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著名科教电影摄影家殷虹老朋友

                ——科教片《泥石流》电影的诞生

杜榕桓

2019年6月

著名科教电影摄影家殷虹老朋友离开我们已经六年了，想起他和我们一起在西藏拍摄“泥石流”电影的往事，许多情景又浮现在我的眼前……

一、川藏公路的“冰川暴发”

一九六一年九月初，周幼吾和我率领青藏高原冻土科学考察队在格尔木进行野外考察总结，西藏自治区交通厅徐松荣总工程师派交通厅周技术员到冻土队参加总结讨论，并带来徐松荣的一封亲笔信，希望周、杜二人抽时间到川藏公路波密地区进行冰川暴发的考察。周、杜二人向施雅风所长请示，并随寄上徐松荣的亲笔信，施先生回电报说：做好冻土野外考察总结，迅返所。有关川藏公路冰川暴发事容后再议。

一九六三年三月份，接到国家科委电报：近年来川藏公路波密一带多次出现冰川暴发事件，不知是何原因，希速派专家前往该地，查明情况，报我委。

一九六三年七月中旬，施、杜二人奉命进藏由司机刘梓慧驱车经西宁、格尔木前往拉萨。在拉萨见到了自治区交通厅党委书记侯杰、总工程师徐松荣和交通厅科研所所长杨宗辉工程师。徐松荣说：川藏公路是通往内地主要的交通命脉，内地援藏的物资和人员大多经川藏线进藏，川藏线的畅通对西藏的经济和国防建设尤为重要，由于冰川暴发造成停车、阻车、断道事故，甚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这次请你们来查明冰川暴发的秘密，帮助我们提出解决的办法。

随后杨宗辉和周工程师陪同施先生和我前往考察。

二、初步勘察首次提出“冰川泥石流”

我们考察工作从林芝开始，经波密到然乌这段长约500公里的公路进行预查，对冰川暴发点现场调查，并向公路沿线养护段的工程技术人员和道班工人访问座谈。到了古乡沟由杨宗辉介绍了情况，杨宗辉说：古乡沟是这段公路最大的冰川沟，1953年首次暴发特大规模的冰川暴发，十年来几乎年年暴发，少则几次十几次，最多达五十几次。今年冰川暴发达七十多次。杨宗辉带我们在古乡沟口查看当年冰川暴发的几次痕迹。

冰川堆积物在古乡沟口像一个扇形的庞大堆积体散布开来，把波斗藏布江推向对岸的岸坡边，宽阔的江面形成狭窄的激流险滩奔腾下泻，整个险滩由巨大的冰川暴发物组成。纵观扇形地面，巨石垒垒（最大的比房屋还大），垅岗起伏，坎坷不平，显示出与河流冲积扇、洪积扇迥然不同的堆积地貌景观。而在古乡沟口两边的山坡上保存有明显的古冰川堆积，由高大的古冰川堆积垅岗伸向山外的河谷，表明古代有比较发育的古冰川。古乡沟口是一个深基岩峡谷，峡谷幽深，两壁极陡，由峡谷口向古乡源头溯远而望，上部由三级U型谷发育。在堆积扇堵江点的上游方形成一片汪洋的湖泊，杨宗辉说：这个湖泊1953年以来冰川暴发堵江形成一片大湖。

在古乡沟考察完，继续沿川藏公路到波密县考察了几处冰川暴发情况，最后到松宗、忠坝等地的冰川暴发点。历时半个月返回拉萨，徐松荣、杨宗辉和施、杜二人座谈。我们认为川藏公路和古乡沟这一带冰川暴发是泥石流现象。这种泥石流与川藏公路念青唐古拉山东段的现代冰川发育有关，可以叫做“冰川泥石流”。我们建议由中国科学院冰川冻土研究所和西藏自治区交通厅联合组队，组织相关学科和工程技术专业对该地区进行区域性综合考察，对古乡沟泥石流进行全流域的定点考察研究和定位观测研究，探索泥石流形成发展的全过程，找寻预防的办法。

徐松荣说：“你们的预查工作非常有成效，对冰川泥石流的结论很有见地。”

