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生物医学技术，如干细胞和人类基因编辑将成为人类疾病治疗的重要技术，但这些技术的不适当应用可能会带来伦理学问题。哈佛大学心理学家Steven Pinker在《波士顿环球报》发表一篇观点文章，认为这种过分的伦理监督将干扰创新速度，正面意义很小。文章的激进观点迅速引起社会媒体和科学家的讨论，许多人都不同意Pinker的看法。如伦敦生物伦理学家兼律师Daniel Sokol专门写博客反击他。伦理学绝对不是为反对研究而存在，伦理学也乐于鼓励能减轻人类疾病和痛苦的研究，但伦理学本质上是尽量避免或减少研究中受试者的痛苦，因为许多被错误夸大的好处（如假定的治疗作用）有可能导致对受试者不可估量的伤害。

Pinker在文章中写到，生命和疾病是一对孪生兄弟。我们都有朋友和亲属长期困扰于身体或精神疾病，如癌症、心脏病、老年性痴呆、精神分裂症和抑郁症等。全球疾病后果项目曾经试图测算每年因为疾病和死亡造成的寿命减少，2010年大约为25亿年，相当于全球每个人因为疾病每年浪费4个月。这种影响远远超过犯罪、战争等影响的总和。伦理学规则导致研究被延迟可能会导致许多患者无辜丧命，因为这些治疗方法可能对他们有作用。他认为生物技术的未来很难精确预测，基于对生物技术预测的一些政策也无法有效降低风险。

加大生物医学的投入比任何其他领域的投入都有价值，而伦理学的所谓作用就是干扰生物医学研究进程的麻烦制造者Get out of the way。

斯坦福大学法律教授Hank Greely指出，1975年艾斯洛玛尔会议就发挥了非常好的作用。1975年，世界顶尖生物学家同样聚集在艾斯洛玛尔，讨论了新型生物技术，通过改变基因来改造生命。由于担心可能导致生化危机和带来伦理难题，科学家限制了某些实验。会议出台了DNA重组研究的指导方针，从而使相关实验得以健康有序进行。对某些可能带来潜在危险的生物学技术进行适当限制，是非常有价值的工作。

西北大学范伯格医学院生物伦理学家Alice Dreger认为，Pinker所谓人类受试者受充分保护是彻底的错误看法。她在博客上写道，虽然理论上伦理学审查都按照规定执行，但实际上效果并不那么理想，许多伦理审查委员会为保护自己所在研究机构的利益，普遍存在忽视受试者潜在危害的问题。

Pinker回答Dreger质疑说，虽然有些领域人类被试确实没有受到足够保护，但在另外一些领域却因为伦理学审查过分严格而导致研究被耽误。他在接受采访时说，他的看法并不是说减少保护受试者，但不能因为有受试者没有被保护就增加更多数量的繁文缛节或惩罚性规定。

也有一些人同意Pinker的看法，认为太多生物伦理学审查只会增加官僚习气。牛津大学生物伦理学家Julian Savulescu在一篇博客文章中写道，生物伦理学家往往很难决定合适对研究进行审查，什么时候隐退。在识别有问题的研究和限制好的研究方面，伦理审查经常难以有效发挥作用。

加拿大渥太华大学研究基因组学和伦理学的Stuart Nicholls也参与了网络讨论，他认为很难评估伦理规则的有效性。他和同事最近进行了近200项研究对伦理学审查的效果进行了分析。结果发现大多数伦理学审查只从行政角度评价是否符合伦理学规定，而不是从保护受试者角度出发。

Nicholls、Savulescu和Dreger说，对新技术方法的生物伦理学审查往往会过于谨慎。广泛限制或暂停新兴技术的使用一般是不恰当。

5年前科学网李侠教授就介绍过pinker教授http://blog.sciencenet.cn/blog-829-238355.html

Steven Arthur Pinker（1954-），加拿大裔美国人，网上介绍是加拿大魁北克的蒙特利尔人，1973年从Dawson College 学院毕业，1976年从麦吉尔大学获得实验心理学学士学位，1979在哈佛获得的博士学位，先后在MIT和斯坦福大学工作，目前在哈佛大学工作。我从他的主页上看了一下这兄弟的简历，好家伙，获得NSF等基金有10余项，出版著作几十本，出版学术文章数百篇，获得六个荣誉博士学位。2004年被《时代杂志》评选为世界上最有影响的100人之一，2005年又被评选为最著名的100名公共知识分子之一。他的主要著作有The Language Instinct (1994)，How the Mind Works (1997)，Words and Rules (2000)，The Blank Slate (2002)，and The Stuff of Thought (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