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ndor Popovics  教授是一位国际知名的混凝土专家，一生发表150多篇专业论文，包括四本混凝土方面的专业书籍。这些书被翻译成多种文字，其中一本Fresh Concrete有中文译本。相比许多只从书本得知Popovics教授的人相比，我有幸曾与Popovics教授密切交往过 — 他的儿子John Popovics是我的博士导师，而且当时他们父子又是同事关系，是同一个学校同一个系的faculty。那时候老Popovics已经是荣誉退休教授，虽已退休多年，仍然保留着自己的办公室，每天穿戴地整整齐齐地来上班。而John则是刚刚开始的助理教授。他们这种特殊的父子同事关系让我觉得在Drexel学习的那一年非常有趣。我有时候开会的时候介绍自己是Dr. Popovics的学生，别人就会问是老Popovics还是小Popovics。

 

我首次知道这对父子的名字是在国内读研究生的时候。查文献的时候发现有一篇用超声波研究混凝土受力状态的文章。这篇文章给我印象特别深，因为我当时也在做类似的实验，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两个作者的相同姓氏让我觉得很有趣。也说不出来为什么，我对Drexel和Philadelphia这两个学校和城市名字也非常有好感。那时候我没打算出国，对美国的学校和地理几乎一无所知。过了几年后打算出国，才知道Drexel是江公子当年留学的地方。因为自己与两位Popovics研究背景比较接近，我就把Drexel作为了首选。那时候互联网还不是很发达，从Drexel寄来的材料中，我只找到了老Popovics的email。我就试探着给老Popovics发了一封信，列出了自己的情况以及发表的论文。几天后，我收到了John的回信。John说他是Popovics教授的儿子，也在做混凝土无损检测的研究，觉得我的背景很好，他愿意提供资助。过了几个月，他很高兴地告诉我他得到了NSF Career Award，可以保证我四年的RA资助，并把Career Proposal寄给了我。我那时候就觉得John是一个非常实在，值得信赖的人。虽然后来又得到了另一个学校的offer，仍是毫不犹豫地选择了Drexel。后来证明这个选择对我的事业发展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在申请学校的时候，我是先联系老Popovics教授，然后才联系到John的。到了费城以后，也是先见到的老Popovics。当时John在度假。我去系里报道，老先生听说我来了，主动过来跟我打招呼，说是早就已经等待我的到来了。第一次开组会，老先生也在场，并给John提一些建议。在我Drexel学习的一年多时间里，几乎在学校的每一天都会见到老Popovics，虽然他已经退休多年了。下面是我所记得的关于老先生的的一些有意思的小故事。

 

John开了一门新课 “NDT technologies for Infrastructure”。老先生也每次来听课，坐在第一排最边上的位子。Drexel的研究生课都是安排在晚上，连续三个小时，这无论对老师还是学生来说都不容易。老先生快80岁了，经常是一个小时以后就开始犯睏，课间休息的时候就溜出去不再回来了。有一次听到John跟他父亲打趣说“我的课堂是不是你睡觉的最好地方啊？”，老先生嘿嘿一笑不答。这门课要涉及到一些信号处理的基本知识。有一天我在走廊遇到老Popovics，老先生走来悄悄地问我“什么是园频率”，我告诉他就是2pf，跟频率就差一个系数p。他听明白后很高兴地走了。我当时来美国不到一年，在国内还是很少见大牌老教授找学生来问这么基础的问题的，所以觉得比较新奇。后来发现有时候老先生愿意来问我个小问题或者找我帮他个小忙，而不是直接去问他儿子。后来看到我父亲喜欢跟小孩子讲很多话，我觉得我现在可以理解老人的这样做的原因了。

 

虽说我很早就读过一些老Popovics的文章，但是因为我的研究方向不是材料，对于他在混凝土学术界的名气有多大并不是特别清楚。直到后来，有好几个做混凝土材料的朋友问我John的父亲是不是那位非常著名的老Popovics，我才开始认识到老Popovics在这个领域的重要性。去年西北大学的Shah教授评为中国工程院海外院士。Shah的学生曾跟我提起，当她与Shah对一个问题有不同意见时，只要她说这是老Popovics书中这么说的，Shah教授就不再坚持了。

 

老Popovics在80多岁的时候申请到了一笔资金，研究用高频超声测试混凝土强度。他需要找个学生帮忙编个Matlab 程序。他去跟John商量能不能我来帮忙。John提前跟我通气，说他父亲需要找人帮忙，但是提醒我不要因为是他父亲的要求就不好意思说不。如果我不想做，就说No好了。我了解了课题的大概情况以后，感觉我确实帮不了，因为那时候我几乎不会用Matlab，如果是现在也许一两天就可以做好了。因为有John的支持，我对老Popovics说No的时候就不觉得那么难。如果能帮忙，我还是会尽量帮的。后来这个忙是在三年以后帮上的。那时候我已经跟John到了UIUC好几年了，临近毕业。John的父母来乡下探望儿子。老Popovics提前让John跟我打好招呼，自己准备好程序，还带了一盒巧克力，到实验室里让我帮他运行一下Matlab程序，生成了几张图。就在去年11月的ACI会议上，88岁的老Popovics居然还在会议上做了一个报告，实在是不可思议。可惜他的报告安排在最后一天下午，而我的飞机是中午的，没能见到老先生最后一面。

 

我最后一次见到老Popovics是在2006的春节，在我芝加哥的家中。那时候我刚刚毕业离开UIUC，在芝加哥开始工作。我父母仍然与我们在一起。我邀请John一家到我们家过春节，刚巧老Popovics来到John的家中，John的岳父家离我们也不远，我就邀请他们一起到我们家里吃饺子。那天是我们在芝加哥居住一年多里面最热闹的一天。我父母是好客的人，很高兴有这么人来。虽然语言不通，但是桌上的美食是不分国界的。直到几年后，John的女儿仍然记得我妈做的水饺好吃。

 

中国人传统认为人活七十以上，无疾而终，是为喜丧。在办完葬礼以后，John在给我的email中说到，他父亲一生健康地活了八十八岁，that’s a great thing。

 

 

 

 -- 写于2010年3月7日飞往San Diego途中

 

 

 

Popovics教授在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