回到兰州后，经所领导研究，立项报告由我执笔，向国家科委申报，组成中国科学院西藏冰川泥石流综合考察队，由十二个单位，十一个专业八十余人组成）。

队长：杜榕桓

政治教导员：杨宗辉

副队长：丁元喜，李鸿琏，周博仁

三、古乡泥石流定位观测：三个高山点与一个沟口站

一九六四年五月初，中国科学院冰川泥石流考察队进入波密地区古乡沟进行考察研究，考察队驻地设在古乡沟口左侧的古乡村。

在古乡沟源头和上游地区设立三个高山定位观测点：

1号高山气象观测点：海拔4600米左右，设在开阔的山脊上，进行高山气象观测，并监测冰崩、雪崩、岩崩。

2号观测点：海拔4200米左右，设在古乡沟冰川围谷底部，观测源头区泥石流形成运动的原生过程。

3号观测点：海拔5200米左右，设在冰川冰舌的中部，观测六条现代冰川一系列特征值。

在古乡沟口设泥石流观测点，主要观测由古乡沟冲出山外的泥石流运动堆积情况；在驻地设山下气象点；在古乡湖设水文观测点。除上述工作外，由副队长李鸿琏带队对川藏线林芝至然乌段冰川泥石流进行区域考察。

四、拍摄《泥石流》电影构想的提出

一九六四年七月下旬，施雅风先生由希夏邦马峰高山科考结束后途经古乡沟来看望我们，随行的有季子修、谢自楚。施先生等爬上源头，看到主沟冰川泥石流暴发情景时很惊奇，拿起照相机连拍。我对施先生说：我们在这里已观测到二百多次泥石流原始暴发过程。我用135相机已拍了十卷黑白胶卷，泥石流暴发突然，运动快速，历时短暂，难以重复再现过程，对深入研究非常不利，最好用电影镜头记录下来。施先生当即表示支持。

一九六四年八月中旬，回兰州我即写了一封信，请科技处处长雷玉钧带到国家科委五局，在信里建议由上海科教电影制片厂承担拍摄彩色科教片《泥石流》。

五、与殷虹相会共商拍摄大计

一九六四年十月中旬，殷虹来到兰州。施先生与我同殷虹进行了座谈。殷虹说：彩色科教片《泥石流》的拍摄任务，国家科委已下达给我们，同时转来了杜榕桓拍摄影片的建议信，厂领导认为拍摄泥石流科教片是很好的选题，我们全力配合拍好这部影片。我们对泥石流现象毫无所知，特派我来和你们商量这部电影的摄制细则，当务之急，请你们提出电影的“脚本”和电影分镜头解说词。我们一起商议了明年共同进藏的具体事宜。

随后我陪同殷虹参观了1964年西藏冰川泥石流考察队采集的标本和观测记录。

十月下旬，施先生与我向中国科学院竺可桢副院长汇报了相关工作，得到竺可桢先生的高度肯定，指示我们一定要把这项开创性的工作做好。

（图：竺可桢日记864页，1964年10月20日）

六、1965年西藏古乡《泥石流》电影拍摄过程

1965年5月1日中国科学院冰川泥石流考察队正式开始在西藏古乡的野外观测拍摄工作。

（图：一九六五年泥石流考察队组成及考察安排——杜榕桓先生日记）。 

 徐风和潘慧根在古乡沟口泥石流观测站拍摄冲击山外的泥石流运动和堆积过程。殷虹和我、钱宗麟及二位藏族同胞，经过8个多小时的行程爬上海拔4600米左右的1号观测点。在这里清晰地看到古乡沟源头和上游区自然环境的全貌，又可以看到雪崩、冰崩、岩崩的崩塌情况，还可以听到泥石流主沟不时暴发出轰隆隆的响声。殷虹问我：“声音从哪里发出来的，有人没有？”我说：“这是古乡源头大自然对你的到来表示特有的欢迎方式。”殷虹哈哈大笑。二位藏族同胞说：“这是无人区，我们从来没有来过。”

