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设计师、领航人和铺路者

——怀念杨生茂先生

黄安年文  黄安年的博客2026年3月18日发布， 第38979篇

【按：本文原创于黄安年著《美国史学人志》中同名文章终校对定稿，第47-67页，亚洲人文出版社，2026年6月版。全文14000余字，为便于阅读研讨分成A、B、C三部分发布，并删除数千字的注释内容。】

A  一部分中（一）（二）（三）

杨生茂先生（1917.9.26-2010-5.4）是我国美国史和世界近代史学科及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的主要奠基人之一、美国史和世界史资深学者、美国史研究重镇南开美国中心的创始人、设计师、领航人和铺路者，他的为人、为学深深影响中国美国史学界。本文集结了我在2010年5月22日杨生茂先生追思会上的发言、2017年9月23日在纪念历史学家杨生茂百年诞辰学术研讨会的发言。

一 追思杨生茂先生的发言(2010.5.22)

杨生茂先生（1917.9.26-2010-.5.4）是我国美国史和世界近代史学科及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的主要奠基人之一、美国史和世界史资深学者、美国史研究重镇南开美国中心的创始人。本文是2010年5月22日下午南开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举行著名历史学家杨生茂先生追思会。出席追思会的有来自北京、济南、香港、天津和南开的学者、先生的同事和弟子及先生的家人，共60多人。历史学院院长陈志强教授主持了追思会,按照次序发言的有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黄安年、社科院美国所胡国成研究员、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长江学者王希、天津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候建新、原驻白俄罗斯、保加利亚大使于振起、南开大学美国研究中心原主任张友伦教授、南开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王敦书教授、南开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洪国起教授、山东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王玮、香港大学教授徐国琦、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长江学者李剑鸣、杨先生的爱女南开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杨令侠，学校党委书记薛进文最后发表讲话。下面是我在会上发言的全文。发表在黄安年的博客2010年5月22（http://blog.sciencenet.cn

/blog-415-327576.html）。同题载《社会科学论坛》2010年第13期（总第217期）上，第116-122页。收入书稿时，注释安排有所调整。

德高望重的杨生茂先生（1917.9.26-2010-5.4）是我国美国史和世界近代史学科及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的主要奠基人之一，享誉海内外的美国史和世界史资深学者，也是我国美国史研究重镇南开美国中心的创始人。杨先生一生急公恶私、探索创新、一丝不苟、淡泊名利、低调为人、甘为人梯。几十年来，我们这些后学者深受先生的恩泽。杨先生驾鹤西去后,在我脑海中几乎每天都有他的身影,看着网上发表了几十篇感人肺腑的思念文章,阅读他的鸿篇巨著,翻检他给我的近百封书信,我感到先生没有走,先生时时刻刻就在我们身边。25年前先生在他的《探径集·自述》里说:“我们这辈人只能起个桥梁和铺路作用。假如美国史需要几代人梯才能攀上峰巅的话,恐怕我这辈人正是在人梯的最下层。能发挥好底层人梯的作用,亦于愿足矣。”¹

先生既是杰出设计师、领航人,又是铺路者。先生是一个平凡而伟大的人,他的研究成果、学术思想和道德文章，是知识界、学术界引为骄傲的典范。无论在为学还是为人方面，他都给我们留下了丰厚的遗产，这份遗产不仅是世界史、美国史学界的,也是整个学术界、知识界的，他的一生和故事将告诉我们怎样做学问、怎样做人。

我对先生的印象实际上已经有整整半个世纪了,这要从他1961年参加全国文科教材会议谈起,他领衔主编世界近代史全国文科高校统编教材，我1960年被抽调到北京师范大学学校科研部负责文科工作,文科教材会议期间，负责为北师大与会专家提供系统的教务资料保障,那时领衔接受统编教材任务的非全国一流专家莫属，杨先生是世界史领域少有的著名专家之一,这深深印在我脑海中。和杨先生第一次见面是在1979年4月在武汉大学举行的美国史研究会筹备会时，因为与会才14人，会期相对较长，单独接触和聊天的机会较多，他给我的第一印象是平易近人，没有一点大学者的架子，对我这位年轻人的问题几乎是有问必答，使我感到十分亲切，好像一见如故。从那时到现在整整31年间，我和先生的联系基本上没有中断过,我没有研究生学历，多年来,一直把杨先生看作自己的编外导师。

限于时间,这里我说说我对先生印象最深的几个事例：

（一）不以权威自居，反对称他为权威

《学术界》2001年第6期上发表了我的《是“承认”还是“认识到”》一文，提到“最近笔者收到我国美国史、美国外交史权威杨生茂老教授来信，他说:“有些人自以为身居‘官职’，就全部真理在握,听不得不同意见。”“acknowledge与recognize有明显的区别。其间意思岂容马虎。我想前者有‘理会’的意思，态度是被动的,后者有‘确认’的意思，态度是主动的。”²

