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学大师吴文俊的巴黎岁月                                    

2024-01-10 18:51                                            

发布于：山西省

1975年，吴文俊（1919-2017）重访法国，在塞纳河旁

导读：

数学家吴文俊先生晚年口述生平，经邓若鸿、吴天骄整理，几易其稿，定名为《走自己的路——吴文俊口述自传》出版。

在这部自传中，吴先生以罕见的坦诚讲述自己的人生故事，从求学留学到成为“拓扑地震”的主角名满天下，回国后半个多世纪的追求、成就和曲折等等。书中还首次披露了一些鲜为人知的事情，如法国数学界传说如果他稍晚一点回国就可能获得菲尔兹奖，以及1958年赴法讲学因为延期归国而遭遇了人生最重大的挫折。这本书是吴先生留给读者和后世的一部重要的自叙传。

吴文俊 | 口述

邓若鸿、吴天骄 | 访问整理

艾维 | 责编

1949年秋天，也就是我到法国的近两年后，我离开清净的小镇斯特拉斯堡，到了巴黎，跟H.嘉当（Henri Cartan）先生工作和学习了两年。我在这两年间做出了非常了不得的工作，被称作“吴方法”，出名了，在法国，也在整个拓扑界成了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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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巴黎生活和嘉当先生

我在法国是公费的，是中法交换生项目，中国学生在法国是法国政府给钱，但钱给的很少。我在法国边界的小城市斯特拉斯堡，大概还可以过得去，可是到巴黎就不一样了，在巴黎只是交换生的那点钱就很难了。所以我到巴黎初期，还常参加巴黎学生会的活动，这样可以从国民政府那拿到一些补助。

后来我参加了法国科学中心（CNRS）的研究工作，从那拿钱，是1949年底，我到巴黎后不久。埃瑞斯曼这个导师很好，我还在斯特拉斯堡的时候，他就主动帮助我申请过CNRS的工作，可是因为他时常说些“不靠谱”的话，人家不相信他，就是不批。后来嘉当出面，我才获得了这份工作。我最初是做助理研究员（Attaché de Recherches）；1951年起，我被聘为副研究员（Chargé de Recherches），不过不久我就回国了。

嘉当 (Henri Cartan，1904-2008)

CNRS钱比较多，我就把原来法国交换生的钱退掉了。有了CNRS的钱，我可以过的比较轻松了，不必去参加那些没什么意思的活动，可以专心做研究了。CNRS给你个名义，拿钱就是了，没有任务，对你做什么没有要求，也没有什么指标，倒是有一定的“权利”。比如说，可以独立在《法国科学院简报》上登文章，这个刊物只登简要成果，不登大块文章。《简报》是他们的权威刊物，按这个刊物规定，如果你不是CNRS的，在上发表文章是需要有法国院士推荐的。诸如此类的，别的我不大记得了。有这个资格不是容易的。

在巴黎的时候，我的工作习惯和别人不大一样，我都是晚上工作，上午睡觉，其他人的工作习惯是各种各样，我不大知道。

一般学术活动都是在下午，包括其他活动，比如听课、见一些人，或者是参加嘉当先生的讨论班等等，有时还要在讨论班上做报告。下午还做其他各式各样、杂七杂八的事。包括巴黎中国学生会的活动一般也是下午，那时中国学生一起很多了，大家常见见面。

嘉当有他自己的一套工作习惯，对新参加研究队伍的人，他也有一套自己的判断方法。嘉当会先跟新人见面，并介绍他最近的一些工作和研究思路，看听者的反应，由此他就能够判断出这个新来者的水平，是否接受你当他的学生就是在这个时候决定的。

我记得第一次见嘉当，他照老办法拿出一篇他自己做的东西给我讲，我听得稀里糊涂，不知道是什么，我也不做声没反应，嘉当先生就不讲了。停了一会儿，嘉当摇摇头，说“你对抽象的推理这一套不清楚，听不进去”。大概因为我是陈省身介绍的，嘉当也就接收我了，做他的学生。

嘉当是布尔巴基学派的头头之一，核心人物之一。1948年末起，嘉当组织了以代数拓扑学为主要研究对象的讨论班，这个讨论班对拓扑学研究的发展起到有效的推动作用。嘉当先生让我参加他的讨论班，但对他在研究方面提出的许多东西，我都不太感兴趣。后来嘉当先生也看出来了，法国人非常灵的，他说“你对这些不吸收”，我点点头说“是的”。

