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先勇 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

不亏是个遗老遗少，通篇就是一个“丧”字了得。稀疏的胡子，一条短辨结在脑后，在书上翻来翻去的全是褶皱的皮肤稀松地贴在全是“骨节”的手指。虽然从照片上看是个美男子（书的前面附了很多作者照，不得不拿一个别针别起来），但书的气息却全是这样的：没落、颓丧、静止、终点、沉寂，莫不是作者命里已属土？连写一朵花都是“繁花覆盖的下面，腐烂、枯黑，发了白霉吊在枝头的花苞，斑斑点点”。

不清楚是年代用词的缘故，还是说是用词精准的缘故，比如在屋堂里“穿进穿出”，比如在“头上开了顶”，总是觉得有趣。可也有“出乎意料之外”这种难忍的编辑性错误。

能写出视觉效果来，这算是本书一种好的地方，其他，恩，便没有其他好的地方了。这到是可以入小学课本，也值得初学写作的人学习，初学写作的人行文总是干干瘪瘪的，描述的总是不全面，或者只是一个面的堆砌，而这种老手写起来总是很饱满、丰腻。

书名虽然是《台北人》，其实应该叫“逃到台北的那些人”，全都是从大陆逃到台湾那些人的故事，甚至都没有如何适应当地环境或者与当地人交往的故事。故事不是波澜壮阔的那种，只是讲一些白白净净的家长里短，算是讲古的一种。有打过台儿庄的营长现在成了伙夫头；有唱过昆曲的头牌现在养不起了车，还只能穿从南京带来杭绸的料子；有默剧里明星成了公园里的落拓人；有被将军送葬却是被撵走的副官。

有印象的只有读到后面的一篇“冬夜”：写一落破的教授在大学教“拜伦”，有风光的老友从海外归来讲学，两人在家里叙旧。归来者讲在外面也是混日子，并没有做学问，而岛内的人在讲有没有机会去海外挣点美刀养家。几位谈论起来的好友都是“五四”运动走出来的人，最终都成为了当年所反对的人物：或翻故纸堆成了“孔老二”的追慕者或入仕为官成了残民自肥的蛀虫。虽然还是“丧”，但终是窗棂还是映出了同自己当年一样的青春俊朗年轻人。

通篇都是无病呻吟，你以为会有朝气的转折，结果却是向更“丧”处滑去。比如那个瘦枯的不能再瘦的奶妈回来看奴仆都逃尽的主人，文章的最后见到那个却是那个呆傻的小主子。说起来像股市，小有波折却是一路向下。

书是给一星的话，那荐书的人也只能得一星，这种书，可也别说，我还是都读完了，那两篇推介没读（“世纪性的乡愁”，题目就感到那种滥俗），自序读了一段，读到“青春好做伴”引了全诗，就觉得功力一般般了。当时也是问什么算好文字而被人推荐的，另有小友推荐了《正红旗下》，想起来还在那吃灰。实在话，前几年看了人艺的《茶馆》让我有些祛魅，过去对老头的崇拜淡了许多，觉得不那么文艺了。现在想来必是会比这一本好的，付错才情了。

说是其中最有名气的便是这本集子的第一篇《永远的尹雪艳》，传说其中“尹雪艳”已经成了那个年代的交际花的代名词，一个风月场里女人，没谈那种媚在骨头里的酥麻，而是谈交际的手段与身段。书里应该还有一篇《金大班》也是谈这种风月场的人物，当然风月的档次有高下之分的。

那个年代好像都喜欢谈风月场里的女人，老舍的《月牙儿》，郁达夫的《夜茫茫》，为什么喜欢写这种题材？莫不是写底层的人间疾苦（又因为是男人视角）总是显得高尚一些，就像现在喜欢写外卖小哥一般，总想俯下身来关怀一下那些显众的贫苦层（真正的疾苦多数是小众，那是没有人写来的），说是当年托翁就是这么干的，而且比现代那批人做的还彻底，文人嘛！

其实，我一直想说那种人生并不是一种疾苦，社会的基本观点是人有自主裁量权，也就是说只要不对他人做出伤害的事情，不损害他人利益，那么人是有自我决定权的，人有权利利用自己的身体来挣钱，就像你在工地搬砖，在写字楼编码，都是出卖自己身体（或体力或脑力）来获得报酬，这里没有高尚与低贱之分。

民国时风月场里的薛丽清做了袁克文的娘子，要知道，帅气、才华、地位集于一身的贵胄袁克文可是“民国四公子”之首。结果怎么滴，只因“天未明，即梳洗耳恭听已毕，侯驾行礼”便 不愿再作“皇帝”家中人也，而宁可再做胡同先生， “重树艳帜”也不愿从良，可见那日子会好到哪里。

话说出来，最该禁止的是烟草，因为烟草有“二手烟”的问题，不是完全自我的一个选择，包括在电梯、餐厅、剧院等公共场合，甚至在室外有他人在侧的时候，吸食烟草都是一个对他人不尊重的问题，但其他多种选择都是不伤害他人的，而现实中许多因此而引起的贫穷、抢劫等问题并不是直接结果，成因是另有缘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