2001年12月1日,杨生茂先生写信给我,专门谈到拒绝用权威来表达先生的身份,信中说:用“权威”二字来表达我的身份,实不适当。这不仅令我赧颜羞愧，也会影响大作应有的效应，不免引起以“权威”压人的逆反心理。我向来不敢以“权威”自居，这倒不是怕拔什么“白旗”，而是份量过重,难以承受。学后然知不足。同样，“老”也会知不足的。总觉得“权威”二字近似溢美。过去我多次公开为文,检查缺陷，其意在于不使谬种流传，贻误他人。另外，今日过于轻言“权威”，权威如过江之鲫了,其实真正名实相符者寥若晨星，少而又少。凡以“权威”自诩者难脱沽名钓誉之嫌。请不要误会，我不是评论你的文章。大作我是表示赞同的。上述文字只是针对“权威”二字而发的。³

先生的信使我深受教育,以先生的学术造诣,恭称权威合乎实际。但仔细品味,先生说得在理,在学术争议中人人平等,不因某人身份而影响学术评价。先生的信，字数不多,言简意赅，含意深长。当今权威如过江之鲫,名实相符者寥若晨星，先生教诲令我们深思。

（二）重视资料建设的奠基作用

杨先生从世界历史的视角关于史与论、博与约、吸收与鉴别、基础与提高等治学主张有着重要的学术指导意义，这里我要说的是他十分重视外国史研究的资料建设，认为这是研究程序的初始阶段，也是奠基工程。他不仅亲自动手，组织编译基础资料,而且鼓励和赞赏研究者参与资料编译。杨先生的倡导、呼吁和组织基础资料的编译，不仅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对于我国的美国史研究的初创，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而且在21世纪进一步开放交流、网络化发展的今天，依然是美国史研究向纵深和横广两方面发展的重要工程。

1978年12月,杨先生主编出版了《美国南北战争资料选辑》、,⁴1981年合编《美国西班牙战争资料选》，⁵1982年,领导编译了《美国史译丛》第2期，他在“编者的话”中说“美国外交史学的发展大致经历三个阶段：资料、专题论文和专史，即先从搜集资料开始,进而撰写专题论文,最后归纳综合为专史。”⁶杨先生在《博与约的关系及其他》一文中又写道：“如果把通史喻为一座大厦，那么资料和专题研究就是大廈的基础了。没有坚实的基础,牢固的大厦就无从建立。占有丰富的资料,是研究工作的最起码的条件和要求。”⁷

杨先生的这一治学主张，不仅反映在他为阎广耀和方生两位先生、华庆昭教授、王晓德博士、赵学功博士、王立新博士等所写的许多序言和评论中，而且大量散见于他与学生和同行的日常交谈中。他给我的几封信中也谈及的这一学术主张。如

杨先生在给我的信中写道:“《美国史译丛》第三期内容十分充实，为研究美墨战争者开辟新的蹊径。”⁸“《史学选译》1984年第二期。内容丰富多彩，实为外国史研究之基础工作。年积月累,必成大器，裨益外国史研究和教学良多。”⁹“近接《史学选译》第十三期，非常感激。封面设计极为醒目，构思新颖，确具匠心。内容各部购成系统，选择得体，用心既宏又微，别具一格。这是世界史研究(特别是美国史研究)之福音。”¹⁰他在一次来信中还写道：“自《历史译丛》停刊以来，大家都感到无法交流外国史资料译文。今北师大能继续出版此刊物，实为万幸之事，希望坚持下去，以利外国史教学和科研工作的发表。”“回忆日本民治维新后,着重翻译工作,确可借鉴。”遗憾的是《史学选译》因经费拮据1992年停办了。

（三）严谨治学一丝不苟

杨先生历来以宽厚长者待人,但是在署名由他任主编之一的美国历史词典问题上,他对于词典的名称和译名的正确意见未被出版社采纳而十分气愤，并诉诸学界同仁和媒体。2004年5月31日,杨先生写信给我说: “我同责任编辑在书名上有分歧，我不主张在“历史”学科下加“百科”二字,这是画蛇添足，只能表示全书无序，而且全书也不够“百科”分量。XXX坚持己见,拒绝直接与我联系。最后书名仍用“百科”二字（即《美国历史百科辞典》。更不幸的是,编辑在书封面上所译的英文书名,居然驴唇不对马嘴！”“XXX回信竟推卸责任,含混其词。如何面对广大读者？如何使读者相信书的内容？木已成舟，奈何奈何！我真想写一篇小文,总结编辑的经验,并痛斥唯利是图的编辑们。”¹¹杨生茂先生在学术界2004年第6期上发表短文《一个不忍目睹的荒唐的译名》，强调“可信性是工具书赖以存在的首要条件。今在封面上居然发生如此严重的硬伤，的确触犯了编辑工具书的大忌。毋庸讳言，读者无法在眼中揉下这粒沙子。”这体现了先生严肃认真的负责精神和一丝不苟的治学态度，在原则问题上绝不和稀泥。

我的回信中坚决要求删除这一推荐。信中说“《美国外交政策史》一书应去掉。这不是谦虚,而是考虑后的抉择。希望你们（刘、黄）二位珍视我的想法。因为这是一本‘几个中国人为中国学生写的一本中文教科书’。”“为了向中国学生提供一个对比物，同外国人写的书相比较，无须拿去由外国人评说是非曲直，这是我的心里话，多年知交,谅能体谅苦心。”¹⁴根据推荐需三人一致的原则,我们的推荐书目中没有包括《美国外交政策史》。这说明,杨先生对自己主编的著作要求十分严格,绝不张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