我们在1号观测点住了数日，殷虹拍摄了古乡沟源头和上游地质地理环境的全貌，并用望远镜头拍摄了小型的雪崩、冰崩、岩崩等动态镜头。

（图：上海科教电影制片厂殷虹导演（左）与杜榕桓先生（右）正在拍摄泥石流形成过程）

随后，殷虹、我、钱宗麟及二位藏族同胞向海拔4200米的2号观测点进发。这段路程无路可走，是急陡的斜坡，殷虹把高山背包和摄影器材抱在怀里，坐在雪坡上连滑带滚下去。这里是雪蚀洼地，上面陡下面是个小平台，滑到下面我们就停下了。又跳过一、二号冰川消融的冰水沟，就到了围谷盆地的2号观测点。这里是拍摄泥石流形成运动原始过程的最佳摄影地，这里又非常危险。2号观测点设在围谷底部的古冰碛物上，要能捕捉到泥石流，必须走到主沟的边缘才能看到沟床底部。

自1953年古乡沟特大泥石流暴发，十年来主沟已被泥石流下切了100多米深的深沟。沟的边缘非常松散，堆积物又被冰川融水、地下水浸润饱和，岸坡崩塌频繁，我们随时有被崩塌物卷进泥石流的危险。为了安全又能拍到泥石流的原生过程，殷虹和我用安全绳把腰部拴住，二位藏族同胞在10米以外的地方紧紧拉着安全绳，这样殷虹就在沟边进行了拍摄。钱宗麟选择相对安全的地方，监视主沟崩塌的可能，随时发出信号，藏族同胞就能把我们往后拉。用这种办法，殷虹抢拍了不少珍贵的泥石流暴发镜头。

我和殷虹商量，沟床底部光线比较暗，对泥石流在沟床底部的各种流态特征还没有拍摄下来，我们还得想办法下主沟近距离拍摄特写镜头，把这部分分镜头抢拍到。这样才能把泥石流从形成、运动、停息的全过程记录下来。我说：“我们还要冒更大的危险，因为主沟在地形最低的部位，随时崩塌各种石块，有可能发生意外的情况，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我们还要虎口拔牙。”殷虹说：“到了这个时候，我要舍命陪君子，豁出去了。”

我们进一步讨论了下主沟的具体安排，把潘慧根从山下泥石流观测站调上来，共同参加下主沟抢拍泥石流的任务。

从主沟的两岸是无法下去的，我们绕到一、二号冰水沟，二位藏族同胞用砍的小树搭起10米高的梯子，大家拴上安全绳下到主沟下游的末端，由主沟溯源而上。侧望两侧主沟沟壁，沟谷松散，崩塌频繁，几乎找不到安全立足的地方。冒着危险，殷虹和我们站在主沟沟床两侧泥石流下切形成的平台上，近距离拍摄。泥石流过程一种是松散堆积物将沟床完全堵塞，转变成粘性泥石流流体向下倾泻；另一种是松散堆积物将沟床一侧堵塞，后来的水流到此冲击形成稀性的泥石流。这两种过程反复出现，殷虹对这些流体、流态过程拍摄了很多特写镜头，这些都是殷虹和我们冒着生命危险拍摄的非常珍贵的泥石流科学资料。

（图：杜榕桓先生（右）与钱宗麟先生（左）在古乡沟泥石流源地考察）

泥石流的沟底宽度50米左右，在拍摄过程中，又不能在一个固定的地方长期停留，在激流中跳来跳去，躲避崩塌物的袭击。有一次我刚刚指挥殷虹、潘慧根、钱宗麟及二位藏族同胞跳到对岸平台上，我是最后一个跳过去，还没站稳，我们刚才拍摄的地方就被上面崩塌下来的冰碛物所掩埋，相距时间不过几秒钟。殷虹等在此近距离拍摄了几场完整的泥石流原始暴发镜头。

从2号观测点上到海拔5200米左右的3号观测点，途径的路程也很艰险，先要攀爬很陡峻的山崖，沿着基岩裂缝双脚慢慢移动，走过这段路程，进入到现代冰川分布区。我们在倾斜的冰面上，手持冰镐，腰系安全绳，缓慢地行走。到了3号观测点，选择较平缓的冰面搭起高山帐篷。

最难拍的是雪崩。在冰川上守了好几天未发生重崩。这时山下泥石流观测站带来消息，泥石流出山好几次，拍摄任务繁重，调潘慧根下山支援徐风。殷虹和我继续坚守在3号观测点等待雪崩的到来。

