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的话：1994年4月20日，伴随着一条 64K国际专线开通，中国实现全功能接入国际互联网，成为加入国际互联网第77个国家。这也被视为中国互联网时代的开始。转眼间30年过去了，中国已经拥有全球数量最多的网民，基于互联网的各种应用程序更是早已深刻融入和改变了我们的日常生活。《环球时报》在 4月20日举行“中国互联网30年专题研讨会”（如图），与会专家回顾了中国互联网在过去的30年所取得的成就和经验，并展望了未来的发展趋势。

中国是巨大互联网红利的受益者

30 年前连接世界的那条国际专线， 是从位于中关村南四街四号的中国科学院软件园2号楼连出的。在长期从事互 联网治理研究的前APTLD董事谭亚凌看来，中国互联网时代的开启，其实正好跟 上了全球化的浪潮。伴随着“信息高速公路”的概念，1994年被称为“国际网络年”，正是乘着这股浪潮，中国成为第77个加入国际互联网的国家。

谁也没有想到的是，最初只是意图简单地实现计算机之间链接的互联网，会发展成现在这样改变了世界的超 级基础设施，甚至可以说，全球社会经济运行都已经离不开互联网。谭亚凌表示，从 WEB1.0 到 WEB2.0 和现在的 WEB3.0 时代，以及各种下一代互联网技术的研发， 都是为了满足更快、更多、更无所不在的连接需求和渴望。如今我们谈论的互联网，其实是在互联网上运行各种 WEB 服 务、各种各样的人工智能大模型以及基于 网络运行的整个经济社会体系。“这其实 已经超过了互联网本身。”

中国科学院大学吕本富教授表示，过去的 30 年，中国抓住了这一波互联网带 来的红利，而且可能是全球最大的受益 者，从经济、社会、普通人心智发展等各层 面都是这样。“欧洲获得的互联网红利比 我们差得太远，日本现在还在付现金，美 国真正获得的红利恐怕也没有我们多。” “大家都认为房地产对中国经济社会的影 响最大，但我估算过，所有互联网平台给 中国经济带来的整体动能超过房地产行 业。”

吕本富总结说，互联网从早期的信 息互联，到人的互联，再到智能互联，最后 扩展到场景互联，互联的深度在增加。每 一次联入深度的升级，都是软件对人类理 解程度的升维，替代的难度呈指数级上 升。他认为，从网络经济的角度，可以分 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网络经济，2010 年之前是记录的革命，我们将纸上和脑中 的数据录入了信息系统，搜索引擎、门户 网站是最典型的商业模式，以流量为核 心。第二阶段是平台经济，特别是 2012 年迎来了智能手机爆发，消费互联网升 级，本质上是一个软件分发的革命。平台 经济处于当红状态，塑造很多商业模式， 甚至出现移动支付、手游、短视频这三个 走向全球互联网产业的应用。第三阶段 是智能经济，从 2015 年开始算法对人的 认知产生重大影响，大多数决策是人机混 合模式。ChatGPT 更是开启了大模型时 代。大模型本质上是算法整合了大算力、 大数据，在开源条件下，成为划时代的技 术工具。它的焦点是参数，由数据产生信 息、知识和智慧，模型的参数表达了知识 和智慧的多寡。第四阶段是体验经济， 2021 年元宇宙开启了多项感知技术，元 宇宙使人身临其境，个体不仅是旁观者， 而且是操作者。但现在元宇宙热度下来 了，这是因为它对现实的模拟准确度很 差，还有待技术的发展。

清华大学教授沈阳表示，中国互联网 过去 30 年非常关键的一点，是理解人性 的，比如中国的短视频，这也是中国互联 网和世界互联网一个比较大的差异。

下一步发展，要注意什么

吕本富认为，ChatGPT的出现是分水 岭，前面可以称为轻互联网时代，后边可 以称为重互联网时代，其中算力-能源体 系会成为重中之重。在这个过程中，技术 不断创新，创业不断演进，社会深度变革， 是互联网时代的总特点。

