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范围内，目睹一个世纪以来基础科学理论进展引发的技术革命，以及科技实力在经济发展上的关键性作用，各国争先恐后的把科技发展置于政府的控制之下。

      为了达成这种控制，各类相关政策的制定是其必要的程序。而为了评价相关投入的产出效果，把1970S发展起来的投入产出法（原本为会计方法）应用于评价科技进展就成为顺理成章的事情。

      以美国为例，自二战以后，各类科技研发投资机制先后建立，科技研发投入逐步的成为国家行为。到目前，各国把科技研发投入在GDP中的占比作为一项重要的指标。多数国家乐观的认为，科技投入越大，产出越大。

      然而，事情总是有两面性的。

      我们首先能从科技文献中感受到的是：1）国家尺度的科技投入越大，基础科学理论的进展越小；近半个世纪以来，基础科学领域走向了保守主义的道路。2）国家尺度的科技投入越大，假大空的论文比例越大；而且，以假大空的文献来支持假大空的“研究成果”的论文比例也越大。3）国家性投资的优先性方向造成了拔苗助长的态势，使得学科发展失衡，反过来造成了实质性进展的困难，和为争取投资（用各种努力）的造势行为的流行。4）文献计量学为政府部门提供了摆脱社会质疑的有力工具，从而造成了科技文献的爆炸性增长（美国始于1960中期）。5）国家尺度（甚至是国际尺度的）的单一学科牵头的项目被赋予过高的期望（如干细胞、全球变暖、西格斯子），使得科技投入的大头集中化于少数机构之手，造成了学科内失衡（而不是仅限于学科间）。6）科技投入目标向国家间（和国家内各学科间）的竞赛类项目转移，无效性投资的显著增长越来越引起社会的不满。

      以上种种后果总是要反映为社会问题的。我们能看到的是：1）科研类科技队伍的过度增长造成了就业类困难。研究机构和高校均面临队伍过于庞大，效率过低的困局。由此导致的大学学费上涨和教学质量下降又引起社会的不满。2）由于在过去的半个世纪对“新科学”的过度追求，研究机构和高校充满了“新科学”的队伍，而论文产出少的传统学科面临失传的风险，又由此引发对师资队伍和基本研究队伍进行结构性调整的需求。3）与政府对科技投入的高期望相反，社会大众越来越不相信各类科技“代言人”的承诺和对“成果”的报导，以至于有各类质疑（如对阿波罗等月，地震预测，全球气候变化等）。

      另一方面，人们又充分享受着实实在在的各类技术成果，目睹这类新技术对生活的巨大改变，从而在很大程度上支持政府对科技的投入，甚至于是要求再加大。

      然而，被人们忽视的是，今天享受的技术成果的关键基础并不是近半个世纪科技投入的结果，而是半个世纪前的科学研究打下的基础。因此，我们不能以当前的科技成果来证明当前科技投入的产出是由当前的投入产生的。原则上，我们难于预测当前的投入会产生何种有价值的产出，甚至于也无法评价那类产出是对将来（30年后？50年后？）有重要价值的。

      因此，各国在认识到这类问题后，其科技投入将是向结构性优化转移，同时抛弃论文量化考核类的产出评价方法，而是把相关产出看成是不知何时发芽的种子，统统放到国家基金委（机构）的所指定的archive文档存储库中。

      这个OPEN策略将决定性的改变以后的国家科技投入办法。一个新的科技格局在不期然中开始急剧的形成。我们准备好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