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学传统的开掘与反思

      ——读边家珍《经学传统与中国古代学术文化形态》

   经学滥觞于先秦，形成并盛行于汉世，继兴于唐宋明清，是中国古代最具影响力的学术文化，也是中国古代封建社会意识形态的主流，冯友兰先生甚至把自汉代董仲舒至晚清康有为时期的哲学称为“经学时代”（《中国哲学史》）。在“经学时代”，人们不仅仅去传播、阐释经典，而且在传播、诠释的过程中形成了某种思想传统、治学传统，这种传统不仅制约着经学的价值与走向，而且影响着中国古代的学术文化形态。因而从经学角度探讨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本源，无疑是一条十分重要的途径。但遗憾的是，自皮锡瑞的《经学历史》和《经学通论》问世以来，人们对经学的探讨，较多的还是历史过程的一般描述，经学问题的个案探讨，以及各家各派的思想研究，而特别缺乏以内在学理贯穿的、具有广阔学术视野的对中国古代学术形态的整体理解与把握。正是基于这样的责任意识，边家珍教授承担的国家社科基金课题“经学传统与中国古代学术文化形态”，才把“以经学传统为支点与视角，探讨古代学术文化形态的特质及优劣得失”作为研究主旨。最近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经学传统与中国古代学术文化形态》便是他这一研究的重要成果。

中国古代的学术文化，具有既不同于西方也不同于现代的形态。西方文化强调的是自主的个人，是个体的自主性；中国文化更强调社会的整体，强调血缘伦理。中国近现代文化讲求中体西用，古代文化则强调内圣外王、通经致用。而这种明显特点，正是在经学基础上形成的。以“经”与“道”为标准，以“圣”与“王”为理想，以“述”与“解经”为方法，这种经学思维方式常常制约着中国古代的学术品格与方法论特点，而“通经致用”的价值观念不同程度地成为中国古代学术文化发展的内在动力。因而把经学放在中国古代学术文化的背景中研究其影响，对中国古代学术文化从经学传统角度切入研究其形态，研究视角具有独特性。

作者在经学研究中，此前已经出版了《汉代经学发展史论》、《汉代经学与文学》等学术成果。但多年的研探，并没有使之形成传统儒生抱残守缺、固步自封的研究模式。相反，作者博观细察、贯通中西、纵论得失，其研究具有辩证性。与前两种著作相比，本书论题视角开阔，理论性强，这就要求作者既能高屋建瓴地宏观把握，又能深入细致地具体分析；既能条分缕析地描述过程，又能提纲挈领地抽象概括。可以说，作者很好地处理了宏观与微观、史与论的关系。全书的六个论题既各自独立地专题探讨经学传统的文化渊源、思维方式、价值观念以及今古文经学诸问题，又彼此关照地系统论述其形成流变、学术价值评估、现代文化转型等，从而构成充实的认识系统。在研究中，作者不仅运用传统的研究方法如考据、辞章、义理之学，更注重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用今天科学的历史观”去研究问题，“有分析、有辨别、批判性地认识经学传统及其影响”，并把问题放在中西文化的大背景中揭示其特殊性，因而提出了不少颇具识见的观点。如论经学传统的六方面内涵、论“经典”的文化成因、论经学思维方式的六种表征、论通经致用对文学观念的影响、论今文经学的得失、评估疑经辨伪的学术价值、论科学方法与传统经学方法的碰撞与融通等等，都充分反映出作者对经学传统开掘的深度与反思的力度。

中国具有深厚的思想文化传统，作为社会科学工作者，我们研究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认识古代的学术文化，是为了弃其糟粕、取其精华。对此，边家珍教授有着高度的学术自觉，因而其研究具有现实的启迪性。作者在书中说道：“深入地认识过去，是为了现在与将来，因而我们充分重视对传统文化中固有价值的发掘，以期对当代学术文化建设有所裨益。”在概括经学传统内涵时，作者既讲它“是崇古与开新的的统一”，又说它“有很大的保守性”；谈到师法家法时，既承认其“产生的历史条件与作用”，又分析了它束缚思想和才智、导致章句繁琐、易形成宗派学阀等弊端；论到经学考据，既肯定其注重实证的科学态度，又指出其“为考证而考证，流于繁琐”以及由此带来的“因枝节而忘根本、陷于个别而忘了全体、为了手段而失去目的”的结果。在“结语”中，作者集中论述了经学传统“先天性保守、封闭的消极特质”对学术文化发展所带来的阻滞作用，这是否也包含着作者对“学术范式”转变与“思想观念”更新的殷切期望呢？

正如作者为“古代学术文化形态”定义时所说：“古代学术文化形态是指古代不同于西方亦不同于现代的学术风貌、学术品格、学术特质的总和。”中国古代学术文化涉及面十分广泛，近32万字的篇幅也只是粗线条的勾勒，而且多是政治、哲学、历史、教育、文学等层面的勾勒，还有一些层面如医学、农学、天文学、地理学等等很少涉及或没有涉及，我们期待着这一不仅具有理论性的学术意义、而且具有方法论的启迪意义的研究，能够更加全面、更加细致地开展起来。 

            (载张庆利著：《先秦文学的文化精神》，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