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张照片出自法国银行家阿尔贝·卡恩（Albert Kahn，1860—1940）1909—1931年实施的"地球档案"（Les Archives de la Planète）计划，实际按下快门的是受雇摄影师斯特凡·弗朗索瓦·玛丽·帕塞特（1875—1941，中译亦作帕瑟、帕萨特）。他此前在法军服役十五年，1910年定居巴黎近郊，1912年入职"地球档案"，被派往中国、蒙古、印度等地。帕塞特是该项目在中国最主要的摄影操作员，足迹遍及北京、沈阳、张家口、曲阜、泰安、上海与长江沿岸。

帕塞特两次来华，第一次是1912年5月至8月（经西伯利亚陆路入境，5月即到曲阜，拍摄街道、牌坊、大成殿等），第二次是1913年5月底至6月底，行程为北京（5月25日天坛、5月31日明十三陵）—泰安（6月9日泰山伏虎寺）—曲阜—再返北京（6月26日喇嘛像）。这张"留辫男子倚柱"像属于1913年6月第二次曲阜之行所拍的单人肖像。需要提醒：网上流传的图注常写作"1912年""1910年"或笼统的"1912—1913年"，这是因为博物馆早期著录与转引存在讹误，以帕塞特行程与济宁地方史料比对，1913年6月最可靠。

博物馆的拍摄记录原文写道："祀奉孔子夫人亓官氏寝殿的南立面，一男子倚殿柱而立，头上发辫即清朝满族强迫汉人所留而民国去废者。石柱平雕凤凰牡丹图案"。寝殿在大成殿之后，供奉孔子夫人亓官氏，清雍正八年仿大成殿样式重修；其檐柱为平雕凤凰牡丹，正与照片中那根粗壮雕纹石柱吻合。这张照片属中国最早的一批彩色照片，卢米埃兄弟1903年发明、1907年量产的奥托克罗姆（Autochrome）微粒彩屏干版，9×12厘米玻璃板。2001年阿尔贝·卡恩博物馆将中国影像整理出版，此照被选作下册封面。

1912年中华民国肇建，临时政府通令剪辫，辫子从"国俗"一夕变成"前朝遗形"。但在曲阜——孔氏故里、礼制最顽固的一隅，剪辫令的落地远比南京、上海迟缓。照片里的青年剃额留辫、敞怀束脚，站在帝国礼制建筑最核心的殿宇廊下，等于把"两个正在死去的世界"叠进了同一画框：一个是行将终结的帝制身体符号，一个是很快将被新文化运动冲击的儒家空间。帕塞特的镜头因此获得了超越风物的文献价值——它记录的不是辫子本身，而是革命法令与民间时间之间的时差。

就影像本身而言，它的艺术力量来自三重张力。

其一是技术限制催生的庄重。奥托克罗姆干版感光度极低，户外曝光需数秒乃至数十秒，被摄者必须静立。这迫使"辫子哥"以倚柱、垂手、直视镜头的姿态凝固下来，无意间成就了一种近乎纪念碑式的肖像：身体微侧的松弛与石柱的垂直厚重彼此支撑，人物居左、石柱占右的构图让"人"与"柱"形成双柱对峙，画面沉静、粗粝而有重量。

其二是无名的普遍肖像。他姓名无考，至今无人能指认，却因此成为一代人的替身。他直视镜头，神情不卑不亢，没有迎合，也没有屈从——这与同期西方在华摄影中常见的"缠足""酷刑"一类猎奇题材判然有别。帕塞特带着"抢在消逝之前把人类活动固定下来"的档案伦理来到曲阜，客观上也留下了对被摄者的尊重：一个普通人的尊严，被彩色玻璃板认真保存了一百多年。

其三是色彩—黑白的美学转换。原作柔和的低饱和颗粒赋予场景一种"褪色记忆"的质地；转成黑白后，色彩信息剥离，光的明暗、石柱的肌理、衣料的褶皱反而被推到前台，使这张影像兼具纪实硬度与抒情意味。它后来从殖民语境下的异域采风，变为博物馆公开展示、全球共享的人类记忆，本身也构成二十世纪影像伦理转向的一个注脚。

一句话概括：它是中国最早一批彩色纪实摄影中最具象征浓度的一帧——帝国最后的辫子、孔子庙堂最后的旧貌，与一个新生的、尚不知走向的民国，共同定格在1913年6月曲阜孔庙的一根石柱旁。

注：原图片翻拍自孔红宴先生编著的《百年影像——二十世纪的孔府》。感谢孔兄赠书。照片经过AI软件修复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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