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敏感问题。但是，也是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宏观问题。对于我国的科研界实现科学创新，也是一个急需回答的问题。

 在科学发展的历史上，科学研究始终是与哲学研究平行的。一般的，在重大科学创建期，创建者拥有科学家和哲学家的双重身份。

 例如，迪卡尔，拥有大哲学家和大数学家的双重身份，把几何与代数联系在一起，奠定了现代科学的基本原素（坐标系）。牛顿，把牛顿力学的原创著作命名为“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微积分，力学定理）。爱因斯坦，更大程度上表现为大哲学家，其次才是物理学家（张量原理）。

 这里有一个基本点：科学家论述自身的哲学研究结果是借助于具体的科学理论（数学逻辑体系），从而更多的是体现为具体学科的理论形态。

 可以这样归纳，在温泊格(Weinberg)的观点（著作）流行以前，科学家趋向于“被动的”接受小哲学家的身份。但是，当温泊格以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的身份，发表名著《Against Philosophy》（反抗哲学）以后，科学研究界开始趋向于反对哲学的介入。

 此后，霍金（Hawking）发表的名著《Philosophy is dead》（哲学已经死亡）进一步推动了这个去哲学化趋势。

 可以说，以理论物理为代表的科学研究界，在历经大半个世纪的努力后，终于“摆脱了哲学的束缚”，从而获得了“自由”。

 我们目前的基本科学氛围实质上是处于“哲学无用论”的时代。

 科学研究与哲学的关系是争论了几千年的问题。在现代自然科学的总体历程中，主导性的观点是“科学研究必须接受哲学的指导”，或是“哲学提供了如何进行科学研究的指南”。

 在近几年，由于物理学界在引力波、希格斯子、超对称性、反物质等方面的实验研究给出了部分结论，哲学与科学研究的关系在欧洲成为广泛讨论的论题。

 一般的看法是，科学论题越深入、研究对象越复杂，就越需要哲学的宏观指导。

 在复杂力学问题研究中，例如湍流、断裂等，接受哲学的指导是必要的。但是，就目前发表的巨量论文看，当前的实际态势是抛弃哲学原则而“自由”地进行理论研究（主要是数值计算形式），或是限于对于实验结果的经验性论述（无法提炼出基本的理论概念或哲学认识）。

 湍流研究的历史可以在哲学上概括为：第一阶段，欧拉方程。速度与应变的积是复杂流动的基本原因（非线性方程）；第二阶段，雷诺方程。速度与应变的积可以经由统计数学方法用相关系数替代，化非线性为线性。第三阶段，NS方程，增大哲学约束，限定欧拉方程中速度与应变的积为某个子类。所谓的NS世纪难题的提出就是这样的历史背景。第四阶段，摘取各理论的片断、进行各种可能的组合（集成），用数值模拟做出各类“发现”。第五阶段，重复原始的简单实验。对于基本力学量和过去的片面“实验结论”（指实验装置及测量数据的不完备）进行哲理性的全面“实验”，试图检验基本力学量（现象）的定义、存在性、以及其它基本理论概念问题。

 由此推测，第六阶段，在哲学指导下，对于前5个阶段研究结果的抽象理论概括。这中概括必然的伴生出哲学上的争论，以及理论形态本身的争论。

 因此，就时代背景而言，科学研究界目前的确是需要哲学指导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