对布尔巴基学派那一套我始终不大接受。

在巴黎时，我真正的工作时间是晚上，不是晚上睡觉而是晚上工作。开始住的那个旅馆很差劲的，我住不起好旅馆。巴黎，豪华的地方非常豪华，差劲的地方也非常差劲。我有个习惯，喜欢到处走，走着玩。在巴黎我看了不少地方，一边很豪华，一边穷得很，穷的地方真穷呀，拉丁区就很穷很差劲了。我住的旅馆的地方就是第五区，拉丁区，许多学生都住在这个区，大部分的学校、研究所都在拉丁区，庞加莱研究所就在拉丁区。巴黎高等师范学校也在拉丁区，在数学方面现在也是法国最好的学校。

我住的是旅馆的半一楼，或者说是半地下的屋子，很暗，白天都很暗，没法工作，我得想办法。旅馆旁边有一家咖啡馆，那家咖啡馆很大很有名，好像叫“咖啡麻油”，在两条大街交叉的角上，是通宵营业的。咖啡馆隔一马路的对面是有名的卢森堡公园，风景怎么样没有印象，我没注意看过。于是，我就把那家咖啡馆当作工作室了。晚上咖啡馆里没有什么人，每天晚饭后，我就一个人躲在咖啡馆的一个角落里。那是真正的工作，一般我都要到半夜后才回去。我那个时候的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功。

1975年，我去巴黎时，专门去找过曾经住过的那个旅馆，已经没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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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好朋友托姆

在斯特拉斯堡大学的时候，我有一个特别的同学。

开始我不认得他。最初是在食堂吃饭的时候，他老盯着我，凑到一起和我一桌吃饭，我躲着他，可他还是跟我。后来我往哪儿跑他就往哪来跑，我随便到哪个地方他都盯着我，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我们就这样认识了，后来慢慢熟悉起来了。

这个人也是嘉当的学生，人待在斯特拉斯堡，也是不爱活动的那种人。他是斯特拉斯堡当地人，就像中国所谓乡下人。嘉当去巴黎后，他没去，一直待在斯特拉斯堡，一年去两三次巴黎见嘉当。

他喜欢跟我讨论，这个人很有道理（整理者按：“很有道理”、“很有眼光”等是吴先生爱说的口头语，是对人学识的一种很高的评价）。  

他是科学家型的数学家，或者严格地说，他是个科学家而不能算是数学家。他喜欢做实验，数学上有一些古里古怪的想法。我不时到他家里去，有时看他做实验，比如光学实验。把光通过什么东西照出来的影子是各式各样的，有许多奇怪的样子，分成七种。我在旁边看他做科学实验。

他通过博士论文的时候遇到一些困难，因为他的想法是科学家式的，跟数学的不大合拍。数学要求的是，你要一步一步的，而他不是这样，他的思维是跳跃的，不是逻辑思维的。他不是数学的表达形式，博士论文老是被嘉当先生卡着通不过，我很早通过了，他用了差不多四年才通过博士，论文还是经过别人帮忙的，因为他老写不清楚。

我到巴黎了，他去不了，还是呆在斯特拉斯堡，不过经常跟我保持通信，告诉我他的一些想法。他有些很棒的想法，我从他的想法得到一些启发，加上我自己在咖啡馆的工作，就做成了非常出色的工作，我就是根据他的想法一下子就打中目标了。

这个人后来也成了法国数学界的名人，非常有名的人，是法国数学界的杰出人物之一，也是我在法国最熟的几个人之一。

他叫R.托姆（René Thom），我经常跟他讨论，受他的影响很大，他的科学思想、及对事物的分析，另有一套。

托姆(René Thom，1923-2002）

我在巴黎期间，和托姆的交流依然如在斯特拉斯堡时一样，而且更加深入和直捣核心问题。比如，我向托姆介绍了庞特里亚金示性类的重要性质，即一个流形是另外一个流形的边界时，它的庞特里亚金示性类必定为零，这是配边理论的开端。托姆从中得到很大启发，以此为起点进行深入研究，建立了一整套配边理论。托姆则向我介绍了他自己所擅长的乘积空间对角映射的概念和技术，我从中也得到很大启发，成为后来我回国研究拓扑流形示嵌类理论的重要基础。

