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天，原本想着等到7月30日再写这样一篇文章，因为我是2024年7月30日在武汉同济医院做的右耳侧听神经瘤手术。可是又觉得现在情感上来了，不必刻意压着不抒发，毕竟水到渠成才好。

1.手术前的记忆

我大概是2023年初，发现右耳听力与左耳不同，有堵了的感觉。挨了一段时间，觉得终于有空了，方才跑到单位附近的医院去看。

给我看病的是一位老医生，他从我右耳里夹出一坨棉球，是过去用棉签掏耳朵留存下来的。他问我是不是好点了，我说还是一样。于是，他怀疑神经性耳聋，建议到市中心的医院去查，那里有检测设备。

我连忙赶到市中心医院，检测结果得住院观察治疗，因为右耳听力下降，且有耳鸣。我想了想，决定到爱康医院去，主要是方便。

住院没两天，核磁共振的报告出来了，主治医师不愿告诉我，叫我家属过来。我说：“你说吧！没关系！”她才回道：“是听神经瘤！”我第一次听到这个名词，问：“良性还是恶性？”

她回答：“良性。”我说：“那就没问题！”

什么叫没问题？她很诧异！她告诉我这个肿瘤患病率是三十万分之一，却被我碰到了，要做开颅手术，而且得去武汉大医院做。

我从医院出来，什么也没说，径直到旁边的水饺店，吃了一碗芹菜瘦肉饺。

按照主治医师建议，我很幸运地挂到了省人民医院教授的号，正好是主任医师的老师。

我和妻子即刻回家收拾好东西，推着行李箱就往高铁站赶，直接乘车赶到了省人民医院，就附近的酒店入住。

晚上在酒店商量着第二天就诊时，我忽然想到：为什么不去同济和协和看看？于是，我们联系到了同济医院，决定第二天一早赶过去，看上了刘爱国教授的门诊——我们是第一个到的病人。

刘爱国教授依据爱康医院的检查报告，按图索骥地开了一系列检查单，下午全部结果出来：听神经瘤，要手术！

我试探着问了一句：“可以先观察吗？”

刘爱国教授犹豫了一下，说：“可以！”

妻子觉得我们都准备好了，干嘛不住院？

刘爱国教授的解释是：如果肿瘤不继续生长，可以不手术，所以先观察最好！

这样，我们开始了长达一年半的观察，结果肿瘤在缓慢增长，必须手术了！

我是7月26日住进同济医院的，做了各种检查，同时，我和妻去医院斜对面的商场看了两场电影，走到中山公园泛舟，妻子流露出了担心，期许我一定要好好的！

临近手术了，我被安排到医院的理发室，要求剃光头。理发的是一位女医生，据说她给病人理了几十年头发，退休后又反聘回来。我提议跟她合个影，被她拒绝了，因为这个氛围好像不合适——到她这儿来的，哪个不是重大疾病患者？

如果我记得不错的话，我是7月30日下午两三点钟走入手术室的，手术破天荒的进行了十二个小时（正常6-8小时）——这再一次证明了，当时选择刘爱国教授是完全正确的，因为只有他才肯或者说才敢这么做，一点一点剥离，这么细致而高强度地完成手术。

2.手术时的记忆

见我术后第六天在病床上用手机写的千字长文《感谢刘爱国大夫》。

3.手术后的记忆

这个感受很复杂，但只有一条：我一定要恢复到术前状况。

8月9日出院的时候，我睁眼头还晕得厉害，我们是叫了一辆网约车，从武汉同济医院回的黄石，妻子和弟弟相陪。

在家修养的二十来天里，两次到同济医院拆线，第一次曾独自从青年路地铁站走到同济医院，乘电梯到刘爱国教授门诊室。

八月底因为陪读，搬到黄石二中附近居住。也就是从这时候开始，我主动“活动”了，步行去买菜、接送小儿子上下学，外出散步等等，直到术后第三个月，见我正向走路不稳且头沉、说话嗓音嘶哑且细小、右手臂抬不高、右耳侧耳鸣，妻子建议我到中医院做针灸推拿理疗。

这样，我术后康复的顺序就清晰了：

第三个月：中医院理疗，下午来回骑行十二、三公里，有时步行回，有时慢跑回——我骑行和跑步、坐车、开车，头都不沉，只有正向走时才头沉厉害。

第四个月：我开始在柯尔山倒走，上下长坡，倒行头不沉。这样有一二十天，妻子建议改到团城山公园比较好，于是，我开始了一年零六七个月的倒走康复训练，硬是将头沉感走没了，声音恢复正常了，右手臂活动自如，神经系统重塑完成。当然，还有时不时坚持骑行的功劳。

第六个月：我和妻子、小儿子六小时登上泰山，坐电缆车到中天门，我两小时走到起点红门。第二天，乘机第一次步入零下二十度的哈尔滨，在冰雪大世界、亚布力滑雪场等徜徉四五天。奇怪的是，出游几天头沉感没了，回家后依旧还在。

第十二个月：因为伤口愈合，开始游泳，之前打乒乓球、羽毛球、气排球等，基本运动能力恢复。

也就是术后一周年的时候，一家四口去了北京，清华、北大全走到。

4.总结与回望

这两年，是我人生一次重大的转折，支撑我的是必胜的信念，是坚持的韧性，是完整的医疗，是家人莫大的理解与支持！

从此，我的人生，无所畏惧。

2027年7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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