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6（SDG6）是《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17项核心目标之一，核心愿景为“确保水和环境卫生为所有人提供并实现可持续管理”。SDG6突破传统饮用水与卫生设施服务的单一视角，构建起涵盖饮用水供给、环境卫生、水质管控、用水效率、水资源压力、综合水资源管理、跨界水合作、水生态保护、国际合作与公众参与的综合性全球水治理框架。全球水治理议程历经20世纪70年代国际饮水卫生议程、千年发展目标（MDGs）阶段，最终演进至2015年SDGs体系，完成了从基础水服务供给到“水资源‑水环境‑水生态‑水安全‑水治理”系统治理范式的转型。联合国2026年评估显示，SDG6全球实施取得阶段性成效，但整体距离2030年目标仍存在显著差距。中国SDG6多数指标优于全球平均水平，但面临水资源压力偏高的结构性短板。SDG6的指标体系与治理逻辑，可为我国水治理现代化转型提供国际参照，推动我国从工程导向的水资源开发模式，转向以流域为单元、水资源承载力为约束的系统化现代水治理体系。

关键词：SDG6；可持续发展；全球水治理；水治理现代化；水资源；水生态 

0 引言

水是维系人类生存、支撑社会经济发展的基础性资源，也是串联生态环境、农业、工业、城市建设、公共卫生与气候变化的关键纽带。进入21世纪，全球水问题趋于复杂化：饮用水与卫生基础服务覆盖面持续扩大的同时，水资源短缺、水体污染、地下水超采、水生态退化、旱涝极端灾害、跨界水资源冲突等问题不断凸显。当代水问题不再简单等同于“水资源供给是否充足”，而是延伸为安全供水、水量保障、水资源可持续获取、水资源合理利用、水生态系统功能维系等多重维度的复合命题。

2015年联合国大会通过《变革我们的世界：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SDG6正式确立，将水议题从公共卫生领域的基础设施问题，升级为覆盖资源、环境、生态、治理的全球性综合发展议题。2026年联合国发布SDG6水与环境卫生综合报告，系统复盘目标实施十年来的全球进展，提出2030年前加速行动路径。梳理SDG6的演化脉络、全球实施现状，对比研判中国相关领域发展水平，对把握全球水治理发展趋势、推进我国水治理现代化具备重要现实意义。

1 SDG6的历史演化：从基础供水到系统水治理

全球现代水治理经历了三个重要发展阶段，治理理念、关注重点不断迭代升级。

第一阶段为20世纪70年代，全球水治理步入供水与卫生阶段。1977年联合国马德普拉塔水事会议，是联合国首次以水为主题的大型国际会议，确立了“人人享有足够数量和质量的水”国际理念。该阶段的治理逻辑以工程保障供水为核心：面对缺水问题，通过水源工程建设搭建供水系统，以此改善公共卫生条件，研究与实践重点集中在饮用水供给、环境卫生、水资源开发、水污染防治以及发展中国家基础水服务保障。

第二阶段以2000年千年发展目标（MDGs）出台为标志，水正式纳入全球发展目标框架。MDG7环境可持续目标下设子目标7.C，提出到2015年将无法持续获得安全饮用水与基本卫生设施人口比例减半。后续约翰内斯堡世界可持续发展峰会将卫生设施正式纳入目标体系。1990‑2015年间，全球26亿人口获得改善型饮用水源，饮用水相关目标提前五年完成。但MDGs存在固有局限：侧重改善型水源覆盖，对水质可靠性、供水持续性、污水处理、水资源可持续利用、水生态保护、综合水资源管理等维度关注不足。该阶段实现了从“水是基础设施问题”到“水是全球发展问题”的第一次跃升。

第三阶段始于2015年SDGs取代MDGs，实现从基础水服务向水系统治理的根本性转变。SDG6设置8项具体目标，覆盖安全普惠饮用水供给、卫生与个人卫生保障、水质改善与污水资源化、用水效率提升、综合水资源管理与跨界水合作、水生态系统保护修复，配套国际合作赋能与地方社区参与两大支撑目标，并进一步细化为12项全球监测指标。至此全球水治理完成范式切换：由单一的水服务目标转向全维度水系统目标，由供水工程建设升级为完整的水治理体系构建。