我和托姆之间的真挚友谊与合作，算得上是拓扑学界的一段佳话。

我回国后，1975年去法国，和托姆见面交流，那年的9月，他还到中国来访问过。1982年再去法国，托姆还在，我去看过他，惨得很呢。他喜欢开汽车，法国人开汽车横冲直闯的，乱来的。后来托姆出了车祸，锯掉一条腿，我开头还不知道，后来一看，啊，惨了。

托姆2002年去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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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拓扑地震

1950年春天，我做出了一生中第一个引以为自豪的工作。

托姆讲过一句话对我很有影响，我觉得很有道理。托姆认为，有的工作当时一出来很震动人，非常震动，是一个了不起的工作，可是到了50年以后，往往就销声匿迹，没有人再理会了。托姆意思是你的工作要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到50年以后还有人再提，那么这个工作才是好的。他的眼界很高的。

中国古代数学就是这样。中国古代数学很厉害，经过上千年的考验，有许多工作是经过了几千年的考验。从托姆提出来的标准，中国的古代数学都是经得起考验，比如现在我们教科书里面，中学数学里面，有许多都是中国传统留下来的，而不是欧几里德的，当然没有人来说明这些。

我很赞成托姆讲的很多东西，我们俩经常一起讨论。我了解许多他的思想，科学思想，那时托姆和我的主要注意力都在拓扑的示性类的研究上，在斯特拉斯堡的时候就经常讨论某些方面的问题，我到巴黎后这样的讨论仍然继续。

通常在有了一些好的想法时，一定要付以十倍努力的。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那是一段持续不断的努力，大概有一个多月，可以算得上废寝忘食、浑然忘我吧。那段日子里，我每天离开咖啡馆的时间越来越晚。终于有了突破，那是1950年春天，我和托姆过去的讨论和交流开花结果，取得了突破性的成果，做出了一个工作，震动了法国。

这个成果出来后，嘉当在讨论班上面说了一段话，我现在还记得。那段法文我听懂了的，虽然我法语不大好，有时有的懂有的不懂，但嘉当讲的那段话我听得懂，其中有一句印象最深，他说“这简直像变戏法，像魔术一样。”

那个时候法国的拓扑不行，虽然拓扑是法国人庞加莱开创的，可是庞加莱之后法国拓扑一直不大行。拓扑界数得出来的几个人，嘉当算是一个。嘉当原来不是搞拓扑的后来转过来的；另一个是我在斯特拉斯堡的老师埃瑞斯曼，拓扑做得不错。埃瑞斯曼是美国的留学生，他发现法国的拓扑不行，就到美国去并在美国拿的博士学位。美国是当时拓扑研究的中心，真正要学拓扑就要到美国去。

我的这个工作当然也震动美国，震动世界。我的博士论文一般，而这个工作非常漂亮。

埃瑞斯曼也特地从斯特拉斯堡赶到巴黎向我道贺，记得那是一天的下午。

当时法国也震动了世界。法国本来拓扑不行的，而到了1950年，一下子就变成拓扑中心了，我的工作是其中之一。还有托姆的工作，托姆后来获得了菲尔兹奖（1958）。另一个塞尔（Jean-Pierre Serre），现在世界有个阿贝尔奖，塞尔是第一个得到这个奖的；他也得过菲尔兹奖（1954），得奖时才27岁，而且到现在还保持着得奖时年龄最低的纪录。塞尔也很了不起。我抗战时期耽误了几年，做出成绩时年龄比较大了，塞尔很年轻，当时才二十多岁，比我年龄小好几岁呢。他是正规上去，我是中间曲曲折折地做上去的。

塞尔（Jean-Pierre Serre，1926-）

再有一个是从瑞士到巴黎留学的保莱尔（Armand Borel），名气很大，他是霍普夫的学生，但我对他的工作有自己的看法。保莱尔知识是丰富的，数学知识很丰富，在美国是大权威，他后来在普林斯顿研究院数学所，是大学问家。

当时这四个人，托姆、塞尔、保莱尔和我，名声都是这个时候出来，如果用现在的时尚语言说，这四个人是当时拓扑界的“四大天王”，这四个人的工作引起了一场数学界称为的“拓扑地震”。

