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闲话闲说：蜀僧之南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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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song 先生在拙文《闲话闲说：弟子不必不如师》中留有两个四川和尚去浙江普陀山的故事，其文如下：
“蜀之鄙，有二僧：其一贫，其一富。贫者语于富者曰：“吾欲之南海，何如？”富者曰：“子何恃而往？”曰：“吾一瓶一钵足矣。”富者曰：“吾数年来欲买舟而下，犹未能也，子何恃而往！”越明年，贫者自南海还，以告富者 。富者有惭色。西蜀之去南海，不知几千里也，僧富者不能至而贫者至焉，人之立志，顾不如蜀鄙之僧哉！”
“鄙”者边远也。较之南海，蜀已够鄙，而蜀之鄙又是鄙之鄙，故不知几千里也。一个穷和尚，仅靠化缘的一瓶一钵，要着吃，过一年后，从浙江普陀山回来。而“富”和尚，大概是主持，或有资助，竟未能往，关键在于“欲买舟而下”多了一个“欲”字。
查该文出自彭端淑的《为学》，曾载高中语文。
彭端淑，四川丹棱人，是清代著名文学家，与李调元、张问陶并称四川三才子。雍正十一年(1733年)考取进士，官至吏部郎中。后外放广东肇罗道署察史，以“清植”二字自励，出行议事，轻衣减从，杜绝鸣锣清道，严禁“迎送馈”。 后因在督运中，失足落水，遂仰天长叹：“人于宦途不满意，辄以咎人，此谁挤之者！今不葬鱼腹，天于我厚矣，复何望焉。”即由广东辞官归蜀。归蜀后，彭端淑在成都锦江书院担任主教，二十年间，竭尽全力，教书育人。其写景诗很有情味，如记锦江春色的《清明》：
步出郭西行，惊心节复更。
花残寒食雨，春老杜鹃声。
荠麦村村秀，新烟处处生。
锦城风物好，无那故乡情。
成都锦江书院是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由四川按察使刘德芳建立的省立最高学府，其址是文翁石室遗址, 位于成都市文庙前街93号。有学生两百人左右，著名学者李调元曾是该院学生，彭端淑与其或师、或友。1896年，张之洞任四川总督，从锦江书院中析出“尊经书院”，是为四川大学。
西汉景帝末年(公元前143—141年)，蜀郡太守文翁于成都城南“立石室精舍”(即今文翁石室遗址)，创立了蜀郡郡学，为第一所由省级地方政府兴建的官学，开中国地方官校之先河，大概是行政学院。为汉武帝令天下郡国效仿蜀郡，设立官学。其遗址称为“文翁石室”，迄今已有2160余年的历史。文翁认为“非教无以保富庶，非待富庶而后议教”，说明教育的重要性；又提出“教以尚德为先”的宗旨，以及“诱进”的教学方法。虽时移世易，石室在原址办学二千余年，世人将“文翁化蜀”与“李冰治水”并提。
1904年，岑春煊出任该校总理，改校名《成都府师范学堂》为《成都府中学堂》，即后来“川西石室中学”的前身。郭开贞(沫若)曾就读于此；而刘豫波、何其芳、曹葆华等曾掌教于此。48年，国民政府认定该校为“全国重点中学”。52年，曾更名为成都四中。
我考中学时，曾去考四中，后因离家太远，改读成都二中，即以前的省成中学。
由蜀僧之南海，想起一个研究生的小故事。
张生是八十年代初的大学生，为人忠厚勤奋，却不随附时俗。在校期间，曾因瞧不起作弊取巧，与同学打了一仗。我当时常去参加其卧谈会，毕业时又一起在草地上狂饮啤酒，关系甚是融洽。大学本科毕业后，去一中专任教。一次，张生坐火车十几小时，行程近千公里，提了两条黄河鲤鱼来看我，还有一小壶自己家磨的香油。
当时，我希望他能考研究生。93年，我从北京返回路过去看他，才知其身体不好，而且已经结婚有一小男孩。遂劝其好好锻炼保养，以图发展。光阴荏苒，一幌又是数年。我再去看他，提及考研一事，而他又有家庭生计之忧，在中专任教，工资较好，可以养家糊口，一读研就少得多少收入，又如何养家。幸其夫人贤惠，见我三顾楼屋，便生助夫一“博”之念。张生经不起一翻威胁利诱，才勉强答应试一试。为加强其信心，我又把他叫到西安，少不得耳提面命一翻，要其考我的研究生。
这时，张生已本科毕业十余年。第一次考试，成绩平平不够理想；第二次考试，又因外语搁置时间较长也不达标。第三次报考时，我干脆叫他考我导师的研究生。不想一考就中。原本是我的徒弟，现在竟成了我的师弟，辈份提升一级，与我同辈相称，改称“师父”为“师兄”，也或师或友了。
几年过去，读硕士，读博士，发文章，少不了SCI，多少辛酸，多少欢笑，据说其工作相当不错。
由此说明：
“天下事有难易乎？为之，则难者亦易矣；不为，则易者亦难矣。人之为学有难易乎？学之，则难者亦易矣；不学，则易者亦难矣。”
今年夏天，他邀几个同学来西安看我。有一学生从成都开一汽车到西安，捎上一个刚从加回国的同学。同学争着要我叫他们的名字，我仅依稀记得，一看都四十过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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