我们把帐篷的大门敞开，对准发生雪崩的主峰——少女峰，海拔6300米，把摄影机对准雪崩槽，守株待兔。突然一天雪崩来了，从少女峰盖顶而下，发出剧烈的轰鸣声，冒着浓浓的白烟，巨大的雪崩体通过雪崩槽向雪崩槽散布开来。殷虹全神贯注地守望着摄影机，屏住呼吸，一口气完整地把惊心动魄的雪崩全过程拍摄下来。

在3号观测点直到拍摄雪崩结束，殷虹和我们在冰川上守了八天。冰川上生活非常艰苦，吃些压缩饼干、罐头食品，喝些罐头饮料。冰雪融水进入帐篷底部，大家就坐在帐篷里过夜。

在将近四个月的电影拍摄和野外考察过程中，以殷虹为首的摄制组和考察队团结合作，历尽艰险，冒着生命危险，克服很多难以想象的困难，终于顺利完成了泥石流电影的现场拍摄任务。

七、后期制作与全国公映

一九六五年十一月中旬，殷虹约我去上海参加《泥石流》电影的最后成片、配音、录制等工作。在场的有：电影音乐词曲作者——西藏军区文工团作曲家罗念一；电影解说词的朗诵者——上海电影制片厂著名演员乔榛；音乐伴奏——上海电影交响乐团；指挥——著名指挥家苗笛。

《泥石流》电影样片制成后，我和殷虹赶往北京参加中国科学院地理工作会议。我在会上汇报了西藏冰川泥石流考察工作。殷虹在会上放映了《泥石流》电影样片，受到了大会的欢迎和表彰。会后，施先生、我、殷虹向中国科学院竺可桢副院长、李四光副院长分别汇报了西藏冰川泥石流的考察工作和《泥石流》电影样片的放映。

一九六六年元旦，彩色科教电影《泥石流》在全国正式放映，广大观众反响强烈。中美建交后，双方第一次文化交流的电影就是科教片《泥石流》。

八、感想

西藏冰川泥石流考察研究开创了我国泥石流研究的先河，彩色科教电影《泥石流》也与此同时诞生了。五十多年过去了，我更加感受到《泥石流》电影的拍摄成功，不仅产生了巨大的科普效应，而且也有力地推动了我国泥石流的科学考察研究工作。

泥石流工作具有一苦、二难、三险的特点，而殷虹、徐风、潘慧根在拍摄《泥石流》电影的工作中充分表现出他们不怕苦、不怕难、不怕险的献身精神。殷虹对科教电影事业有强烈的责任心，工作中一丝不苟，想尽一切办法把这部影片拍摄得尽善尽美。殷虹老友性格开朗，工作干练，善于团结大家，共克难关，所有这些都是值得我们学习和铭记的。

谨以此文深深地怀念著名科教电影摄影家殷虹老朋友。

（图：2000年杜榕桓与殷虹（左）在上海再次相会）  

作者简历：杜榕桓，安徽省宿州市人（1932-2020），1956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地质地理系，先后在中国科学院南京地理所、兰州冰川冻土沙漠研究所、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工作，研究员，地理学家，获中国科学院竺可桢野外科学工作奖，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是我国泥石流学科的主要开创者和奠基人，中国高原冻土科学研究的早期领导组织者，主持东川泥石流观测站建设，负责三峡工程生态环境影响等重大项目。曾任中国科学院西藏冰川泥石流综合考察队队长（1963-1966）年，影片《泥石流》解说词撰写人，并与施雅风先生共同担任该片的科学顾问。此文作于作者逝世前一年。

【按语】 本文是杜榕桓先生晚年（2019年，87岁高龄）亲笔撰写的回忆录，部分内容原载于“泥石流debrisflow”微信公众号。文章完整记录了1963–1966年间中国科学院西藏冰川泥石流综合考察及彩色科教电影《泥石流》拍摄的珍贵历程，是中国泥石流学科诞生的重要第一手史料。杜榕桓先生于2020年逝世，谨以此文纪念这位中国泥石流学科的奠基人，并致敬所有为科学献身的老一辈工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