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设计师、领航人和铺路者

——怀念杨生茂先生

黄安年文  黄安年的博客2026年3月18日发布， 第38980篇

【按：本文原创于黄安年著《美国史学人志》中同名文章终校对定稿，第47-67页，亚洲人文出版社，2026年6月版。全文14000余字，为便于阅读研讨分成A、B、C三部分发布，并删除数千字的注释内容。】

B  一部分中（四）（五）（六）

（四）对人赞扬有嘉，拒绝推荐自己主编的著作

1986年3月29日至31日,我应杨生茂先生的盛邀,来到南开大学历史所，参加杨先生主持的美国外交史编写提纲讨论会。在此前的,杨先生写给我信，信中关于“以任务带提高，在完成任务的过程中,要推动读书、思索和对话”的育人计划;关于“学生缺乏对比物，只看外国人的东西太危险,在关系民族利益问题上,让外国人牵中国学生的鼻子走,总不是好事”的见解；关于“在‘创’的方面作点工作”的主张；关于“外交政策是内政因素和国际因素的合力,前者为主,主中又以经济因素为根,政治是为经济服务的”观点；关于“书中能作到大事不漏就可以了,对国内国际背景要给一定份量，不能就事论事”的编辑思路。关于“尽力赶上时代。这只能量力而行”¹²的务实要求，言简意赅，字字真切，使我们受益匪浅，具有启迪意义。这些思想和主张，我们可以从1991年底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美国外交政策史1775-1989》一书中得到印证。

令人感动的是在该书1989年春所写的前言中,还写上了我参加本书写作提纲讨论会的名字。其实,我对于外交史的编写提纲的讨论可以说并无贡献可言，先生专门提起此事,说明先生对于他人的劳动的高度尊重,从不掠人之美，相反过誉有嘉。¹³

自1992年起,作为《美国历史杂志》的中国特邀编辑杨生茂、刘绪贻和我三人,负责向该杂志推荐中国学者所著的优秀美国问题著作。在我提出的1990-1992年间出版的中国学者美国历史著作推荐目录草案中，就有杨生茂先生主编的《美国外交政策史》一书，这是我国学者自己编著的第一部系统阐述美国外交政策史并有独到见解的著作,对我国的美国外交史研究领域产生重大学术影响,在我看来推荐该书乃众望所归。但是杨生茂先生在1993年1月10日给我的回信中坚决要求删除这一推荐。信中说“《美国外交政策史》一书应去掉。这不是谦虚,而是考虑后的抉择。希望你们（刘、黄）二位珍视我的想法。因为这是一本‘几个中国人为中国学生写的一本中文教科书’。”“为了向中国学生提供一个对比物，同外国人写的书相比较，无须拿去由外国人评说是非曲直，这是我的心里话，多年知交,谅能体谅苦心。”¹⁴根据推荐需三人一致的原则,我们的推荐书目中没有包括《美国外交政策史》。这说明,杨先生对自己主编的著作要求十分严格,绝不张扬。

（五）力争赞助经费 反对平均分配

《美国历史杂志》中国特邀编辑，按照编辑部的要求，要定期向《美国历史杂志》推荐少量优秀论著和博士学位论文,还要推荐书评人。自1992年以来，我们没有任何项目费也从不计算工作量，不仅投入了大量时间和精力,还一直是自己掏钱，编辑、打印、复印、往来通信（如到外事处取电传每页18元）等,长此以往开支上也是一笔可观的数字,尤其在90年代初的低工资待遇和高国际邮资情况下,更显得经费的拮据，所以曾希望美方考虑我们的实际情况给予必要的赞助经费,以用于从事推荐工作所必需的邮资等费用。对此杨生茂先生1992年6月至1994年7月间，曾就争取国际特邀编辑赞助经费事宜,给我有二十几封信涉及这个话题。几经交涉，最后美方只答应给予一次性赞助300美元。但是他们又不断提出新的要更多投入时间精力和费用的任务。我们则依实际情况，独立运转，量力而为，不为美方牵着鼻子走,维护自身权益。

1994年初，我们终于收到美方寄来300元一次性赞助费，其后杨生茂先生在当年几次给我的信中写道：“300元是一次性报酬，Thelen似乎未说以后的事。我的想法有二（1）全部放在你那里，因为主要开支和事务在你处使用；（2）假如分开，可依黄五分之三（180），刘、杨均分五分之二（各40）。如何？”¹⁵“我不能接受所言85（美）元，因为你应该多得些报酬，你付出的精力和时间多得多。我还坚持上次我信中所谈的：你得3/5，其余2/5由刘、杨分。我觉得这比较合适。”¹⁶“报酬问题应按劳取酬，不要搞平均主义，你花的时间和精力最多,应享最多报酬。”“我只能取其三分之一中的1/3。实事求是，万勿客气。”¹⁷“你托人带来人参一大盒和美金85元。谢谢。人参系眷念粗体之馈赠，自当接受。85元则系逾越常规的厚礼了。受之有愧，俟来日再议。”¹⁸其实对于向美方推荐论著和博士学位论文等事宜，杨先生、刘先生同样花费了大量的精力和时间,在运筹和把关上起了关键性的决定作用,他们几乎是来信必回,快速运转，才能够即时有效地向美方介绍我国美国历史研究论著的成果,这里不存在谁的贡献大小的问题,但是杨先生的推让为我们竖立了一个值得学习的榜样。

（六）提携和泽惠后学

为《美国历史杂志》国际特邀编辑工作的运转，杨生茂先生写信给我说:“邓蜀生同志来函称，他拟请你代替，可谓人选物色有方，因你过去对编选资料事经营多年,很有建树，老马识途，有利工作;另外，你担任学会秘书长，对于动员关心此事，也十分有利。”“我们几个人均年事已高,健康状况毕竟不如往年，颇有力不从心之感。故需中年同志协助，玉成此事。”¹⁹ 1992年6月4日来信说：“既然邓蜀生同志已推荐呢你负责参与Thelen事，希勿推却，而且史学会负责同志参与其事。有许多助益，成为有力的动力。”²⁰

他还动情地说:“蜀生请求你代替他，你不要过分客气，不然我们三人只得‘三缺一’了,你若概允，正好三人。”“绪贻和我年近八旬，已无精力和时间过多地过问此事了。若具体安排落实不下来只得打退堂鼓了!！我是尽力说服你,动员你,欢迎你为此事分忧。总之，我们三人一齐担任contributing editors好吗？请考虑。希赐复。”²¹

由于邓先生的提议和推荐，杨、刘两位老先生向美方力荐，美方接受了由我取代邓蜀生先生为美国历史杂志国际特邀编辑一职。我们三人协力,较好地履行了自己的责任,认真地向美方提出了我们的建议,宣传了中国学者的美国史研究成就，也维护了我国学者学术独立地位。

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包括对我的赠书的赞扬和鼓励，为我晋升教授职称写推荐，写信给我要求为南开弟子李剑鸣、王晓德、王立新、罗宣等博士学位论文写评审意见等，这里不再赘叙。同时对我们的造访也热情接待，感到很亲切和温暖。²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