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的列斯群岛植物机构的早期发展（1765-1901）

安的列斯群岛的植物园史，从来不只是关于植物的故事。它是关于英帝国如何理解自然、利用自然、又最终抛弃自然的故事。那些植物园里种下的每一棵金鸡纳树、每一株可可苗，都是一个时代的野心与脆弱的活化石。

1793年，法国大革命的战火蔓延至欧洲，而在大洋彼岸的加勒比海，一场更为安静却同样深刻的“战争”正在上演——那是关于谁来定义这片土地上每一棵植物价值的争夺。

彼时的大英帝国在西印度群岛仅有四座正式的帝国植物园（Imperial Botanic Gardens），其中两座就坐落在安的列斯群岛。最古老的一座，1765年由特立独行的军事总督罗伯特·梅尔维尔将军（General Robert Melville）在圣文森特岛（St Vincent）上创建。而推动这座植物园从一开始就带有鲜明经济色彩的人，正是英国植物学界的泰斗——约瑟夫·班克斯爵士（Sir Joseph Banks）。这位皇家学会的实际掌门人，为帝国植物园定下了一条至今仍在回响的基调：植物园首先要为经济服务。

这不是一个浪漫的故事的开头，而是关于殖民、香料与权力的故事。

1 香料帝国的余晖

圣文森特岛上这座1765年建立的植物园，曾经是整个帝国最古老的植物机构。它的命运，与一种植物紧紧绑在一起——肉豆蔻（Myristica fragrans）。在那个年代，香料是比黄金更令人疯狂的商品。圣文森特曾是重要的经济植物园，其最终的“客人”甚至包括了邦蒂号（Bounty）上那批著名的面包果树——威廉·布莱（Bligh）船长历尽千辛万苦运来的面包果，最终被移栽到了这里。然而面包果的经济影响力有限，因为在安的列斯，真正的王者始终是香料。

但帝国的注意力是善变的。1820年班克斯去世后，英国的制度化植物学实践一度陷入低谷。1822年，圣文森特植物园在其古怪的园长乔治·凯利（George Caley）的“乖张行事”拖累下被正式废弃。能搬走的植物被运往千里之外的特立尼达，而那些搬不走的——包括那些珍贵的肉豆蔻树——则被留给了命运。

有一个细节令人心碎。多年后，当亨利·鲍威尔（Henry Powell）——一位来自邱园的忠实园丁——被派来修复这座荒芜的植物园时，他每天都会轻轻拍打那些幸存的老肉豆蔻树的叶子。据记载，他这样做是为了“让它最后的日子过得舒适一些”。

一座植物园的死亡，有时就是一棵树的孤独老去。

肉豆蔻 （Myristica fragrans）

2 牙买加——从荒野到繁花

如果说圣文森特是一个悲剧，那么牙买加就是一部复兴史。

19世纪40年代，在经历了漫长的忽视之后，旧巴斯植物园（Bath Botanic Gardens）在纳撒尼尔·威尔逊（Nathaniel Wilson，1846-1867年任园长）的手中迎来了黄金时代。威尔逊不仅是一位出色的植物学家，更难得的是他拥有许多园长缺乏的品质——常识。他懂得把植物园打造成一个让普通公众也愿意走进来的美丽花园，而不仅仅是学者的实验室。

但威尔逊离开后，巴斯花园再度被抛入荒野。好在此时，牙买加已经不再只有一座植物园了。

1862年，一座新的植物园在金斯敦附近的卡斯尔顿谷地（Castletown）开始成形。1868年，在人迹罕至的蓝山（Blue Mountains）上，另一座以金鸡纳（Cinchona calisaya, 即金鸡纳树，其树皮可提取奎宁）种植为目的的植物园悄然开启。1873年，希望植物园（Hope Botanic Gardens）在金斯敦附近干旱的利瓜内亚平原（Liguanea plain）上拔地而起。

到19世纪70年代末，牙买加总督约翰·格兰特爵士（Sir John Grant）和继任者安东尼·马斯格雷夫（Anthony Musgrave）做出了一个极具前瞻性的决定：将这四座植物园与阅兵场花园（Parade Gardens）、港口的椰子种植园以及总督府花园联合起来，正式组建为一个植物学部（Botanical Department）——这是整个帝国仅有的约六个此类部门之一。

从锡兰（今斯里兰卡）佩拉德尼亚植物园（Peradeniya）请来的丹尼尔·莫里斯博士（Dr. Daniel Morris）担任首任园长。这位后来被封为爵士的植物学家，年薪高达约600英镑，与印度那些令人印象深刻的“植物学家-医生-园长”三位一体的人物不相上下。1886年莫里斯转赴邱园后，来自伦敦自然历史博物馆的威廉·福塞特（William Fawcett）接替了他的位置。

