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生在青藏高原东北缘甘肃省和政县一个“每天仅能看到三个星星一溜天”的小山村（我姥姥对我家乡的描述），小时候我们家乡还在实行公社化的农业生产，为了保证家庭劳动力换取工分和粮食，我爷爷坚持不让我爸弟兄4人分家，大大小小18口人生活在一个大家庭里。在我儿时的记忆里，我妈每天早上5点起床做饭，蒸三屉馒头（80-90个）、擀10大把面条（10斤左右），才能保证全家一天的伙食。作为长子长孙的我，必然要分担一定的家庭劳务。我每天早上5点钟从被窝中爬起，睡眼朦胧地帮妈妈生火做早饭，然后给大人烧水、端饭，直到大人们出门下地劳动，我才赶紧扒上几口饭，匆忙赶去上学。下午放学及早回家，帮家里放牛、喂猪、打草，干完家庭零活后帮妈妈生火做晚饭，给大人端饭、倒水，直到劳累了一天的大人们餐毕后，我才和妈妈以剩饭果腹。由于小时候营养严重缺乏，到现在我还是异常清瘦，1米78的个头体重还不到60公斤。

       尽管家里劳务繁忙，我妈依然坚持让我上学，她常说“再穷不能穷教育，再苦不能苦孩子”。然而在我爷爷和叔叔们看来，山里娃迟早都得放羊、种地，过“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为了给我争取上学的机会，作为赤脚医生的妈妈跟爷爷摊牌“我宁愿自己多干一些，全家的饭我来做，农活我下班后尽量多干，孩子的学不能不上”。在我妈的坚持下，家里最终同意我上学。但是，当时乡下的小学条件十分有限，全村只有一所小学，共设4个年级（每个年级6-10个学生），两个小学毕业的民办老师承担所有课程的教学，两栋残破的校舍由4个年级的学生轮流使用，土坯桌子和椅子经常被学校附近老乡家的猪和鸡毁坏，不时需要维修和更换。冬天教室窗户漏风，大家只好围坐在生柴火的土炉子周围取暖，手背和脸上全是冻疮。然而，即便我们这些山里娃都愿意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下努力学习，但由于生源和经费所限，学校没有完整的初小教学体系，读完四年级后我面临着辍学的窘境。我妈只好让我转学到和政县城关镇张家庄小学、寄宿到城郊的姥姥家继续我的学业，在姥姥家求学的日子是我这一生最快乐、幸福的时光。在姥姥全家的关爱、呵护及良师益友的支持、帮助下，我在和政一中这所全县最好的中学完成了初中、高中学业，并在1991年以全县第三的成绩考上了大学。

       由于从小就有过骑马放羊的经历，加之农业大学不收学杂费且有生活补助的诱惑，我主动报考了甘肃农业大学草业科学专业，大学期间努力学习，并于1995年以专业第一的成绩报送草地生态方向硕士研究生，其后硕博连读攻读草地生态方向的博士研究生，从此和“世界屋脊”—青藏高原的生态保护研究结下了不解之缘。2003年北京师范大学资源学院博士后出站、留校受聘环境学院教授后，我率先开启了退化高寒生态系统恢复这一研究方向。近10多年来，认识到青藏高原的环境退化不仅威胁到源头的生态安全、而且严重威胁到下游地区可持续发展的严峻现实，我每年带领科研团队在青藏高原开展2-3个月的野外调研。在累计行程数十万公里的调研过程中，我们经历了高原缺氧反应的痛苦，遭遇了沼泽地多次陷车的困境，感受了野外宿营时缺水少粮的艰辛，遭遇过野生动物攻击时的惊吓，体会了高原荒漠无路可循时的恐慌。但是，儿时艰辛的生活经历及大学期间导师的言传身教造就了我“氧气吃不饱、工作精神饱，苦干不苦熬、高原写春秋”的毅力和品格。在这种科研精神的支撑下，我和团队成员们获取了数以万计的第一手实验数据，撰写、发表了百余篇科研论文和研究报告，为国家在青藏高原地区实施的“退牧还草”工程、“三江源保护区”建设工程等提供了科学决策支持。项目团队成员不断加强国际合作，在荷兰、菲律宾、美国、印度、尼泊尔等国的高校、研究所和国际组织访学、深造或开展合作研究，建立了国际化的合作网络，我本人也先后在荷兰、美国等国家深造或访学，并被美国康奈尔大学、美国新校大学等聘为客座教授或研究员。

   回顾自己一路走来的梦想，最早只是想通过努力学习，改变自己山里娃的命运，实现“农（农业户口）转非（非农业户口）”的飞跃。现在已经实现了“农转非”的我，则希望把自己多年的所学所得回馈给自己的家乡，坚持快乐、充实与孤独、艰辛相伴的科研之路，为“中华民族的生命之源、文化之根和生态之本”—青藏高原的生态保护贡献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