2 SDG6的制度架构与核心工具

SDG6的落地依托联合国多机构协同的治理模式，形成监测‑评估‑行动的完整工作链条。

联合国水机制（UN‑Water）是核心协调平台，统筹联合国各机构水相关业务，组织开展SDG6综合评估，2026年SDG6综合报告即由该平台统筹编制，提交联合国高级别政治论坛。SDG6综合监测倡议（IMI‑SDG6）承担指标监测职能，整合多机构数据源，协调各国开展数据采集，建立起可比对、可核验的全球水治理数据底座，数据来源包含联合国统计司、WHO/UNICEF联合监测计划等。

2020年推出的SDG6全球加速框架，完成从监测评估向实践行动的延伸，提出五大加速器：融资、数据与信息、能力建设、创新、治理，分别回应资金来源、问题识别、实施主体、技术路径、长效制度保障五大现实命题，这套逻辑同样对各国水治理实践具备借鉴价值。

SDG6另一重大贡献是建立全球统一可比的指标体系，搭建起全球水治理的“共同语言”。区别于各国传统使用的人均水资源量、供水普及率等分散评价指标，12项全球指标将饮用水安全、卫生设施、污水处置、水质、用水效率、水资源压力、综合水资源管理、水生态保护等全部纳入统一框架，便于跨国横向对比分析。

3 SDG6全球实施进展与现实挑战

依据2026年联合国评估数据，2015‑2024年全球SDG6多项服务指标实现增长，但整体推进速度不足以达成2030年既定目标。

安全管理饮用水覆盖率从68%提升至74%，农村地区由50%提升至60%，但2024年全球仍有22亿人口无法获得安全管理饮用水；安全管理卫生设施覆盖率由48%增长至58%，仍有34亿人口存在卫生设施缺口；家庭基本个人卫生服务覆盖率由66%提高至80%，17亿家庭仍缺少基础卫生设施。

污水处理成为全球突出短板，2024年全球家庭污水安全处理率仅56%，提升幅度有限，全球水治理的矛盾逐步从供水保障，转向供水‑排水‑污水处理‑再生利用的全水循环链条建设。用水效率2015‑2023年提升24%，但全球水资源压力维持在18%左右并未明显下降，经济产出增长并未同步缓解水资源消耗压力。用水结构上，农业是第一用水大户，占全球淡水取水量72%，农业节水是全球水资源安全的关键抓手。

综合制度层面，按照当前推进节奏，全球实现可持续水资源管理或将推迟至2049年以后，2030年目标与现实进展之间存在显著时间差，也凸显全球层面加速行动的紧迫性。

4 中国SDG6实施现状及结构性特征

中国被联合国列为2026年SDG6国家加速案例，浙江农村供水实践被作为典型经验对外推介。对比全球指标，我国绝大多数SDG6指标领先全球平均水平，但呈现服务指标高、治理能力强、水资源压力突出的结构性特征。

2024年我国安全管理饮用水覆盖率97.7%，家庭基本洗手设施覆盖率约95%，远高于全球均值；安全管理卫生设施覆盖率68.9%，家庭污水安全处理率64%，同样高于全球水平；2023年受监测水体良好水质占比89%，用水效率、综合水资源管理实施程度均优于全球。但我国水资源压力达到42%，大幅高于全球18%的平均水平，成为核心短板。

从结构性矛盾来看，第一，我国基本饮水服务已达到较高水准，水治理的主要矛盾由“有没有水喝”转变为供水的稳定性、安全性、优质均衡与可持续性。第二，卫生与排水链条仍有提升空间，卫生设施指标显著落后于饮用水指标，需要补齐排水、污水处理、再生水利用、污泥处置、农村卫生设施全链条短板。第三，水资源压力是最大约束，受人口规模、经济总量、水资源时空分布不均、水土资源空间错配影响，不能仅依靠人均水资源量评判水安全，需要强化流域、区域、季节、地下水、生态需水、水资源承载力多维度研判，与我国“四水四定”发展思路高度契合。