这是安的列斯群岛植物园史上最辉煌的篇章之一。

3 一场关于“经济植物”的战争

牙买加的植物园并非只是赏花之地。在蔗糖取代香料和咖啡成为主导作物之后，这些植物园承担了一项关键任务：让农民不再完全依赖甘蔗。

它们实验种植香蕉、洋苏木（Haematoxylum campechianum）、茶树、金鸡纳以及不同品种的甘蔗。植物园还拥有自己的公报，专门帮助农民。卡斯尔顿甚至建了一座小旅馆，试图按照地理区域来布置植物——印度区、非洲区，各有其位。

但这引发了一场风暴。

整个帝国的苗圃主们对这些“国家补贴的竞争对手”充满敌意，认为它们是“文明的、基督教的、英格兰殖民地”中的耻辱。1892年，牙买加植物园的“商业性质”遭到公开攻击。加之公众对娱乐公园的需求日益增长，植物园被降级——希望花园取代了卡斯尔顿的地位，而蓝山上的金鸡纳花园则衰落，到1903年几乎被完全废弃，部分土地甚至被租给了纽约植物园。

一个帝国的植物园，最终败给了自己人的嫉妒和市场的选择。

4 特立尼达——西印度的植物学心脏

当牙买加的植物园在兴衰中徘徊时，特立尼达的帝国植物园（Royal Botanic Gardens, Trinidad）却在维多利亚时代走向了巅峰。

这座1818年建立在前法国殖民地上的植物园，坐拥奥里诺科河（Orinoco River）河口这一“阿拉丁的洞穴”般的植物宝库。在威廉·珀迪（William Purdie）、亨利·普雷斯托（Henry Prestoe）和J.H.哈特（J.H. Hart）等杰出园长的治理下，到19世纪90年代，这座植物园每年向全球分发超过20,000株植物，并在经济植物——尤其是可可（Theobroma cacao）——的实验上走在前列。它甚至拥有自己的标本馆，这在帝国的殖民地植物园中并不多见（除印度和澳大利亚外）。

值得一提的是，这座花园的访客指南（Visitor's Guide）至今仍是研究维多利亚时代植物园文化的珍贵史料。

5 小岛屿，大野心

安的列斯的故事不仅属于大岛。

1886年，格林纳达（Grenada）建立了自己的植物园，以植物学和经济学为导向，拥有超过700种兰花，并利用附近监狱提供的免费罪犯劳工来维持运转——这在帝国的贫困园长中是一个普遍而令人心酸的做法。

巴巴多斯（Barbados）于1885年建立了植物站。向风群岛（Windward Islands）中的圣卢西亚（St Lucia）在1886年赢得了一场激烈的殖民地竞争后，在卡斯特里（Castries）郊外一片半沼泽半垃圾场的土地上，建起了一座仅五英亩的植物站——但它很快变成了一座极其美丽的植物园。其园长默里先生（Mr. Murray）甚至因为在合唱团练习回家的路上醉酒被关进了牢房，被当作“危险的疯子”关在牢房里。

而在背风群岛（Leeward Islands），殖民竞争导致各岛无法达成一致，最终只在多米尼克（Dominica）于1889年获得了一座植物站。安提瓜（Antigua）和多米尼克的植物站后来都归入了新设立的农业主管之下。

这就是植物园站实验的全貌——一个由邱园的丹尼尔·莫里斯策划、旨在让西印度群岛经济多样化的宏大计划，最终却被殖民地之间的嫉妒和纷争切割得支离破碎。

6 当糖甜菜的补贴消失

1902年，欧洲大多数国家取消了对甜菜糖（Sugarbeet）的补贴，这一政策变化让甘蔗糖重新称王。西印度群岛的经济再次被单一作物锁定。

正如资料所言：“维多利亚时代的终结，也标志着帝国许多植物园的终结。”

但故事并未完全结束。牙买加的植物园逐渐演变为迷人的植物公园，而小安的列斯的植物站则长期保留着经济功能——这与西非的情况如出一辙，表明在那些地方，协助小农和种植园农业的需求从未真正消失。

1898年，丹尼尔·莫里斯以帝国西印度农业专员的身份重返加勒比——那个他称之为“我心之所向”的地方。他在多米尼克植物站建立了基地，创办了农业学校，发起了西印度农业会议。在他退休前的十年间，又有更多的植物站在托巴哥（Tobago）、百慕大（Bermuda）和英属维尔京群岛的托尔托拉（Tortola）上相继出现。

而那棵圣文森特的老肉豆蔻树呢？它最终还是没能等到帝国的回归。但亨利·鲍威尔每天拍打树叶的手，或许是整个殖民植物学史上最温柔的一个注脚。

延伸阅读

McCracken DP (1998) The Early Development of Botanical Institutions in the Antilles, 1765-1901. Flora of the Greater Antilles Newsletter, No. 14 https://www.nybg.org/bsci/fga/Newsletter/FGANno14.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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