以ChatGPT为代表的大模型，其作用 相当于第一次工业革命里的蒸汽机，“蒸 汽机是体力劳动的工业化，大模型是脑力 劳动的工业化，这才是最大的变革”。 GPT的通用功能会成为很多行业的界面， 会重塑和知识相关的行业。“以后我们要 在互联网上获得信息，可能不再需要搜索 引擎的搜索框，GPT式的问答会成为基本 界面。”他表示，未来互联网将成为经济高 质量发展的核心。因为算法实现与个体 用户的“细胞级连接”，就相当于激活一个 生命体的神经末端，从而使整个生命体进 行升级，而且能量耗散最小。

尽管中国在过去30年的互联网发展中获得了丰厚回报，但北京邮电大学人机交互与认知实验室主任刘伟提醒说，我们过去从互联网中获得的利益越多，对网络的依赖也就越大，背后的隐患越大。未来中国的潜在对手可能会用各种方法从互联网这个角度对中国 下手，如何针对性加强防备非常重要。

秦安战略智库创始人秦安表示，在这些新概念威胁方面，俄罗斯的一些尝试值得我们借鉴。而从技术层面，网络安全不 能仍停留在“捆绑式黑匣子打补丁”的做法，一定要升级为底层化、自动化、智能化，需要进入网络攻防状态。

谭亚凌介绍说，俄乌冲突就是在某种 程度上展示了未来互联网攻防战的趋 势。由于如今各国社会经济体系运行对 于网络的严重依赖，未来冲突中甚至可能 出现“直接将整个国家从国际互联网中抹 去”的情况，如物理层面切断光缆，或者从 IP层面、根服务器层面的数据删除，让特 定国家与国际互联网断连等敌对行动。 尽管没有人真的这么做，但国家的网络安 全风险依然存在，这个问题从上世纪 80 年代到现在都没能有效解决。

如何看待人工智能？

沈阳对于人工智能的发展相对乐观。他认为，过去30年是从信息互联网， 到人际互联网，再到智能互联网，未来将 出现依托元宇宙的体验互联网和脑机接 口技术的意识互联网。他预测称，如今虽 然各种产品能够大规模生产，但创意依然 高度专家化和定制化，有了人工智能之 后，未来创意和知识生产也将实现工业化 大规模生产，创意也就不那么稀缺了。整 个人类发展速度会极大地加速。

沈阳表示，我们原来的认知在很大程 度上外包给了互联网和搜索引擎，未来将 更多地外包给人工智能。最近有句话，“把知识交给 AI，把智慧留给人类”。随 着人工智能的发展，我们将用1%的智慧 能力去撬动 99%的 AI 劳动力，AI 帮我们 干了活之后，能用我们的审美、判断力、决 策力去决定应该留有哪些东西。

刘伟则注意到，尽管现在人工智能概念非常火，但它们都是基于大语言模型和多模态大模型，在技术上存在天花板。很多美国专家承认，当前使用的数学模型不足以支撑大家对人工智能期望的结果。 尤其是它们的底层是依靠线性函数和触发函数建立起来的，造成大量的非线性问题，是造成所谓“机器幻觉”的重要原因之一，目前不但工业界和军事领域不敢轻易使用这些大模型，而且连影视界、娱乐界也不敢直接用来拍摄。 刘伟认为，人类目前主要解决的是方向性问题，就是依靠数学模型不能解决的 问题，也就是通常说的“算计”；而大模型代表的人工智能是建立基于规则或统计概率的数学模型，利用计算得出结论，这 是“计算”。人类的优点在于善于谋划和 算计，缺点是计算不是特别精确，速度也 慢；而大模型擅长计算，但缺少谋划。他 认为，未来应该发展“人-机-环境”系统智能网络，其中环境提供了一个计算和算计结合的平台，它们结合起来可以超越现 有的人工智能。美国在这方面已经投入 了很多资金和时间。例如1997年人类国 际象棋冠军卡斯帕罗夫被超级计算机“深 蓝”打败以后，美国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 （DARPA）就启动了代号“深绿”的人工智 能项目，试图通过对过去数据的梳理和对现在数据的输入整合来提出最优的解决 方案，最后供指挥员选择。这个项目几经 变化，如今变成了五角大楼的“智能参谋 长助理”。刘伟透露，未来人机环境系统 智能网络发展方式包括五个方面：主动推荐、交互学习、高效容错、混合决策、按需 组网。

