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看到物理学家杨振宁先生二十多年前的演讲文章《易经对中华文化的影响》，产生了一种想评论几句的冲动。我借助于AI大略了解了一下相关专家学者对这个演讲的回应，但没有看到让我耳目一新的反驳观点，我关心的是这个演讲背后涉及的中国科学哲学问题。

      讲科学哲学需要先看西方，据说一百年前是科学哲学的黄金时代，也是数学哲学的黄金时代，但这个“黄金”有几成真实我表示怀疑。我的理由是那“黄金年代”似乎并没有给一百年后的我们留下多少遗产，以至于今天我们还在问“数学和哲学到底有没有关系？”以及“具体有什么关系？”，对于这些根本的定性问题那个“黄金时代”没有明确的回答。既然西方没有现成的答案，那我们就只好自己去探求了。

       《易经对中华文化的影响》想表达的意思是明确的，就是：《易经》的思维特点是“浓缩化、分类化、抽象化、精简化、符号化 ”；“归纳与推演都是近代科学中不可缺少的思维方法 ”，十九世纪的Maxwell创建Maxwell方程的历史说明了这一点，“中华传统文化的一大特色是有归纳法，可是没有推演法”，对于科学推演比归纳更为重要(例如欧几里德的几何学)；结论是“《易经》影响了中华文化的思维方式，而这个影响是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萌芽的重要原因之一。”最后还有提问：摒弃“天人合一”而完全用西方的办法发展下去是否将要有天人对立的现象。

      我对杨先生的观点有质疑的地方，一是“浓缩化、分类化、抽象化、精简化、符号化”这些也是近现代数学的特点，数学显然是科学；二是用十九世纪麦克斯韦的科学贡献来说明近代科学思维的特征(归纳与推演)合适吗？既然要讲思维(哲学的基本研究对象)为什么不选择西方物理学史上更具有代表性的牛顿，甚至是亚里士多德？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和《易经》大概能进行平行比较；说到归纳与推演，西方近代哲学的先驱培根和笛卡尔的不同具有可比性，而不是欧几里得几何学。

      “《易经》影响了中华文化的思维方式，而这个影响是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萌芽的重要原因之一。”这个结论似乎遮蔽了一个根本问题，就是：西方近代科学兴起的思维方式是什么哲学呢？或者西方科学直到近代才萌芽是什么原因的阻碍呢？按照西方文化的理解，近代西方归纳与演绎的思维兴起跟以培根为代表的经验主义和笛卡尔代表的理性主义有关，那么西方古代的希腊相关哲学(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阻碍了科学进一步发展？

        对于杨振宁先生的演讲我有一个比较尖锐的评价，就是没有从西方科学上升到西方哲学，然后同中国哲学进行某种比较，这在今天也是困难的而且无法深入。所以《易经对中华文化的影响》的背后我看到的是某种“西体中用”或“中体西用”，“西体西用”和“中体中用”是需要深入探讨的两道鸿沟。

      最后我想关于中西哲学谈一点自己的看法，《周易》最基本的观念应该为“变易”，“变易”也是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的基本哲学观念，那句“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说明了这一点，古希腊随后的巴门尼德的“思维与存在同一”观点是对“变易”的批判，巴门尼德的学生芝诺用运动“悖论”的形式提出来微积分思维(近现代科学)的基本疑难问题，近代牛顿发现微积分用的“无穷小量”(微分)在历史上争论了上百年…。可见哲学与科学之间的关系是难以说清楚的，想在二者间建立某种因果关系困难重重，至少二十世纪西方学者一百年的努力都没有达成定论。中国古代“天人合一”的思想还让我想起古希腊的“小宇宙与大宇宙”的美学观，近代哲学家培根在解释“洞穴假相”时说：“赫拉克利特说得好，人在自己的小世界中、而不在更大的或公共的世界中去寻求科学。”我也认为那些伟大的科学人物在各自的“小世界”中寻求大世界的科学真理，因为小宇宙与大宇宙同构或者“天人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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