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4月，在贵阳召开了中科院地学口方向和任务会议，提出了包括青藏高原科学考察在内的六项任务。5月7日，即“五七指示”发表六周年之际，我们离开位于潜江的中科院湖北五七干校，来到武汉托运行李，8日回到北京。此时，综考会已被撤销合并到地理所。10月，在兰州召开“珠穆朗玛峰地区科学考察学术报告会”，期间专门讨论制定了《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1973—1980年综合科学考察规划》（草案），翌年将此规划正式转发给了有关单位。不久，孙鸿烈将此事告诉我，希望我参加西藏科学考察队。并说，植物所生态室的张经纬也参加，他很好合作。按理，我六十年代参加过云贵川考察，再去西藏考察是顺理成章的事。但是，由于文革期间深受极左思潮的影响，认为综考会以往的工作是“远大粗浅”、成果是“仅供参考，不用拉到”，所以不想再干这种到处跑的面上工作。由于在那个年代首先是要服从分配，所以还是进行了体检，没想到血压超出正常值许多，所以将我列入了候补队员，暂不进藏，先参加在低海拔考察的黑龙江荒地资源综考队。恰在这时，中科院决定将原综考会人员按专业对口分配，让我们植物草场组的成员去植物所报到。这正中下怀，我满心欢喜，觉得到植物所能够进行深入细致的植物生态研究，比综考会和地理所要好。塞翁失马，安之祸福。这个决策只是改变了今后的研究地区和内容，并无好坏之分，因为均属植物生态学和自然资源学范畴。但是，无知、偏见和极左，使我失去了第一次进藏考察研究的机会，则是千真万确的。

第二次进藏进行科研的机会是在八十年代末。1987年，我从植物所生态研究室回到了综考会生物资源室，在继续参加中科院内蒙古草原定位站植物光合生理生态研究的同时，连续两年再次考察了滇川地区。在西南考察即将结束之际，综考会决定在西藏建立定位研究站。1988年9月2日，中科院副院长兼综考会主任孙鸿烈，召集有关人员开会说：计划在西藏搞点，进行农林牧综合研究，使农业生产提高一步；参加人员待定；要从国外争取经费。并委托张谊光和我，起草中科院西藏生态定位站建站申请书；我欣然应允。一来是国家的需要，因为大规模的青藏高原科学考察基本结束，进行深入的长期定位研究已经提到日程，二是个人的爱好，因为我在内蒙古高原从事植物光合生态研究多年，很想到世界屋脊就此探讨一番，两地相互比较，更有意义和趣味。不久，确定了定位站筹备组成员：张谊光、杜占池、陈沈斌、钟华平、徐六康。10月，我写出《西藏高原生态系统定位研究站申请书》初稿后，开会与有关人员进行了讨论、修改和补充，其后又经张谊光、刘厚培等过目修改，11月交付会领导。申请书的内容主要包括：（1）实验站名称与体制；（2）研究方向及其主要研究内容；（3）科学意义及应用前景；（3）国内外研究状况、水平与本站特色；（5）近期（1990~1995年）工作重点（包括背景值调查、住房、实验室、气象观测场和试验地围栏以及研究重点内容）；（6）实验站规模（包括人员编制、基建和实验地规模）；（7）定位站运行和研究所需条件（包括主要仪器、微机系统、发电设备、汽车、各类农机具、实验用家畜）；（8）经费预算（包括科研经费、行政经费和基建费）。并计划1989~1990年赴藏选点及进行背景值调查。同月，中科院召开了基础研究工作会议，既强调了科研与生产结合，又提到了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的重要性。这一年，中科院副院长孙鸿烈去西藏时，自治区政府提出希望中科院为西藏经济发展做点事。其后，中科院青藏高原综合科考队与西藏自治区计划经济委员会决定共同承担《西藏自治区开发与经济发展研究》任务，并计划1989年首先在“一江两河”中部流域地区开始实施。我荣幸地成为其中一名队员。我们计划借明年赴藏考察之机，初步勘查一下站址。农业气象学家李继由提出，希望明年在西藏测定一点作物的光合作用；当时我们一无所有，我想只有先借中科院内蒙古草原站的便携式光合测定仪一用。生物研究室主任考虑得更远，他计划安排我们明年下半年去外语学院学习英语，为今后西藏站成为开放研究站做准备。总之，建站时机大好，上下一心，势在必行。

1989年是我的本命年。新年伊始，进藏的准备工作即全面展开。1月开始收集西藏草场、畜牧、自然条件等方面的资料；3月讨论《“一江两河”地区资源开发和经济发展规划》协议书。考察队负责人为：章铭陶、韩裕丰、谭福安，下设八个课题组，包含经济、工业、交通、水能、地热、土地资源、农业气象、农田水利、农学、林业、草地、畜牧和计算机软件等专业，10个单位的40名科技工作者。其中草地畜牧组5人，除我之外还有：田效文、李玉祥、钟华平、梁飙。研究内容为：（1）天然草地的合理利用与保护；（2）人工草地的建设条件、规模、措施及其效益；（3）畜牧业生产的经营方式和产业结构的调整方向。确定野外考察时间5~8月，然后室内总结。

