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制的根本，就是凡是政府的行为，都要有法可依。政府要管理药，那么药也就同样是需要法的解释。大约法理上只能规定处方药、非处方药、毒品和有害物质，而对其它的“补药”，根本就没有验药的可能性。
有皇帝的时代，有“御用”一说。对今天的药，各国也是采用“御用”的方法。即非“御用”（被承认的药，主要是处方药）药，不能使用“疗效”，“主治”，“治疗”等等的“御用”字眼。
妇科可以有“著名”的。产科就没有什么了。到时候就生，不生就“取”。
可以预见两个发财的产业：一个是产院，一个是情人旅店。产院办成星级饭店，让有钱的人来驻店生孩子就是了。常规10天1万块，危急时转院，费用另算。 情人旅店可以开到大学附近。
人的正常的行动法则不外乎是在“臆想”和经验之间的往复。不在这两者之间，就只能在“臆想”和“臆想”，经验和经验之间这样一个层次中的循环了。而这就只能是猴子的世界了。
认为号脉就是数脉搏的，无疑是以为喝酒就是嗜入酒精，酒就是酒精而没有各种酒的品牌。会喝的人，能够分别出酒的品种产地、甚至于年度。这就是“品”了。号脉也是一样，能号出妇女怀孕来，不是传说，也不是迷信，而是事实。
经络的所指，人人理解不同。镜某不赞同血管说。镜某的理解是“星座”说－－有规律性的一面，即星座随时间的周期变化；也有任意的一面，即星座划分的恣意性。
证明理论的荒谬并不容易，甚至是不可能。所以在科学里请实验来当裁判。
言“科学”是五四以来的“时髦”，这个发音在中国有着特殊的回响。“科学”一词儿给用臭了，只有换一个称呼才能解决问题。
从法学的观点看，只有54年的宪法不丢人。其余的都有问题。54年的时候，民国的法学精英们还在，所以做出的宪法象样子（但与实际不符）。那以后，文科基本上是“残废”。
执政党也是属于“信仰科学”的，因为信仰“科学社会主义”。因为是正确的，所以是代表人民利益的云云，属于背着坐标走，永不谬误的句子。
“信仰科学”与“信教”的结构是一样的，人脑的精神状态是一致的。这个见解属于学术界的常识，但是“信仰科学”与“信教”双方都对此很不满意。尤其是“信仰科学”的一派，因为自以为是高于“信教”的一派，所以对此见解的反应也就更强烈些。
如果仅仅把科学当成有用的东西来看、当成科技来看，那就失去了科学原本的意义。天文学、粒子物理学等等，基本上（根本）没有“用”的意义。科学的意义在于“得有”。发音“deiyou”。至于用不用、有用没用，那根本就不是问题。
“科普”与“教普”，都是一个模式的东西。不信科学傻－－这是信科学一方的说辞，不信教傻－－这是信教一方的说辞。对这“一”类人，是无法调和。
科学无法成就健康。科学的作用在于诊断。即便是如此，及时诊断的要求往往也是办不到，最终只能是死了之后的病理解剖。到了治疗，科学的作用就十分有限了。也就是对于感染症有很强的控制能力。而对于非感染性的疾病，就有些束手无策了。当然，有人不愿意听这样的描述。所有可以用到的招数都用上了，怎么能说是“束手无策”呢？殊不知，“所有可以用到的招数都用上了”本身，恰恰是“束手无策”的具现。
要健康的欲望，在中国就是“补”了，在西洋不过是换了说法，叫“supplement”而已。信药膳和信维他命，好像没有什么不同的。
把商品换成货币是第一重要的。这一点，连黑猩猩都可以理解。
从身心健康的角度看，科学带来的产业进步，同时也给人们带来的更大的精神压力。这个压力另一个方面是来自人脑自身的结构（包括脑生理）。赌博上瘾，不安的感觉、要健康的欲望等等就是这类脑生理的具现。和谐社会里，最大的“敌人”应该是这些心因性的疾病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