保莱尔（Armand Borel，1923-2003）

托姆、塞尔和我都是嘉当的学生，我们三个关系甚好。托姆和我是不用说了，塞尔是嘉当正式的学生，我到巴黎后，跟嘉当，自然就和他认识了，不过没有什么私人交往。塞尔不仅学问做得出色，人也非常好。托姆的博士论文就是塞尔帮着整理的，写的比较正规化一点，后来托姆得菲尔兹奖的工作也是塞尔帮着整理的，他是真正无私地帮忙。塞尔这个人非常好，很正派，没有什么歪门邪道，现在在法国还是第一把手。没有问题，我对他非常佩服，真的佩服。

有人告诉我，现在还有人在引用我当时的工作。北大有人，搞拓扑的，他经常把信息告诉我，说什么人的工作用到我那时的结果等等。

1951年普林斯顿大学聘请我做教授，可等教授聘书寄到巴黎时，我已经在回国的路上了。

（整理者按语：在吴文俊的手稿中有一份“科研工作总结——成败得失，经验教训”，是2003年的一份讲稿（投影胶片），其中有2页是讲那个“拓扑地震”中，引发地震的几个人的主要工作，明了清晰。

吴先生向来谦虚，在访谈过程中，一直没有听到过他对自己当年工作的直接评价，偶尔间接引用别人的话。不过在一次访谈小憩时，当时并不是讲拓扑，而是问起当年“拓扑地震”中四个人的关系，吴先生冒了一句：“拓扑地震，四个人，我是主要的。”）

吴文俊对自己1950年工作概括（2003）

吴文俊对“拓扑地震”其中3人工作总结（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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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我与示性类

我的这个出色的工作是示性类方面的。  

我最早接触示性类是1947年在中央研究院陈省身那里。

拓扑学的主要内容是研究几何图形连续改变形状时还能保持不变的一些特性，它只考虑物体之间的位置而不考虑距离和大小，也就是拓扑变换下的不变量。所谓示性类，是一种基本的拓扑不变量，是刻画流形与纤维丛的基本不变量。示性类是瑞士的施替费尔（Eduard Stiefel）和美国的惠特尼（Hassler Whitney）先后从不同的途径引入，由此开创了示性类理论。1940年前后，陆续出了一些有关示性类的文章，后来很快有了许多重要进展。那会儿有了很多的示性类，各式各样的，不过它们大都是描述性的。

施替费尔（Eduard L. Stiefel，1909-1978）

惠特尼（Hassler Whitney，1907-1989）

从中央研究院到我做博士论文，对示性类我已有了比较深入的研究了，1949年做博士论文时，我系统整理了纤维丛及示性类的工作。

进一步的问题是，已有的这些示性类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呢？基本性质是什么？如何计算？人们知之甚少。

我想，应该解决这些问题，这会是非常重要和基本的、核心的工作。

我首先说清了这些示性类的关系，并给这些重要的示性类命名。

施替费尔和惠特尼各自提出的示性类实质上是相同的，我发现这个示性类是最简单的一种，把它命名为施替费尔－惠特尼示性类（Stiefel-Whithey示性类）。

再有就是苏联数学家庞特里亚金示性类。我记得弄懂庞氏的示性类颇费了些周折。庞氏的文章是用俄文发表在苏联的数学期刊上的，我没有学过俄语。于是找来俄语语法书粗读一遍后，就拿着本俄文字典开始一字一句地啃庞氏的文章，最后硬是读通了，弄懂了庞氏示性类。

还有就是陈省身创立的示性类，我命名为陈示性类。陈示性类第一次出现是在陈很早的一篇文章里，不过不用示性类的名字，表达形式现在也看不懂了，至少我看不懂。陈省身示性类是这样一种东西：当你处理某一类的问题时，不是所有的问题，某一类的问题，你必定要有某些数学形式来表示出来。那么对于拓扑变换下的不变量，对于示性类，陈省身示性类是最合适了，对表达的东西，没有它不行，你说不出来说不清楚。我的发现是：别的示性类都可以从陈示性类中导出来，表达出来，而反之则不能，即陈省身示性类不可能用别的示性类表达出来。