回顾我国水利发展历程，过去长期遵循工程建设、水资源开发、供水保障、防洪减灾的发展逻辑，在工业化城镇化高速阶段发挥重要作用。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单纯依靠工程增量难以化解复杂水问题，治理逻辑需要向以水资源承载力为前置约束，优化配置、节水增效、生态保护、水环境治理、水安全保障转型，这与SDG6的系统治理逻辑高度契合。

5 中国落实SDG6面临的主要挑战

结合联合国SDG 6监测数据与文献资料，我国SDG 6整体表现优于全球平均水平，但存在突出的结构性短板，主要挑战集中在水资源压力、城乡基础设施差距、污水资源化、水生态修复、流域综合治理、监测与制度、气候变化多重压力等方面。

5.1 水资源压力居高不下，资源禀赋与发展布局错配

我国水资源压力达到42%，远高于全球18%的平均水平，是实现SDG 6最核心的硬约束。水资源空间分布与人口、产业、耕地布局严重错配，北方黄淮海等区域以少量水资源承载大规模人口与经济，地下水超采问题突出，流域尺度水资源承载力接近阈值。用水效率虽持续提升，但农业用水占比高，农业节水改造任务重；城镇化、产业发展带来用水刚性增长，单纯依靠提高用水效率难以完全抵消取水压力。部分区域生态用水被挤占，维持河湖、湿地、地下水生态系统的水量保障难度大，落实四水四定、把水资源作为发展硬约束仍存在落地难点。

5.2 卫生、排水与污水处理链条存在短板，城乡差距显著

我国安全管理饮用水覆盖率达到97.7%，饮水保障水平很高，但卫生设施、污水处置是明显短板。安全管理卫生设施覆盖率68.9%，虽高于全球58%，显著落后于饮用水指标；农村卫生设施、无害化厕所运维短板突出。家庭污水安全处理率64%，城市污水处理能力较强，但农村污水收集处理缺口大；大量农村生活污水没有实现安全收集处置。污水资源化利用不足。污水还没有充分作为“第二水源”，再生水回用规模、回用场景有限，“治污‑节水‑资源化”循环链条尚未完全打通。

5.3 水生态保护修复任务艰巨（SDG 6.6）

水质指标总体向好，2023年监测水体89%达到良好水质，但水质改善不等于水生态系统健康。部分河湖生态流量保障不足，部分水利工程对河湖连通、湿地、河口生态造成扰动；地下水超采修复需要长期过程。面源污染（农业、农村）管控难度大，影响水体长期稳定达标；部分湖泊、湿地萎缩，水生生物栖息地退化问题仍存在。水生态系统恢复周期长，生态修复成效易受干旱、极端水文事件干扰。

5.4 流域综合水资源管理的协同治理仍有不足（SDG 6.5）

我国综合水资源管理实施程度81%，处于较高水平，但跨行政区流域治理仍存在现实障碍。跨省市流域中，水资源统一配置、水生态统一保护、水环境协同治理、生态补偿机制仍需要完善，不同行政区发展诉求不一致，协调成本高。传统水利偏重工程建设，“水资源‑土地‑产业‑城市‑农业”一体化综合管理落地不足。SDG 6包含跨界水合作指标，我国跨境河流多，跨境水信息共享、合作机制建设任务繁重。

5.5 多主体协同治理不足，公众参与深度有限（SDG 6.b）

SDG 6要求强化地方社区、利益相关方参与，我国水治理仍较多依赖政府主导模式。公众参与更多停留在宣传科普层面，在水规划编制、水资源分配、河湖治理决策环节实质性参与不足，市场主体、社区的作用尚未充分释放水利部发展...。农村供水、地下水管控、节水、污水资源化领域，缺少成熟的社区参与机制。

5.6 监测统计体系与国际SDG 6指标衔接仍有差距

部分SDG 6国际指标定义、统计口径和国内现有统计体系不完全一致，污水安全处理、水生态系统变化、跨界水合作等指标的数据采集难度大，部分指标基础数据缺口大。数字监测基础设施区域不均衡，部分基层、农村地区监测点位不足，完整的“物理水网+数字水网”还在建设完善过程中。

5.7 气候变化带来新增外部风险

气候变化放大水治理压力：极端干旱、极端暴雨洪涝事件频发，加剧水资源时空波动。干旱年份加剧北方水资源短缺，抬高水资源压力；洪涝带来面源污染冲击，影响水质稳定。旱涝交替会干扰供水安全、污水设施运行，对水系统韧性提出更高要求。

