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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子推真的是被烧死的吗
时近清明,又到寒食,有旧文一则,上传以飧读者。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科学要求真,历史也要求真。一是一,二是二,实事求是。
第一次看到介之推的故事是在《东周列国志》,当时还只是个中学生,深深地为故事的不同寻常而震撼。一是割肉的故事,二是烧死的故事,都足以让人难以忘怀。故事流传了两千多年,为历代文人雅士所吟咏、称颂, 为多个帝王所表彰。可随着年龄的增长,阅历的增多,知识的丰富,我对这个故事却越来越怀疑,越来越反感。
首先是怀疑故事的真实性。介之推的故事历史上扑朔迷离,连他的名字也不清楚,有称介之推,有称介子推,个中缘由难于考证。但一般为表尊重,称他为介子。或可认为介为姓,推为名,子为尊称,即介子名推。关于故事的真实性有诸多考证,不是本文主题。基本上可以判断的是,介之推的故事首见于《左传》,叙述了介之推母子关于封赏和隐居的对话,但其中没有割肉和烧山的记载。《史记×晋世家》的史料可能来源于《左传》,所以描述与《左传》中相似。《吕氏春秋》中也记载介之推不肯受赏,曾赋诗一首,“有龙于飞,周遍天下。五蛇从之,为之丞辅。龙反其乡,得其处所。四蛇从之,得其露雨。一蛇羞之,死于中野。”这龙指的是重耳,这“一蛇羞之”是说介子推羞于领赏。但这里只说他“死于中野”,并没有述及烧山的故事。
反倒是西汉韩婴编纂的《韩诗外传》首次记载了割肉的故事。《韩诗外传》可以算作是最早的带参考文献的史书之一,广泛引用《荀子》、《庄子》、《列子》、《韩非子》、《吕氏春秋》以及《晏子春秋》、《老子》、《孟子》中的论著,还是有一定可信度的。它关于割肉的故事应该是引于《庄子》,并不早于《左传》。而关于寒食节的传说,最早见于西汉桓谭《新论·卷十一·离事》,后陆续见于《后汉书·郡国志·太原郡》、郦道元《水经注·汾水》等。这些典籍不过是“离事”、“杂识”之类,可归入野史传说一类,真实性难于考证。所以关于介之推故事的核心部分“割肉”与“烧山”,都是当时没有记载,而后代记载才多了起来,其真实性值得怀疑,但难于考证。
不从史料考证,出于常识我觉得故事也不真实。按一般的常识,在两千多年前,没有无菌操作的手术,没有抗菌素,把腿上的肉割下来,能够不感染就是奇迹。况且割肉发生在重耳颠沛流离之时,当时大家都衣食无着,否则他也不必割肉给重耳吃了。连饭都没得吃,恐怕也没有良好的条件止血与包扎吧?更显奇迹的是,这一切都是介子推悄悄进行的,别人只是在大家重新上路时看到他行走困难,问起来才知道他割肉了。一个人,给自己作了大手术,然后自己包扎,再把割下的肉做熟献给主人吃,主人和同行的同伴竟然没有发现,这不是奇迹吗?
烧山也不符合常识。如果介山很大,烧山势必引起难于控制的火灾,这不仅是古人不能控制的,连今人对大兴安岭的火灾也束手无策,只能等老天下雨才灭了火,所以重耳根本做不到三面烧山。重耳流亡十九年,六十来岁才上位,成为晋文公。晋文公的曲折人生经历使他世事洞明,人情练达,不会冲动到放火烧山。否则他就不是晋文公,而是一个昏君了。况且古人对自然有天然的敬畏,决不敢在天干气燥的清明时节放火烧山的。如果介山是个小山,则搜山比烧山要容易得多,就不必烧山了。况且,山里应该不止住着介子推一家吧?烧山的结果必然累及无辜,这是晋文公这样一个明君能做得出来的吗?
这样一个不靠谱的故事之所以广为流传,似乎是因为它传递了一种功成不必在我正能量。但实际上它所传递的精神是可疑的。因为割肉宣传了忠君的思想,不要封赏显然有利于君主,所以受到了历代君主的欢迎。另一方面,不仕,不居功,符合了士大夫的伪清高,被烧死则是把这种伪清高发挥到了极致,使士大夫的退隐有了楷模,甚至比伯夷叔齐还要难能。君主、文人士大夫都是舆论的控制者,所以这个故事能广为流传就不足为怪了。
我对这故事的反感却是因为它是反人性的。我对二十四孝中的“埋儿奉母”(郭巨埋儿)、“卧冰求鲤”、“恣蚊饱血”等荒唐故事向来觉得是封建糟粕,不值一哂。介之推割肉的故事则与那些传说有异曲同工之处。在中国古代最残酷的战乱时代,发生过多次军队以人肉或人肉脯作军粮,那绝对是重大的反人类罪。希特勒对犹太民族的屠戮惨绝人寰,人神共愤,也没有到吃人肉的地步。古人在灾荒和战乱饿殍遍地的时候,即使是易子而食,也不忍吃自己的亲人。而介之推的故事竟然赞赏仆人割肉啖主人,拿仆人当了人吗?又拿主人当了人吗?
烧山的故事树立了一个介子推有功不求赏的光辉形象,同时就树立了一个昏庸的重耳的形象。介子推即使不愿出仕,不能做官不做事吗?即使不愿意做官,不能领赏不做官吗?即使不愿意领赏,不能暂时领受封赏,然后再像关羽一样封金挂印吗?推掉封赏,真有那么难,需要以牺牲生命为代价吗?
即使愿意牺牲自己的生命,一个人又有什么权力同时牺牲母亲的生命呢?一个儿子不带着母亲去逃命,却用道德绑架母亲使之共同牺牲,赢得自己的千古留名,不是反人性的吗?不是违背起码的孝道的吗?《三国演义》用曹操害死徐庶的母亲表现操贼的奸诈,可一听到母亲被囚禁,徐庶立即就舍弃自己的政治前途奔曹操,这是人性,是孝道。相反,刘邦在父亲和妻儿被项羽囚禁、项羽以烹食刘太公和吕后相威胁的时候说“我翁即尔翁,分我一杯羹”(你我是把兄弟,我爸爸就是你爸爸,你要煮咱爸爸,肉汤也分我一点喝)则是无赖,连他自己的后代子孙都羞于提起。
割肉和烧山,都不会留下什么遗迹。可随着故事的流传,却有越来越多的遗迹冒了出来。有祠、有庙,有人祭,自是因为故事满足了一些人的需要。一个难于考证的荒唐故事竟然成为了传统文化,当地政府也极力推介,其目的自然是要借以发展旅游业。所谓经济唱戏,文化搭台,是诸多地方认为发展经济的重要抓手。可这搭台的文化究竟是什么文化则要细细推敲。总不应该为了经济什么都不顾了吧?否则,两地争夺“西门庆故里”的闹剧将不断上演。
几十年前,鲁迅先生对中国历史上的诸多传说进行了认真的反思,写成了《故事新编》,鲁迅的深刻令我景仰。对古代故事的反思,今天仍要继续,无论是二十四孝、伯夷叔齐还是介子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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