我建立了施替费尔－惠特尼示性类彼此之间的关系式，国际上把它称为吴（第二）公式。

进一步，我要解决最难的问题：要让示性类可以计算。

首先，我在微分流形上引入了一类示性类，后来国际上把它称为吴示性类，我的这个示性类的突出的特点是，它是可以具体计算的。

而后，我给出了一个公式，后来国际上把这个公式也称为吴（第一）公式。我证明了用这个公式，施替费尔－惠特尼示性类可以用吴示性类表示，从而使施替费尔－惠特尼示性类也变为具体可算的。到1965年，布朗（E.Brown）和彼得森（F.Peterson）证明，施替费尔－惠特尼示性类的所有关系都可由吴公式导出。

这就是嘉当说的像变魔术一样的吴公式：第一吴公式 W=SqV 。

这样一来，抽象的数学概念变为具体可算的了。有了吴示性类，使示性类变为易于理解、适宜应用。同时，吴公式提供了方便计算的手段，由于许多情形容易计算，一下子许多结果都自然推出。如此开辟了拓扑学通向应用的道路。

自此，示性类不再神秘。

（整理者按语：吴文俊的工作将示性类概念从繁化简，从难变易；使示性类不单是描述性的抽象概念，而且是可具体计算的，吴（第一）公式高居核心地位。现在吴公式已经成为经典，进入拓扑学教材，人们使用它时也早已不需要标注引用了。

对于吴文俊的成就，陈省身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他对纤维丛示性类研究做出了划时代的贡献。吴文俊从1946年夏天第一次见陈省身时，把自己的文章给陈看，被指出“方向不对头”，到做出“划时代的贡献”，仅仅用了四年的时间。）

吴文俊的“吴公式”文章的首页（195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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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看电影

我的这个出色的工作是示性类方面的。

我非常爱看电影。

抗战时期我爱看话剧，不太看电影，后来对话剧没兴趣了。我喜欢看电影是从在法国时开始的。

第一次看电影是在斯特拉斯堡。那时在斯特拉斯堡，没什么娱乐，除了学生食堂每天吃饭，还有就是图书馆。我记得第一次看电影是别人招待看的。

看的第一个电影是讲俄罗斯的凯萨琳女王，讲农民革命，农民革命的领袖布巴乔夫。是根据普希金小说《上尉的女儿》改编的。片子是法语的，我的法语看电影不大行，不过你不懂没有关系，可以看。不光法语，我看英语电影，也有听不很懂的，但是也看。

那部《上尉的女儿》最感人的是结尾。片子的结尾，农民起义领袖普加乔夫被抓起来了要砍头了，凯萨琳女王召见他，跟他有一段谈话，很动人，非常动人。可以这样说，我看电影上瘾，就是因为这个电影，尤其是因为这一段。这个电影我非常喜爱。后来这个电影国内也演了，我也看了，片子最后卡萨林女王跟普加乔夫的那番对话被删掉了。对此我很不赞成，这个情节是最动人最精彩的，这段不能删的，这是最精华的。

从那以后我看电影，上瘾了。

到巴黎以后，我看电影的机会多了，有时甚至会连着看几场。后来，我发现了一个电影院是放循环电影的，一个电影演完之后再演另一个，是循环着的，并且只需要买一次票，这挺适合我的。有时候我想完全地放松一下，就会跑去那儿连着看上好几场。在巴黎还有一个地方是专门演奥斯卡获奖电影的，在巴黎的一个什么地方，具体现在不记得了，我去看过几次。可惜我发现的晚了，没看几场就回国了。

回国后，看电影也是我的主要娱乐之一，也用于“放松”。有时候遇到喜欢看的电影，实在买不到好位置的票，第一排的票我也会去看，甚至还在电影院门口等过退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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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关于布尔巴基学派

布尔巴基（Bourbaki）学派是对现代数学影响最大的学派，由一群法国青年数学家在上世纪 30 年代自发组织起来的，他们以 N.Bourbaki 为名，兴起了对数学的一种革新运动。学派的主要创建人如A.Weil、H.Cartan、C.Chevalley、T.Deiudounne、J.Delsarte、Ch.Ehresmann等，这些人都是巴黎高等师范学校的学生，这个学校堪称当时法国培养数学家的中心和基地，他们后来都在学术上取得了基础的成就。他们其中几个人是我的导师和好朋友。

