迈阿密大化学系Huges Hall 3楼的实验室里，空气中弥漫着培养基的味道。我选定导师后初次踏入这里，一眼就看到了那位黑头发黄皮肤的同胞——杨老师。他正背对着我整理实验台，我怀着“他乡遇故知”的欣喜，忙不迭地上前用中文打招呼。他闻声转过身，脸上浮现出温和的微笑，朝我点了点头，并未多言。这便是我们平淡而温暖的初遇。入学的第一学期，上课很紧张，尤其是生物化学与无机化学。英语听不太懂，而且老师讲得很快，为了应对考试，我很少进实验室，和杨老师的交集不多。到了年底，尤其圣诞节后，牛津镇的学生大部分回家了，感觉人很少，雪很大，人很孤独。刚去没钱买车，只能在学校附近活动。随着春节临近，远离家乡的我也是意兴阑珊地游走于实验室与宿舍之间。有一天晚上，杨老师对我说：“Peter，晚上没有安排的话，到我家来吃饭吧，我开车来接你。”其时已是腊月底，可能是除夕。青涩（不懂事）的我，空着手上了杨老师的车。在杨老师家，董老师（杨老师夫人）做了一桌的饭菜。在温暖的屋里，色香味俱全的中国饭菜慰藉着流浪他国的中国胃。饭后董老师削了一个橙子，我脱口而出说：“橙子好甜！“。杨老师开车送我回到宿舍，停好车后，变魔术般地从车上拿了一袋橙子给我。

  这是一次温馨的年夜饭，温暖着一个异乡求学的青年，直至今天！

（迈阿密大学）

  第一学年结束后的暑假，我难忍思乡之情（导师也很包容），便买了回国的机票。我请同学Patrick开车送我去机场。到柜台值机需要查验护照时，我却一下子愣住了——出门前明明按攻略清点过所有证件，护照应该就被落在了桌上（真是神奇的墨菲定律）。如果请Patrick立刻带我往返，已然来不及。Patrick和值机柜台的女生还拿我的粗心打趣。我勉强镇定下来，给杨老师家打了个电话，心里不停默念：佛祖保佑，上帝保佑，但愿杨老师还没去上班（多年后提起这事，杨老师说当时已经锁门，刚下楼梯并隐隐听到电话响又折返开门接电话）。电话一接通，我激动得语无伦次，像竹筒倒豆子般说明经过，接着请杨老师先去我办公室找备用钥匙，再去Sycamore街我的房间取护照，然后开车送到机场。我当时一定急慌了，甚至忘了问杨老师是否方便。

  我焦灼地盯着机场时钟，如热锅上的蚂蚁来回踱步。突然，杨老师的身影出现在视线中——我激动地冲过去，他爽朗的笑声仿佛一下子拨开了满天乌云。就在假期即将崩溃的边缘，希望突然满血复活。我原以为时间介于赶得上与赶不上之间，几乎绝望，可杨老师却提前赶到，让我有了充足的时间办理值机、托运行李并顺利登机。

  杨老师平日话不多，可只要他出手，总是稳稳当当，让人心安。

(CVG机场) 

  那时迈阿密大学的中国人不多，牛津镇上的“帆顺”餐馆中餐味道很一般，唯一一家Kroger超市里亚洲食品也寥寥无几。杨老师便常常开车带着我，花一小时进城到辛辛那提的‘Jungle Jim's’超市，采购新鲜蔬菜，之后顺路去华人开的永旺亚洲超市买老干妈等中国调料。记忆中最深刻的一次，我和他推着购物车说笑间，杨老师稍一松手，购物车向前滑去，轻轻碰上了旁边一辆本田轿车。不巧被车主——一位印度人看见，坚持说车上磕出了印子要赔偿。杨老师没有争论，付给他一百美元后，便心平气和地带我返回学校。我后来时常回想，若换作自己，能否如此干脆地付钱离开？杨老师那份宽广的胸襟与处事的智慧，至今仍是我学习的榜样。

（Jungle Jim超市） 

  杨老师比我早些回国，后来在西北一所高校任职，科研工作做得十分出色，先后承担了多项国家课题与国际合作项目。对于遇到困难的学生，他总是默默伸出援手；即便是已经毕业的学生，他也依然关怀有加、谆谆提点，以这份始终如一的温暖，照亮着一代又一代学子的前行之路。我每次去西安，一定会去拜访杨老师。他每次都抽空相伴，只要时间允许，一定会开车来接我，带我去品尝当地美食，领我逛过回民街，看过兵马俑，也去过碑林、陕西博物馆等地。疫情期间，我和杨老师在线讨论了几次学术问题，后来他发表相关文章时，把我的名字列入其中。那时我已离开科研界好几年，这两篇文章让我感到自己的学术潜力依然被杨老师认可。心中暗存感激，本已躺平的我又开始撰写项目申请，屡败屡战，偶尔有所收获也会第一时间与杨老师分享，继续从事酶学研究。尽管做得不够深入，但人到中年，还能选择自己喜欢的课题与方向，是何其幸福与满足！

  人生颠沛流离，总有一些人让我们充满希望和阳光。杨老师就是这样一位在我人生紧要处默默相助的良师益友。

  今天是圣诞节，适逢杨老师生日，衷心祝愿杨老师一切顺遂、平安康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