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人的理解，人死如灯灭，或者一死万事皆休，或者好死不如赖活着。中国人除佛教有来生来世之外，本土哲学对死亡的看法大体上平实，不虚矫。中国古代哲学中，庄老贵生，而孔子的态度则有几种说法。以《论语》中的“未知生，焉知死”和“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来看，孔子对死采取的是回避的态度，大概是认为人都要死，死了也就完了，说也没用，所以不愿意多说。王充《论衡》引《孔子家语·哀公问政》，“孔子曰：“众生必死，死必归土，此谓鬼；魂气归天，此谓神。””

    王羲之的《兰亭集序》中引用庄子的“死生亦大矣”，实质是庄子借孔子的话（原文“仲尼曰：“死生亦大矣。而不得与之变，虽天地覆坠，亦将不与之遗。审乎无假而不与物迁，命物之化而守其宗也。”）王羲之则认为庄子齐死生的观点虚妄，死亡对于人来讲是可悲痛的事。（《兰亭集序》说：“固知一死生为虚诞，齐彭殇为妄作。”“向之所欣，俯仰之间，已为陈迹，犹不能不以之兴怀，况修短随化，终期于尽！古人云，“死生亦大矣。”岂不痛哉！”）

    西方基督教对死亡的观点比较复杂宏大，有天堂地狱之分。但多数哲学家并不相信这些。美国哲学家威廉·巴雷特的成名作和代表作《非理性的人：存在主义哲学研究》（段德智译）认为，海德格尔对死亡的分析是《存在与时间》中最有力量和最为著名的章节之一，它用思想显现了文学家托尔斯泰用故事显现出来的真理。（在这两个实例里，真理都须基本上理解为显现。）死亡的本真意义，即“我要死”，并不是存在于这世上的一个外在的和公众的事实，而是我自己存在的一种内在可能性。这种可能性也不像道路的尽头，我总有一天会到达。只要我这样想，我就依然把死亡保持在自己身外的一定距离。问题的实质在于：我随时都可能死，因此，死亡现在就是我的“可能性”。它像是我脚下的一壁悬崖。它也是我的可能性中最极端最绝对的：说它极端是因为它是关于不存在的可能性，因而也就是那种割断了一切别的可能性的可能性，说它绝对，是因为人能够熬过一切别的令人心碎的事情，甚至他所爱的人的死亡，但是他自己的死亡则把他整个了结了。因此，死亡是各种可能性中最个人和最内在的可能性，因为它是我必须自己去经受的：任何他人都无法代我去死。根据海德格尔的观点，.只有把我的死亡带进我自己，本真的存在对我才有可能。在受到这种内在的死亡天使震动之后，我才像伊凡·伊里奇一样，不再是不具人格的和社会的众人中间的一个了；我就自由地成为我自己了。把死亡带进我们自己，虽然十分可怖，倒也是一种解放：它使我们从那可能席卷我们全部日常生活的、琐碎事务的奴役状态中解放出来，从一给我们展开本质的“筹划”，借此我们便能够使我们的生活成为仅属个人的、有意义的自己的生活。海德格尔把这种状况叫作“向死的自由”或“决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