，1707–1788）的想象（图13），他在某种意义上同意Réaumur的观点，但认为粒子是通过一种内部秩序被塑造成生物的。他还提出，胚胎的形成发生在精液混合之后：“胚胎在液体混合后立即形成，然后通过营养同化有机粒子来生长”。随后，这些粒子会受到类似于重力、磁力或化学亲和力的力量的进一步引导。这个神秘的术语“forces”后来被达尔文（Erasmus Darwin，1731–1802）翻译成英文为“penetrating power (force)”，德国科学家开始直接用“Kraft”来指代这个英文单词。随后，卡梅拉留斯（Rudolf Jacobus Camerarius，1665–1721）和德国生理学家沃尔夫（Caspar Friedrich Wolff，1733–1794）的工作有助于确立了生成论的原则。作为表观遗传学思想的早期倡导者和推动者（图13），Wolff在1759年认为发育中的胚胎携带一种在生殖过程中从亲代传递给子代的隐藏实体。他还假设这种传递的实体会以可变的形式表现出来，取决于气候和营养的影响。新的物理变异的产生，是因为环境影响作用于亲代的种子，并受到一种被称为“vis essentialis”的特定力量的引导。

1781年，布卢门巴赫（Johann Friedrich Blumenbach，1752–1840）将“形成力”（nisus formativus 或 Bildungstrieb）视为塑造生物生殖的驱动力：这种有机力量在物理和文化意义上，指导了生物体在生殖和发育过程中的形成与外观（图13）。对于18世纪的学者而言，遗传不仅涉及从亲代到子代的性状传递，还包含一种社会文化关系。因此，Blumenbach的形成力被视为一种组织力量，解释了在世代繁衍和人类文化中，无组织物质如何转化为有组织形式的过程（Lenoir，1980）。Blumenbach的思想完美契合了当时不断演进的科学与医学思想，并体现了一种基于生理学的“功能性同一性”，社会过程的哲学家和理论家将其称为“潜能”或“投资”（Anlage）（图13）。

1785年，借鉴Blumenbach的“形成冲动”（Bildungstrieb），德国哲学家康德（Immanuel Kant，1724–1804）倡导启蒙运动（Aufklärung）思想和“Sapere aude”（敢于求知）原则，在遗传学语境下将金融术语“Anlage”定义为需要被开发之物的源头（图13）。这种生物学解释使得人们能够将遗传性状的倾向视为未来的潜能，例如，这些性状可能受环境影响，但从一开始就通过祖先的组织与个体相联系。

除了环境和物理决定论之外，受Blumenbach的启发，环境对生物的影响及其通过繁衍过程的传递也出现在赫尔德（Johann Gottfried von Herder，1744–1803）的哲学中（图13）。通过创造行为而形成的稳定的自然实体是18世纪的一个核心主题，但它也是古代哲学家们的一个重要概念，在古代，差异被视为畸形，这种从原始形态的退化在18世纪与遗传疾病联系在一起，特别是对动物和人类。1785年，Herder认为遗传力（genetische Kraft）指的是生物体的一些内部特征，如果这些特征发生改变，就会产生可遗传的变化，而其他更表面的变化则不会遗传，他区分了人们施加于自身身体的习惯性畸形（例如穿鼻孔、缠足等），无论持续多久，这些习惯都不会产生持久影响，而遗传性畸形则是可以遗传的。尽管这些遗传特征并非一成不变，但它们仍会发生改变，只是过程缓慢且跨越世代。

由于Herder认为他的理论同样适用于所有生物，他使用了源自希腊语genetikós（γενετικός）的“遗传”一词，在此语境下意指联系或起源。Herder的遗传力量似乎带有“遗传”这一形容词的含义，尽管它通常与定义各种生物类型的遗传特征相关联。Herder在整体论观点中，将这一概念扩展到了语言领域，认为语言是一种永不完结的普遍有机体；它更像是一个不断变化的动态过程，具有“发生”上的差异。在赫尔德的概念中，“genetic”指的是具有共同祖先的两种语言之间的关系。Herder的学生德国博物学家兼诗人歌德（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1749-1832）使用“genetic”一词来指代一系列原型植物中某些形态现象之间的决定联系，所有形式均可从中衍生。这一思想为达尔文（Charles Darwin，1809-1882）和华莱士（Alfred Russel Wallace，1823-1913）提出了进化论问题（图13）（Szabó and Poczai 2019）。

遗传力是生物在受外部环境因素改变之前永久遗传性状的总和。然而，Herder理论最大的问题在于，它在某种程度上以拉马克式的方式假设了获得性性状的遗传。正是拉马克（Jean-Baptiste Lamarck，1744–1829）声称，长颈鹿之所以伸长脖子，是因为它们必须逐渐伸得更高才能吃到树叶。因此，获得性性状得以形成，并在后代中进一步遗传（图13）。Herder的遗传力概念为这一方向提供了完美的依据。它是一个哲学概念，而非生物学理论。这些概念将在下个世纪的自然科学中产生回响，尤其是在生物学领域。

图13 Herder说过这样的话，承认、尊重每一代人的创造……又从一代又一代人的成就中发现、肯定历史先后的继承关系……放在这里可能更合适？

孟德尔遗传学和自然选择——或许加上获得性遗传（表观遗传学）——在其创始人有生之年从未有机会交织在一起，但在这里——图13——碰面了。18世纪前（古希腊-18世纪末）的遗传相关观察与研究是碎片化的，虽未形成系统学科，但为19世纪遗传学的诞生提供了哲学基础、实践经验和理论争议。为19世纪遗传学的“范式革命”（孟德尔定律，包括达尔文进化论）提供了问题框架、实践样本与思想土壤，是遗传学从“经验描述”转向“科学理论”的关键铺垫。 

3.4、借此文纪念孟德尔诞辰204年：关于出生日期的解读

约翰·孟德尔（Johann Mendel）1822年7月出生于奥地利西里西亚的Heinzendorf (Hynčice)村（现属捷克共和国），1843年他成为修士时，取了修道名格雷戈尔（Gregor）---格雷戈尔·孟德尔(Gregor Johann Mendel)。关于孟德尔的几个历史误解中，第一个是他的出生日期，是7月20日？还是7月22日？网络上通俗传记中的一些作者试图通过推测他出生于7月20日，在7月22日受洗来解决这一分歧。然而，证据与这一假设相矛盾：教区的出生登记簿将他的出生和受洗日期均列为7月20日。

Fairbanks 引用Klein J和 Klein M 2013年的说法“登记簿的另一个奇特之处在于，1822年出生的所有七个孩子都在出生当天受洗”。这表明这些日期可能是错误的，因为在当时，婴儿很少在出生当天就受洗。孟德尔的侄子辛德勒（Alois Schindler）说，他的格雷戈尔叔叔和母亲特蕾西亚（Theresia）坚持认为正确的出生日期是7月22日，并推论：“也许教区的日期记录得太晚且不正确”（Fairbanks，2022）。

关键是：孟德尔本人在所有已知文件中始终将自己的出生日期列为7月22日。

现实是：几乎所有人，特别是科学期刊都是在7月20日这一天纪念他的生日。

借用Herder话结束这一段关于孟德尔思想源头探索的19世纪之前的遗传学部分。

承认、尊重每一代人的创造……又从一代又一代人的成就中发现、肯定历史先后的继承关系……

               2026-7-16日于济南

（传承与创新（15）：创新的魅力：两个豌豆园之间的接力赛(2)）

以前在科学网的文章：

纪念孟德尔诞辰200周年，7月20日

阑尾炎诊断的历史（1）https://blog.sciencenet.cn/blog-526326-1482685.html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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