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论文工作者有过这种经历：有时，自己废九牛二虎之力写出来的“好”论文投稿一家中意的刊物后，结果连送审的机会都没有，直接被编辑给挡回来了，而有些事后看来明显不咋的的论文却堂而皇之地登上了这样的刊物。投稿论文送不送审、发不发表究竟由什么因素决定？

看一个案例。

1921年，英国利物浦大学一个搞数学的家伙Richard Hargreaves跨学科写了篇物理论文“基于正负自由电子的原子系统及其稳定性”（Atomic systems based on free electrons, both positive and negative, and their stability）。论文对原子性质的数学描述仍然基于经典的牛顿学说，回避了量子力学。本质上，Hargreaves的描述与1860年开尔文等人提出的“旋涡原子论”类似，即认为原子由在以太中旋转的旋涡组成。

作为一名活跃在科学前沿的科学家伙，Hargreaves不可能不知道，关于原子系统及其稳定性，早在1913年，玻尔就在其导师卢瑟福的行星模型基础上提出了所谓的玻尔原子模型，即原子由带正电荷的原子核和围绕原子核旋转的、处在量子化轨道上的电子组成，而且，此模型的正确性已不断得到实验证实，并已成为原子物理的主流理论。

然而，Hargreaves仍要“逆潮流而动”希望公开发表他的这篇论文，而且要发表到高大上的英国《皇家科学院院刊》（Proceedings of the Royal Society）上去。考虑到自己是搞数学的，而论文研究的是物理问题，Hargreaves认为找一位如雷贯耳的物理大牛充实一下物理并代他投稿（相对于当今天的通讯作者），将大大提高稿件的命中率。他拉上了他的好友、物理学家兼数学家Joseph Larmor。

Larmor有多牛？他自1903年直到1932年退休，一直占据剑桥大学卢卡斯数学教授席位——这是剑桥大学的一个荣誉职位，授予对象为数学或物理研究者，同一时间只授予一人，牛顿、霍金、狄拉克都曾担任此教席，Larmor的下一任是狄拉克。

Hargreaves拉上Larmor算是找对了人，因为Larmor也还一如既往地认同以太的存在并怀疑量子力学和广义相对论。尽管如此，Larmor的意见份量依然很重。也正是在Hargreaves拉他帮忙的1921年，Larmor因在数学物理上的研究荣获英国皇家学会的最高荣誉科普利奖章（Copley Medal）。

Hargreaves明显不合时宜的稿件照说不应该进入《皇家科学院院刊》的正式审稿程序，但因为有Larmor的背书，论文还是送审了。审稿人之一是伦敦大学国王学院的John William Nicholson，他承认论文的精巧，但建议拒稿，理由是它包含的理论已被实验推翻。另一个审稿人是剑桥大学的Charles Galton Darwin（生物学家、进化论奠基人达尔文的孙子），他推荐发表，但前提是论文要考虑玻尔的原子理论。最终，这篇论文被拒稿。

与现在的很多拒稿作者一样，Hargreaves选择改投它刊。他把论文略为缩短了点后投给了《哲学杂志》（Philosophical Magazine），这个杂志当时不将论文送同行评审，完全由编辑决定是否发表。与此同时，Larmor给杂志的物理学主编Oliver Lodge写了封推荐发表该论文的信。Lodge给Larmor回信说，“我至今对Hargreaves的论文一无所知，但根据你的推荐，我觉得《哲学杂志》可以为它找到版面。”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标志着玻尔原子模型正式提出的三篇论文也是在这个杂志发表的，但时间是八年前的1913年，推荐人是大名鼎鼎的卢瑟福。

一篇明显不行的稿件，《皇家科学院院刊》居然送审，虽然最终拒稿，但审稿人显然还是有所顾忌的，旗帜并不鲜明，拒稿并不坚决；而《哲学杂志》的主编甚至连论文看都不看，就直接决定录用了。由此，学术界的同行评审制度，无论是编辑评审还是审稿人评审，主要评什么？

可以分为4种情况：一是只看内容不看人（作者），二是既看内容也看人，三是不看内容只看人，四是既不看内容也不看人、来者不拒。上述《皇家科学院院刊》属于第二种情况，《哲学杂志》属于第三种情况。论文界有一种传说：论文送不送审、发不发表都看人来。这种传说指向的就是第二和第三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是理想情况，也是同行评审制度追求的目标，但事实证明，这种理想过去很难实现，随着地球越来越变成一个村，学者们的交流越来越频繁、联系越来越紧密，现在愈发难实现。有刊物开始推行所谓的“双盲”评审来避免人的因素，但地球人都知道，信息时代，这样的“双盲”评审相当程度类似于“掩耳盗铃”，收效甚微。至于第四种情况，基本上出现在一些以盈利为目的的“水刊”和开放获取刊物，这些刊物相当于“论文收容所”，注重声誉和没有论文压力的人一般会自觉敬而远之。

白纸黑字千古万代留存的论文的评审尚且很难避免人的因素，其它诸如项目、奖励、“帽子”等眼前利益的评审，就更可发挥想象了。总之，一切学术评价都难避免人的因素，要实现公平公正的目标，最终还得靠学者们的自觉和自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