但刘伟也提醒说，基辛格生前曾特别强调了人工智能和核武器的比较，他主张“人工智能比核武器更危险”。首先这是因为人工智能掌握在企业手里，政府难以管理，OpenAI 这种突然崛起的企业甚至 可以影响美国国会。其次是将来小国或 组织可以利用人工智能对大国造成后果 足够严重的伤害，或挑拨大国之间的关 系。例如美国就非常担心总统大选会受 到人工智能制造的各种真假难辨的消息 影响。

中国未来可以为互联网提供哪些贡献？

ICANN根服务器咨询委员会核心专 家、全球IPv6 Forum Fellow王伟认为，互联网底层基础资源和基础信息服务的治 理问题，会影响到当下和未来互联网的发 展走向。不管是从网络空间安全的角度， 还是全球地缘博弈的角 度，或者是商业竞争利 益的介入，互联网基础 资源和基础信息服务的开放度正变得越来越 小。比如，IP 地址和域 名数据公开信息查询服 务的透明性日益变差； 全球各大搜索引擎的搜 索结果因为移动互联网 和产业互联网改变了WEB数据开放传统 也变得越来越不理想。而今不论是国际大语言模型还是国内大语言模型，围绕训练数据和算法参数更是构建各自的封闭 体系。目前来看，主张全面开放的互联网 传统理想可能正在终结。在最底层IP地 址和域名的管理问题上，由于历史沿革原 因形成了一些非官方的互联网治理非营 利机构，经过30年的发展，社群对它们出 现了两种担心：一是这些机构会不会在国 际政治压力下取消或修改现有的中立性运营规则；二是这些机构是否已在几十年 的民间运营过程中形成自身私相授受的 利益群体，这在客观上也在呼唤多样化的 新生力量参与互联网治理机构的未来变 革。

这种担忧并非空穴来风。LARUS Limited全球最大IP地址管理公司的创始 人卢恒介绍了当前国际互联网IP地址分 配管理的现状和存在的隐患。他表示，目 前全球有5家私人公司负责分发IP注册 地址，保持IP地址的全球唯一性，实时验 证IP地址路由。这5家公司分别注册在 美国、澳大利亚、荷兰、毛里求斯和乌拉 圭。这些公司决定着谁可以拥有 IP 地 址，进而决定了谁可以上网，他们还具有关闭管辖范围内某个国家互联网的能力， 影响力巨大。但这 5 家公司目前处在自 我管理，互相之间机制、系统互不兼容，缺 乏制约和监督，而且他们运行的 IP 地址 数据库连独立第三方的数据备份都没有， 一旦出现问题，潜在风险非常大。

卢恒表示，过去25年来，控制整个亚太区包括中国互联网IP注册数据库的是 在澳大利亚注册的APNIC私人公司。在 如今的地缘政治背景下，澳大利亚作为“五眼联盟”成员之一，其作为一个国家缺乏政治中立性，是不合适作为一个理应中立的互联网注册机构的注册地的。中国互联网上网涉及的IP地址相关注册和路由事宜，是决定了中国能否连接互联网的根本大事，绝对不应该被控制在澳大利亚一家私人公司手里，而在过去，APNIC的兄弟机构AFRINIC的确出现过试图撤销 数亿用户正在使用的 IP 地址事件，虽然最后没有成功，但这个确实是一个切实的 而非理论上的威胁。卢恒表示，APNIC的治理改革才刚开始，希望中国地区的会员能联合起来，降低包括中国在内整个亚太区的IP地址使用风险。

W3C国际化标准工作全球负责人薛富侨表示，中国在Web技术标准方向、国 际化、标准流程改进等方面贡献了很多力 量。但互联网技术一直不断发展，过去的 经历提醒我们，需要有自己的知识产权， 有核心技术才能在国际标准制定过程中 真正发挥更大话语权。例如浏览器引擎， 不只涉及浏览器，很多衍生应用，包括平 常用的微信、淘宝等都在使用浏览器引 擎，但中国比较缺乏相关人才，所有国产 浏览器全部用的是国外的引擎。要改变 这类局面，需要我们加大科研投入，培养 更多的互联网和技术标准人才，并积极参 与国际标准制定工作。▲

本文摘自：作者马俊《环球时报》2024年 4月23日科技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