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明节忆父亲》

清明雨淅沥，又见乌衔纸。

父爱如磐石，不觉入梦里。

历历慈祥貌，谆谆教诲音。

欲养亲不在，夜半泪湿巾。

一

窗外的玉兰，前几天还撑着肥白的盏，不知何时，已谢尽了。地上连花瓣也难寻，许是被夜雨收了去，或是化进了泥里。日子是糊在项目结题报告和论文图表里的，直到眼角余光瞥见屏幕右下角的日期：四月四日，清明。心像被极细的针，不轻不重地刺了一下，半晌，那钝痛才缓缓漫开。

实验室里极静，只有核磁共振波谱仪在不知疲倦地低鸣，嗡嗡，嗡嗡。这声音有种奇特的恒定性，听得久了，便觉得它不再是声音，成了背景，成了时光本身流动的质地。忽然想起，这单调而执拗的节奏，像极了许多年前，老家院子里传来的刨木声。

父亲在刨木头。那是他晚年唯一的嗜好。一块毛糙的方木，被他用刨子一遍遍推过，薄薄的刨花从刨口卷曲着吐出来，带着树木特有的、清冽的苦香。父亲推得极慢，极稳，臂上的筋肉随着动作微微起伏，像在安抚一个活物。父亲说，木头有木头的性子，急不得。刨子推出去，力用歪一分，木头上就是一道疤，再也去不掉了。父亲说话时并不看我，眼睛只盯着那一条渐渐变得光润的木材，仿佛那里面藏着他要的一句偈语。

他一生做的，似乎都是这样“不急”的笨功夫。

二

关于父亲的前半生，我知道的，都压在他枕头底下。那是一枚“建设大兴安岭突击手”的铝制徽章。1963年，父亲揣着这枚徽章和一身冻伤，从苍莽的大兴安岭回到了鲁西南那个只有黄土和旱风的村庄。父亲参与修建的铁路，穿透了北国的冻土与林海，而他把青春最硬的骨头，留在了那里。他的那件羊皮袄，送给了一位“替他挡过石头的老伙计”。父亲讲述这些时，语气淡得像在说别人的事，只有偶尔摩挲那枚冰凉徽章时，眼底会掠过一丝极遥远的光，像望见了林海梢头未被驯服的月亮。

回村第二年，他入了党。母亲说，那天父亲回家后，在院里那棵老槐树下坐了很久，抽完两袋旱烟，火星在夜色里明灭了许久。末了，父亲磕磕烟锅，只说了七个字：“咱是党员了，得像个样。”

“像个样”三个字，父亲用了之后三十多年的村干部生涯来诠释。那枚铝徽章收起来了，枕下换了一枚鲜红的党徽。父亲把在大兴安岭凿山开路的“蛮劲儿”，一丝不苟地，用在了这片靠天吃饭的黄土地上。

找水，打井。那是村庄记忆里最悲壮的一页。父亲带着人，扛着最原始的工具，用脚步丈量土地的每一寸饥渴。在村南的盐碱地里，他们守了三天三夜，终于等来了泉眼的“信”。打井那天，泥浆池像一张贪婪的嘴。父亲第一个跳下去，接着是第二个，第三个……身体成为导管，意志成为水泵。当父亲最终被拉上来时，完全是一个泥塑，只有转动着的眼白，证明那下面是一个活人。泥塑在阳光下微微颤抖，但站得笔直。

井成了。清冽的水涌出来，像大地的眼泪，也像誓言。那年的秋玉米，长得疯了似的，青纱帐一起，淹没了所有关于饥饿的记忆。村里老辈人在地头哭，父亲就咧着嘴笑，手背上干涸的泥巴裂开细小的纹路。后来，修路，架电，建学校……每一次，父亲都像一枚钉子，把自己最先楔进最难的位置。父亲的“办公桌”在田间地头，在纠纷现场，在村民的炕头。父亲的威信，不是喊出来的，是一锹一镐，陪着日头升落，陪着风霜雨雪，从黄土里生长出来的。

我童年最深的画面之一，是深夜灶台边沉默的剪影。父亲就着一碟黑乎乎的咸菜，喝一两盅最烈的散白酒。煤油灯的光把他巨大的影子投在土墙上，那影子随着他饮酒的动作微微晃动，像一个疲惫不堪的巨人。母亲在灯下，用针小心翼翼地挑父亲脚底板磨出的血泡，每挑一下，父亲的眉峰就几不可见地蹙一下，却不吭声。挑完，母亲总要落泪，低声怨：“铁打的人也禁不住这么熬。”父亲把最后一口酒咽下，喉咙里滚过一声沉重的叹息，然后说：“歇不得。老少爷们看着咱呢。”