4月初综考会组织体检，心电图正常；下旬，到解放军空军总院，进行减压舱试验，虽左耳内轻度充血，但心电图基本正常，看来对高原的低气压还比较适应。没想到，在月底考察队组织的体检中出现了意想不到的问题：在北医三院做心电图，S-T改变，血压130/90mmHg，又做踏车运动试验，为阳性，血压升至150/100mmHg。我有点不大相信，次日又到北大医院做心电图和踏车试验，结果与三院一致。5月初，再到北医三院进一步用仪器检查，提示心肌供血不全，曾有心律失常史；医生开出诊断证明书：高血压、冠心病，休息半月，暂不宜去高原地区。我有点茫然，有点灰心，然而没有死心。我与队长交换意见后，决定赌一把，依然随队赴藏，因为考察队准备充分，装备齐全，拉萨又有治疗高原反应经验丰富的医院，所以不至于有性命危险。

全队5月11日到达拉萨。刚下飞机时脉搏90次/分左右，3小时后70次/分，5小时后62次/分，感到头痛、胸闷，赶快吸氧。其后3~4天，每天吸点氧气，血压比在北京还低，高压变动于90~120mmHg，低压65~90mmHg,压差变小。16日去西藏人民医院做心电图，显示肺型P波。一周后，高原反应基本消失。只是有一次，与同事一起从住所拉萨工人疗养院，缓步前往罗布林卡（人民公园），行至拉萨剧院时，感到胸部不适，浑身无力，不得不中途返回。不过，我还是乐观的，觉得这是偶发现象，自认为在高原工作基本没有问题。接下来，工作正式开始，参加了与自治区计经委、畜牧局、畜科所、农科所、生物所，以及拉萨市政府、农牧局、农委、畜科所等单位的座谈。5月下旬开始，先后考察了达孜、曲水和堆龙德庆三县。每到一县，请县政府、计委、农牧局、畜科所等单位介绍情况、座谈、收集文字资料，而后实地考察畜牧场、畜牧队、羊场、猪场、种鸡场等生产单位，以及人工草地和天然草地。这个期间，利用工作之余，参观了拉萨地毯场、哲蚌寺、甘丹寺、贡嘎寺、大召寺、八角街、人民文化宫等地。这二十多天，车来车去，走路很少，感到身体还算可以，估计今后来拉萨蹲点问题不大，所以比较留意定位研究站的站址选择一事，觉得从社会和自然环境看，在拉萨附近建站条件不错。不料，6月4日在无任何诱因和先兆的情况下却感冒了，全身不适，食欲不振。说来也巧，就在这一天，从广播中得知天安门广场发生了政治风波。5日，钟华平陪我去到西藏人民医院检查，心电图提示ST改变下移。检查时，我把手表摘下，放到身旁，检查完起身便走，几分钟后发现手表没了，回去寻找，已无踪影。参加工作之初购买的上海牌手表，就这样稀里糊涂地不翼而飞了，不过据说破财能够免灾。6日，入住位于色拉寺西侧的西藏军区总医院治疗，诊断为急性高原适应不全。不日，全队人员开赴当雄考察。此时，我思绪滚滚：到拉萨都快一个月了，活动范围仅在海拔4000米左右，活动量又极小，都适应不了，下一步要到海拔更高的地区考察，又当如何？还是面对现实，该退则退吧！否则不仅无所作为，而且还会给同事增添麻烦。于是征得队领导同意，决定打道回京。11日，留守拉萨的司机送我去贡嘎机场，车开至雅鲁藏布江边时，我有气无力地说：“下车留个影吧，以后来不了啦！”。我犹如一个受伤离队的士兵，既留恋着战场，又无可奈何地归去。此行，兴冲冲而来，病怏怏而回；考察刚刚开始，尚未进行研究，亦未来得及参观向往已久的布达拉宫，真是遗憾至极。体质欠佳，高原反应强烈，使我失去了再次进行进藏的勇气，使我在西藏干一点科研的夙愿彻底破灭。惜哉！神秘的西藏，无缘在此科研；巧哉！逢九本命年，在此遭遇一劫！无论惋惜还是凑巧，两者终生均仅一次，真是余味无穷，令我至今感叹不已。

1993年终于在达孜建站，名称为“中国科学院拉萨高原生态试验站”，张谊光任站长。次年，我组的钟华平开始参加该站的研究工作。我虽无缘，我心亦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