非常重要的一点是，这些优秀的数学家们并不局限于个人的学术研究。他们以Bourbaki为集体，举办了若干对全世界数学发展有重大与深远影响的活动。其一是《数学原理》全书的编写，其二是Bourbaki讨论班的设立。

布尔巴基学派在战后开始走向鼎盛时期，对于战后的数学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特别是 20 世纪 40 年代末到 70 年代初，主要的数学突破都与布尔巴基的影响有关。应该说布尔巴基学派在当时代表比较先进的思想。

1951 年，我还在法国时，曾写《法国数学新派——布尔巴基派》一文，回国后发表在《科学通报》上，这是国内最先介绍布尔巴基学派的文章，讲述了布尔巴基学派的主要精神和贡献。1963 年我还在数学所一次演讲中介绍布尔巴基学派。

上世纪60年代，除了拓扑学以外，受到布尔巴基学派思想影响的主流数学还有代数几何学、代数数论、李群及代数群理论、复解析几何学、同调代数学、算子代数等学科。

《数学原理》这部鸿篇巨制不仅对数学的发展有巨大的影响，而且给法国数学界带来了极高的声誉。博与精难以得兼。该书由Bourbaki中成员分头执笔，但必须经过集体讨论，集体修改，并以Bourbaki署名。每本书的编写，往往数易其稿。至上世纪80年代末已出版了数十分册，历时四五十年，编写工作已由Bourbaki中的老一代卸给了新一代。

Bourbaki讨论班，实质上是一种数学动态讨论班，报告的内容并非个人的研究成果，而是介绍国际上当前某些重大发现。该讨论班每年在巴黎举办三次公开报告会，每次约三天；在报告会的中间提出下一次值得介绍的课题，并由与会者自告奋勇地去准备，有时也邀请外人作报告。报告人在报告时往往融合自己的思想和创见，由于其内容的精辟，影响已远远超过了法国国界。历届讨论班都编印报告论文集刊行，成为数学上创新的重要源泉，为全世界各个不同领域的数学家共同的重要参考文献。

1949年末到1951年间，我在巴黎时，就参加这个讨论班，那时全班不过20多人，在巴黎高等师范学校的一个小教室里讨论。1982年我重返巴黎时，讨论班的地点已变成了巴黎Poincare研究所的一个很大的阶梯教室。记得我参加过一次，到会场时并不算晚，但不仅已经座无虚席，就连过道上也坐满了人，后来者只好站在门外听。法国朋友告诉我，有许多人是专程从远道赶来参加的。

Bourbaki学派对青年一代的培养极为重视。20世纪50年代以来，Bourbaki影响已波及整个数学界，青年数学家纷纷将Bourbaki奉为圭臬。

虽然Bourbaki学派的建立了很多“伟大业绩”，但其精神实质是什么呢。Bourbaki学派创建之初，法国数学已濒临丧失过去二百多年来国际领先地位的境地，而且与周围各国的差距颇有扩大之势。经过Bourbaki学派数十年的惨淡经营，到20世纪中期后，终于使法国数学重新站到了世界舞台的中心。

我在国外曾遇到一位第三世界数学家，他说了这样一句话：“Bourbaki是法国民族精神的产物。”此语可谓一针见血，这位数学家口中的Bourbaki，才是真正的Bourbaki！他们所体现出的民族精神和“传统”。

Bourbaki学派到20世纪80年代就衰败了，对他们的思想与体系也颇有争议，其成功确也有一定的范围和局限。但他们为重振法兰西精神所做的努力，不仅对法国人民是可贵的，也可供其他国家的人们借鉴与学习。我想，Bourbaki学派真正值得我们学习的，就是他们的这种精神！而其他的，诸如各项特殊的成就、有争议的思想体系等等，都在可学可不学、可从可不从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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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在法国几年的体会

我在法国的几年，有一些深切的体会。一是他们的学术环境较宽松，而且很重视交流协作、重视自由思考，不拘一格。在这样一种宽松的学术环境中，法国就出现了许多具有创新思维的人物，人才辈出。

