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当前，科技研究成果转化为生产力的第一大障碍是可行性论证。几乎所有想把研究成果转化为生产力的人都必须面对这第一个问题。这个环节的问题出在谁向谁论证？证明什么？

科研人员向谁论证？向有关部门的主管部门论证，或是向企业负责人论证。既然是新研究出的科技成果，你没法指望他们能真明白。换句话说，对牛弹琴！

主管部门或企业负责人听取论证也是很难受的，他们也深知自身无法判决被论证科研成果有多大转化成功的可能性，但是要拍板！那就拉一帮科技专家进来。这就产生了谁是合格的科技专家问题。答案是：按职称或级别来！对这类专家，只有两个字：走过场。

就本质而言，我国的可行性论证总是要求研究者“证明”能完成转化。但是，在目前的大技术环境下，这是徒劳的。事实上，研究者根本就不懂具体如何转化！往往是把设想（或想象）的路线等价于转化的实现路径！他不可能懂得在一个具体的企业环境下相关的环节，也不了解他的转化需要该企业的那几个相关技术人员、如何配合。连企业的人都不了解，如何把他们组织起来完成转化？

      由科研人员本身来论证可行性是极为广泛的错误实践！该由谁论证？原则上，该由第一受利人来论证！科研人员的成果只是他的论据之一。

      简单的说，研究者应只限定于介绍其成果的内容，也只能限于保证自身研究的客观性。他不应承担他无法承担的责任，就是他想承担别人也不信任。很搞笑，我们现实生活中的可行性论证的基本态势是：研究者力图证明他能承担他不应承担也无法承担的责任；而听取论证者不想承担自身应担的责任，想搞明白能否把责任转移到研究者身上。最简单的办法就是：要求论证文件中有承诺性文字。如科技基金中承诺发几篇论文，或保证如何、如何！

      如果成绩（或利益）归听取论证方，而责任归研究者（论证者），那么原则上，可行性论证报告就通过了。这就马上引出下一个问题。

第二大障碍是谁牵头？如果企业负责人认定其成功是铁定的，那么他就会把牵头权把握在自身手中。但是，他很关注失败的苗头，一旦出现苗头，他的第一个潜意识就是：停！他无法接受多次失败后才能取得成功的漫长高压。但是，企业总的有个人负责吧！

另一方面，往往是，研究者一旦碰到间接难题，也就逃跑了，理由很简单，不是我的事！所以研究者和企业负责人有一个高度一致的共识：碰到问题就停！就跑！

搞了半天，形式上有牵头人，在逆水行舟时，牵头人早就跑了！本质上无牵头人！正如科研成果如是搞笑的话，无论是项目负责人或立项审批人都高度共识性的：不提此事！

如果由研究者牵头，很显然的，他不会有组织决策能力，无论如何授权也不行，因为本质上他是外面的人，企业里面的人不是那个外面的人想管理就能管理的了的！

因而，结论是，该由利益最大方牵头。

长期以来，前面的两大障碍的作用太大。为了从根本上消灭这两大障碍，国家的基本思路是通过立法。

由利益最大的双方（投资方和科研方）牵头来搞科技转化是近期立法没有明说的基本思想。

      因而，将来搞科技成果转化为生产力的第一大障碍是利益如何分配。现在国家正在修改相关法规，容许研究者对利益进行较大比例提成。而企业也好，国家技术管理部门也好，长期以来一直就在提高科技研究者的收益。但是，矛盾也很多。

      科技转化投入的特点是，失败概率很大。如果失败，科研究方一无所有。这是极为不公平的！因为，技术工作量的投入是实在的，谁也无法保证零风险。而如果成功，科技研究方也只不过是拿了一笔很不对应于风险的补赏而已。

      利益如何分配的起因源于其它方方面面的问题，归根结底是社会经济管理类问题。目前在通过法规求宏观解。而微观解的问题还没有升到水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