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不端的类型很多，最近《科学》上报道的购买署名权怕只是中国学术乱象的一种。有的人完全不懂学术的但善于钻营的人混迹于学术圈，有的人依靠弄权术和圈钱术，大量挥霍国家百姓税收，依靠学术大手和学术交易，有的人大搞学术山头主义和学术军阀，完全不顾学术水平和人才培养，只考虑学术和政治地位。学术水平不高，但争夺学术位置的能力很厉害。学术水平不行，但高呼万岁的声势不小。拉大旗撤虎皮的技术烂熟于胸。这些问题大概都不同程度存在，不杜绝这些问题，中国的学术就象中国城市的污染空气，就象中国城市的交通。治理起来难度不是一般的难。

越来越多的学术论文被发现存在问题，过去10年内，被撤销发表的学术论文数量增加了大约10倍。导致论文撤销数量增加到底是因为犯错误的人多了，还是因为被人揭发的数量多了？还是二个因素都存在。（个人感觉，被撤销论文数量的增加有一个因素是目前国际上论文数量的增加）。

最近关于转基因粮食导致动物肿瘤发生的论文被杂志撤销，至少过去大力鼓吹这个研究的学者们应该主动承认自己的判断失误，而不是明知说错而不敢于承担。否则哪怕你其他说法是正确的也难以让人相信。）论文被撤销的原因很多，有剽窃被抓、有图像处理不当、有数据造假。

重要的是，当我们发现有论文很可能存在问题时，作为朋友、主管、同事或旁观者的我们，是应该保持沉默，还是勇敢低站出来揭发？保持沉默可以明哲保身，不需要技巧。如果要揭发学术不端行为，可能会因此付出代价，或许应该采取一些策略更好一些。本周四的《自然》新闻特写专门给读者介绍了三种不同的对付学术不端的方法。一是分析、二是诉诸法律、三是匿名举报。每种方法都有具体的战例，但除分析法似乎不错外，诉诸法律的效果不怎么样，匿名举报也倍受争议。本文章介绍的通过法律手段的故事最有传奇色彩，现年84岁的老太太已经为证明他的同事编造研究数据而在14年前开始诉诸法律，经过长期的官司、大量的旅行等费用达到20万美元，老太太并没有后悔过，因为她坚持“每个人都有权利选择做正确的事情”。因为毕竟最终没有确认到底这个事情谁是谁非，因此文中把老太太Hill比喻为“堂吉诃德”，如果她在中国，结果会怎么样？

http://www.nature.com/news/research-ethics-3-ways-to-blow-the-whistle-1.14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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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法

Uri Simonsohn将自己视为数据告密者而非揭发者。作为一位社会科学家，他任职于美国费城宾夕法尼亚大学，其日常工作内容主要涉及档案数据的整理。这些数据涵盖了房价、拍卖记录、高校招生等方面，是他探究判断力与决断力的重要资料。他怀疑这些数据的真实性，担心使用这些数据会导致自己的研究误入歧途。他说：“如果是开展实验，你要做的就是执行检验，然后便可以继续，然而研究档案数据的人必须对这些数据抱着非常认真的态度。”

Simonsohn的这种直觉最先萌生于2011年夏季，当时他第一次阅读荷兰鹿特丹伊拉斯姆斯大学Dirk Smeesters及安阿伯市密歇根大学Lawrence Sanna的论文。两者论文中引用的数据包含过多高度效应和统计学上的重要结果，看起来过于完美以至于令人难以信服。在Sanna的一篇论文中， Simonsohn对一项实验给予特别的关注。实验中，被分为两组的志愿者所得出的数据具有惊人相似度的标准偏差。而在Smeesters的研究中，Simonsohn发现一个可疑的低频率的约整数，并且许多平均值具有不寻常的相似性。他说：“如果这些数据基本没有受到干扰，而且每一项研究得出的数据都非常可靠，那数据就是假的，真实的数据应该有误差。”