另外，我通过在法国学习的过程中，对数学产生了一些与以前不同的认识：所谓难的、美的，不见得就是最好的，所谓好的也不见得一定在数学上是重要的。这个重要的怎么样来衡量呢？这主要看它对于整个数学学科的影响是怎样的，这个影响有广度、有深度，还要考虑持久度。

与我合作的托姆先生讲过的那句“一个好的工作要50年后再看”，对我很有影响，法国对国家博士学位的要求非常高，但是那些博士论文能在50年以后还经常被人提起，是为数不多的，所以你要得到一个持久程度的影响，这并不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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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擦肩而过“

在我做出那个重要工作后，有一天，嘉当跟他的得意门生塞尔跑到我住的旅馆里来看我，他们是突然跑过来的，我不知道，也没有思想准备。一看我住在半楼底下，只有一间，白天都是很暗的这样一间房子。嘉当先生倒没说什么，塞尔嘴巴快，他说了一句，这句话在现在我还记得，“这简直是地狱，哪是人住的呀”。

他们一走我马上就搬家了，搬到一个教会办的旅馆，那里的条件好很多了。

在那个新住处住了一段时间，我就不想呆了，巴黎不想呆了。

我想回国。

塞尔这个人很正派，法国很多人都很正派。他告诉我很多重要的东西，相当于送给我的。可那时我一方面正忙着回国的事，要紧着走了；另一方面我那时心血来潮地对物理非常有兴趣，所以没有理睬他说的，要是我晚一些时候走的话，那收获还要大得多了。我认识的西方学界的人，一是一，二是二的，中国的很多人不如他们，中国的不少人“刁钻”。

我是1951年7月启程回国的。1958年我到法国访问时，一些法国朋友跟我说，“你应该晚几个月走就好了！”

有两个方面。

一是，关于菲尔兹奖。菲尔兹奖，现在是很有名的奖项了，是鼓励年轻数学家的。朋友们说如果我没走，那届的就一定给我了，没有问题的。如果是那样的话就影响更要大了，如果得了这也是国家的荣誉，不过没有得也没有关系。

另一方面，我认为更重要，当时还有一些很重要的工作，我已经提出了一些关键的想法和思路，都可以做的，因为忙着回国的事没能继续做下去。回国以后由于种种原因，也没有能做，我认为这方面是挺可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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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领悟

很多年以后，我已经非常出名了，有不少记者问到我关于天才的问题，说我是“数学天才”，我才不是呢。关于天才的说法，我是非常、完全反对的。见鬼了！不下苦功怎么可能有成就呢，天才是人努力造成的。什么灵光一闪，我还没见到过什么灵光，我自己也没有灵光，我就是个笨人。我有种怪论, 数学是给笨人干的。

但我想，做成事情，做成大事请，需要能够领悟。

大学时，我极喜欢围棋，但听了魏海鸿的一句感叹“下棋需要时间”，从此只看不下；

赵孟养引见我去见周炜良，我拿了一篇文章给他看，他的评语是“杀鸡焉用牛刀”，使我明白搞研究，研究对象的问题更为重要；

第一次见陈省身时，我拿了一篇稿子给他看，陈先生看了说不对，你这个方向不对，这个是没有什么意义的；

初到中央研究院，陈省身指出不要再做点集拓扑，尽管我下过大功夫，也坚决地放弃；

在中央研究院时的那个“纤维丛”，陈先生告诉我开始触及核心了；

在法国读博士时，艾瑞斯曼对我自以为“小结果”的东西，指出那是个更重要结果；等等。

两位大师：吴文俊和陈省身（1979年）

大师们的指点，再加上自己对这些指点的领悟。

还有就是执着、坚持和“放弃”。自己也说不清楚，我想我的钻研精神，对客观世界一定要搞清楚的韧劲起了很大的作用，当然这个要付出代价。我为了要把一个目标搞清楚，我没有那么多时间，我就得牺牲，就得放弃一些东西，把别的事情稀里糊涂过去的，不求甚解了。我是通过对其他方面的不求甚解，省出一些时间来，我就可以在某一些方面求其甚解，我要理解得比所有的人都高。

（本文选自《走自己的路——吴文俊口述自传》第七章，湖南教育出版社2015年出版。原书系“20世纪中国科学口述史丛书”之一。刊发时略有删节，部分人物图片来源于Wiki，特此说明。微信版首发于微信公众号《科学春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