那时我不懂“老少爷们看着”是怎样的重量。后来我猜想，那目光，大概和他枕下那枚党徽一样，是烙在心上的印记，是夜半惊醒时，摸一摸就觉得踏实，也觉得沉甸甸的物事。父亲把自己活成了一座桥。一头，连着大兴安岭风雪中那段献给国家的、火热的青春；另一头，连着村庄对温饱、尊严与未来的全部渴盼。父亲在此岸与彼岸之间，用脊背铺就了通路。

三

父亲走得安静。2013年7月，最溽热的时节。临终前，父亲已不能言。床头上，除了那枚永远崭新的党徽，还放着那把陪伴他最久的刨子。父亲的手，那双刨过木头、抡过铁锤、在泥浆中浸泡过、布满永远无法愈合裂口的手，偶尔会抬起来，在空中虚虚地推一下。一下，又一下。仿佛眼前仍有一块无穷尽的木头，等待他将其变得光滑、平整、堪用。

出殡那天，送行的队伍从家门口蜿蜒到村口，又从村口延伸到村南的田野边。很多我叫不出名字的面孔，黝黑的、布满沟壑的脸上，眼睛都是红的。没有喧天的哭声，只有一种庞大而沉默的送别。那一刻，我忽然了悟：父亲修了一辈子的路。铁路，让物资与文明穿越林海雪原；水渠、村路、电路，让生机与希望流进干涸的土地。而最终，父亲把自己也修成了一条路——一条让子孙能走向更远世界的路。我就是沿着这条路，走出了村庄，走到了实验室这片由实验仪器和试剂药品构成的、新的旷野。

此刻，实验室的核磁共振波谱仪仍在嗡嗡作响。这声音多像他当年的刨木声，一种需要极大耐心与专注才能聆听的、创造者的低语。我的“结题报告”，何尝不是另一种形式的“木头”？我用论文和图表试图在未知的混沌中，刨出一条依稀可辨的小径。这工作同样急不得，一个参数的偏差，一张图表的谬误，就可能让数月心血“废了”。我似乎直到今天，在又一个无法归去的清明，才真正听懂了他刨子下的节奏，听懂了他沉默背后的所有语言。

四

母亲在电话里说，父亲的坟头，自己长出了一棵小榆树，今年已有半人高了。她的语气里有些许欣慰，仿佛那树是一个信使，捎来了地下的消息。榆树，在北方乡下是最易活的树种，有一点土，一点水分，就能扎下根去，长得倔强而盎然。这多像父亲，多像他留下的一切。

清明，我与父亲隔着一方发光的屏幕，隔着几百公里铁轨（那或许正是父亲当年参与修建的同类脉络），隔着十三年的滔滔光阴。清明上坟烧纸仪式缺席，但思念从未离场。它不在供品与香烛里，而在每一个不期然的瞬间：在核磁共振波谱仪恒久的嗡鸣里，在指尖敲击键盘的节奏里，在夜深人静骤然想起父亲灶边饮酒的侧影时。父亲种在我生命里的东西，并非需要小心护持的脆弱花卉，而是一丛泼辣的薄荷——掐下一节，随便插进土里，给点水分，就能活，就能蔓延出一片清凛的、提神醒脑的绿意。

“靠自己，才硬气。”这是父亲当年送我出村读书时，重重拍着我肩膀说的话。当时只觉得是朴素的勉励，如今在无数个需要独自面对难关的时刻，这句话才会从记忆深处清晰地浮现，带着父亲手掌粗糙的质感，成为我最硬的骨头。

窗外的玉兰确已谢了。但我知道，泥土记住了它盛开的样子。明年春至，它还会准时举起它的杯盏。就像大兴安岭的雪，年复一年，覆盖又融化，但总有些东西渗入了岩层，成为了泉眼。就像父亲，以及如父亲一般的那些人，他们沉默地走进黄土，却把一条条路，留在了大地之上。

天，快要亮了。屏幕上的光标，还在稳稳地跳动，等待着下一个字符。那便继续吧。在这条父亲为我，也为许多人开辟过的，通向远方的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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