为了检验自己的怀疑并证明论文结果的不真实性，Simonsohn将这些实验模拟了数千次。他将自己的分析应用于同一作者的其他论文中后发现，同样的模式再一次出现。之后他对数据进行了阴性对照，发现使用相同研究结构的其他心理学家的论文无法得出与上述两位研究者同样的模式。

Simonsohn与两位作者取得联系，并花费数月时间排除任何能够将他发现的差异合理化的替代解释，最终，据Simonsohn所说，只有一种可能性，那就是这两位作者操纵了数据。但他仍然克制住自己，没有指责任何人。他与Smeesters、Sanna及其论文的合着者联系，希望获得原始数据。他还将自己的观点罗列出来，并询问是否有其他人例如学生或者研究助理擅自篡改数据。

Simonsohn说：“我的思想十分开放，我的工作理念是，作为一个研究者，篡改数据的受害人是自己。”

2012年夏天，Smeesters和Sanna从原有岗位辞职，他们的一些文章也被撤回。

空想法

1999年，Helene Hill本以为自己马上要退休了，直到有一天当她决定看一看实验室同事的培养皿后，一切都改变了。作为一名辐射生物学家，Hill供职于纽瓦克市新泽西医科和牙科大学，她曾与一名年轻同事共同负责一项旨在研究“旁观者效应”的科研项目：当一个细胞受到辐射时，它周围未受到辐射的细胞会有何反应。Hill此前已经培训博士后Anupam Bishayee如何使用该技术，她想看看Bishayee的进展，没想到培养皿中空无一物，而且不久后她还收到Bishayee提供的细胞计数。

Hill之后用14年的时间揭露她所认为的学术不端行为。大学委员会、美国科研诚信办公室及两次法庭审理曾评估过她的报告，但并未采纳。为此，她支出了数千美元诉讼费，花费数之不尽的时间搜罗了超过30000份文件。此外，她还可能因此而丢掉工作。但现年84岁的Hill决不妥协，她说：“如果有能力的话，人们有义务去做自己认为对的事情。”

经过初次观察后，Hill和其他博士后决定隐秘地追踪Bishayee的实验进展，并对他的培养皿拍照留作证据。当Bishayee报告了一个被他们认定受到霉菌污染的数据后，Hill与她的同事指责Bishayee捏造数据，并将此事向大学研究诚信委员会检举。

但该诉求很快便宣告失败。在检举过程中，Hill的同事承认在拍照前曾移动过Bishayee的培养皿，委员会认为此举有篡改证据的可能。

此外，Hill承认自己并不熟悉当时用来观察Bishayee培养皿的显微镜。委员会裁定，Hill没有充足证据证明Bishayee的学术不端行为。

匿名法

匿名揭发早已不再是新鲜事。自2010年起，一个笔名为“Clare Francis”的人在学术界引起不小的风波。他（很多人怀疑这是一个团队）向生命科学期刊编辑发送了数百封邮件，邮件中指出很多案例涉嫌操纵、剽窃或伪造数据。这些神秘投诉导致一大批文章被撤回和更改，但是，面对这些狂轰乱炸式的匿名揭发，编辑感到非常困扰。一些编辑表示，他们有时感到毫无头绪。

不管你是否认同这种方式，Francis引发了一场大讨论——编辑应如何处理匿名举报。由于互联网的蓬勃发展，任何人都可以对学术论文公开表达不满，目前匿名举报的数量正逐年增长。

《柳叶刀》高级执行编辑、英国出版伦理委员会（COPE）前副主席Sabine Kleinert将近期匿名评论激增的态势称为“Clare Francis现象”。Francis估计，自己向约100位不同的编辑发送过邮件。一些出版商表示，他们的编辑通常会收到大量来自Francis的信息。

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执行主编Diane Sullenberger说，他们收到的多达80%的举报来自Francis。

法国期刊《生物化学与生物物理学报》总编辑Ulrich Brandt说：“匿名一般会让人不舒服。我们不得不去怀疑检举人的动机。对学术不端行为无根据地指控会造成负面影响，且该举动本身就是某种形式的学术不端行为。”参考生物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