5.8 结构性矛盾总结

整体来看，中国SDG 6呈现“服务指标高、治理能力强，但资源压力突出；水环境改善快，水生态约束强”的格局。饮水硬件已经基本解决，主要矛盾转向稳定性、可持续性、均衡性、全链条循环。要实现2030年SDG 6目标，不能只依靠工程建设，必须落实水资源承载力约束，补齐卫生‑污水‑再生水链条，强化流域协同治理、水生态修复、多元参与与数字监测。

6 SDG6对我国水治理现代化的启示

SDG6并不直接提供政策方案，而是提供一套国际参照框架，为我国水治理现代化提供多维度启示。

6.1 推动从单一水资源管理迈向完整水系统治理

传统水资源管理聚焦水源分配、水量调度；现代水治理需要打通水源‑供水‑用水‑排水‑污水处理‑再生利用‑生态补水全链条，统筹水量、水质、生态循环，实现从源头到末端的闭环管理。

6.2 将水资源承载力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硬约束

面对较高的水资源压力，持续落实“以水定城、以水定地、以水定人、以水定产”，构建水资源承载力与人口、产业、城镇化之间动态匹配机制，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主动适配水资源禀赋，而不是无限制消耗水资源适配发展需求。

6.3 实现工程治水向工程‑生态协同治水转变

我国水利工程建设能力位居世界前列，但水利工程的目标不止于调控洪水、调配水量，更要维护水生态系统健康。将生态流量保障、地下水回补、河湖连通、湿地修复、河口生态保护纳入水利工程评价体系，打通水库、河湖、湿地、地下水、近海的生态联系。

6.4 把污水处理升级为水资源管理重要环节

跳出“污水只是污染物”的固有认知，把污水视作第二水源，构建“污水净化‑再生水多场景回用”循环路径，将传统污染治理升级为治污、节水、资源化协同推进。

6.5 强化流域综合管理，完善跨区域协同机制

以流域作为生态‑经济‑社会复合系统开展综合治理，从传统水利工程管理拓展到水资源、土地、生态、产业、城乡统筹管控。完善跨行政区流域规划、统一配置、协同保护治理，健全流域生态补偿、区域利益协调制度。

6.6 构建适配我国国情、对接SDG6的水治理评价体系

立足我国实际，构建水治理现代化指数，设置水安全、水资源、水环境、水生态、水效率、水治理、水公平、水韧性一级指标，下设细分指数。既实现与国际SDG6指标横向对比，又充分体现我国水治理实践特色。

6.7 建设数字水网，将数据视作新型水治理基础设施

现代水治理既需要水库、管网、污水处理厂等实体水利基础设施，也需要监测站点、遥感、模型、数据库、数字孪生组成的数字基础设施，打造物理水网、数字水网、生态水网三位一体的现代水治理底座。

6.8 构建多主体协同治理格局

突破政府单一主体管理模式，构建政府、市场、科研机构、社区、公众多元参与机制，在农村供水、地下水管控、河湖保护、节水、污水资源化领域充分释放社会参与价值。

7 结论

SDG6代表全球水治理的第三次历史转型：从追求水资源开发，到保障人人可获得水，再到实现全维度可持续水治理。它不只是一套联合国发展目标，更是全球水治理思想演进的重要里程碑。

全球范围内SDG6取得一定进展，但距离2030愿景仍存在巨大缺口。中国多数指标优于全球平均，浙江农村供水等实践获得国际认可，但依然面临水资源压力大、污水资源化不足、水生态修复任务重、部门协同有待加强等结构性短板。

我国水治理现代化需要完成逻辑跃迁：由传统“开发水资源‑建设水工程‑保障供水”，转向“节约水资源‑优化水配置‑改善水环境‑保护水生态‑保障水安全‑完善水治理”。未来我国应构建以流域为治理单元，以水资源承载力为刚性约束，以水生态保护为基础，以水环境质量为底线，以水安全为目标，数字技术赋能、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现代水治理体系。我国水治理正告别传统的治水工程时代，全面迈向水治理现代化时代。

参考文献

（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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