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历史视角分析，现有的挖掘资料具有较强的客观性，可以推断大禹治理水患及“禹会诸侯”于安徽蚌埠并非单纯的传说，而是有考古实证支撑的历史记忆。经过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等专业机构长达十余年的系统发掘，蚌埠禹会村遗址已经建立起了比较完整的证据考古发掘的核心实证

考古学家在蚌埠禹会村遗址（又称禹墟）的发现，为历史记载提供了关键的物质证据：

· 大型礼仪性建筑基址：发现了人工堆筑的大型祭祀台基，面积近2000平方米，以及专门用于祭祀活动的祭祀沟和祭祀坑。这些遗迹表明，这里曾发生过高规格的集会与祭祀活动，而非普通聚落。

· 多元文化特征的器物：出土陶器同时包含了典型的山东龙山文化（如“鬼脸式”鼎腿） 和河南龙山文化（如侧三角鼎足） 的特征。这说明当时有来自不同地区的多个族群短期聚集于此，与“禹会诸侯”的记载高度吻合。甚至还发现了在淮河流域极为罕见的龙形图案陶片。

· 宏大的聚落规模：确认了距今4000多年前的龙山文化城址，规模至少18万平方米，是目前淮河中游地区发现的规模最大的龙山文化城址。整个禹会村遗址作为区域中心，为大型集会提供了空间基础。

 考古与文献的相互印证

考古发现并非孤立存在，它们与文献记载及当地传承形成了时空上的精准呼应：

· 时代与地点的契合：遗址的年代（约4100年前）、地理位置（涂山南麓），都与文献中“禹会诸侯于涂山”的记载高度吻合。

· 文献的长期记载：从《左传》《史记》到西晋杜预的注解，再到唐代《苏氏演义》的考证，大量文献都将涂山指向今蚌埠一带。

· 持续的历史记忆：当地汉代即建的禹王宫、传承数百年的祭祀庙会以及“禹会村”的古地名，都构成了深厚的文化层叠，说明这个历史记忆在当地从未中断。

 学术界的权威认定

经过多次权威论证，学术界对此已经形成了明确共识：

· 关键定性：在2010年和2013年的两次重要学术研讨会上，禹会村遗址被正式定性为“大型礼仪性建筑基址”，即文献记载中“禹会诸侯”的发生地。

· 权威结论：主持发掘的王吉怀研究员总结出了支持此结论的六条证据链。学者们认为，这些发现填补了夏王朝建立前关键阶段的空白，为探索古史传说时代提供了新材料。

总而言之，虽然目前还没有发现能直接证明“大禹”其人的文字（如甲骨文），但蚌埠的考古发现已经清晰地揭示出：在距今4100年左右，这里确实存在过一个与文献记载中“禹会诸侯”场景高度吻合的、大型的、具有多元文化交汇特征的高等级祭祀遗址。这为“大禹在蚌埠治水”这一历史记忆的客观性，提供了强有力的科学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