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7年底，受湖广总督张之洞的委托，湖北农务学堂聘请的美国教习白雷耳，在湖北候补知府、农务学堂提调汪凤瀛的陪同下，完成了对武昌、大冶等地的农情考察。

在提交给张之洞的考察报告里，白雷耳首先赞许了所见梯田的整齐、农民的勤劳和蓄肥的积极有效，但对耕种方法、造林防洪及农田排灌，也毫不客气地提出了批评和建议：“所见小麦、油菜、蚕豆各种子，并不选择坚好肥硕之品，甚至杂有草种，亦不剔除。”

关于植棉，虽然引种了美国棉种，但农户“排种太密，不知选子，且地气嫌太湿、太冷、太酸”。故建议仿效英美之严格选种，开沟排水，多堆灰以去冷去酸。

白雷耳指出，由于滥砍乱伐的掠夺式经营，在山区所见不过杂树数种，且极其稀少，仅可作柴薪之用，毫无价值。还造成严重的水土流失，导致下游河湖湮塞，河床高抬，连年水患。他建议多种经济林木，一以成材取利，二可以防洪。

这份报告送到张之洞案头时，这位年过六旬的封疆大吏彻夜未眠，他在奏折中沉痛写道：“近年工商皆间有进益，惟农事最疲，有退无进。大凡农家率皆谨愿愚拙，不读书识字之人，其所种之物，种植之法，止系本乡所见、故老所传，断不能考究物产，别悟新理新法，惰陋自甘，积成贫困。今日欲图本富，首在修农政；欲修农政，必先兴农学”。

一、思想觉醒：从“农本”到“新农”的转变

张之洞的农业思想，并非一开始就着眼于“近代化”。早年担任山西巡抚时，他虽延续传统“农本”理念，推行垦荒、兴修水利、减免差徭等举措——如规定山西新垦荒地“以实在开垦之日起，限三年后起征”，对无力垦荒者“禀明酌给牛种之资”——但彼时的他，尚未意识到传统农业与西方近代农业的巨大差距。

在山西主政末期，张之洞开始由清流派向洋务派转化。光绪十年，他鉴于“地球上下各国通商以来，中外交涉，事体繁多，自应筹知彼知己之法，为可大可久之图”，决定在省城建洋务局，标志着张之洞的农业思想和实践已由传统向近代转化。

1884年，张之洞升任两广总督，正式成为洋务派。他对比中西农业差距：西方“一亩之地种植最优之利可养三人”，中国“一亩所产能养一人亦可谓至富”；西方国家凭借“格致汽化之学”辨土宜、察物性，中国农民却“率皆谨愿愚拙不读书识字之人，其所种之物、种植之法，止系本乡所见、故父老所传”。

自此，他开始主张“弃旧图新”，提出“今日欲图本富，首在修农政；欲修农政，必先兴农学”，将“兴农学”“广学校”“育人才”“修农政”串联成完整体系，农业思想正式向近代化转型。

1889年移任湖广总督后，张之洞的“新农”思想有了实践土壤。当时湖北织布局亟需优质棉花，而本地土棉“绒短纱粗”，无法适配机器纺织。他得知“美国所产棉花，丛高、叶茂、朵大、棉多、绒细而长，一本收成实较华棉有两本之多”，立即电令驻美使节代购棉种。 

1892年，首批34石美国棉种运抵湖北，分发武昌、孝感、天门等15个州县试种。虽因农民“初次不知种法，栽种太密”导致首试失利，但他并未放弃，次年再购百余石棉种，同步刊印《畅种美棉说》，详细指导“播种时节”“行距株距”“防病虫害”等技术，最终使美国陆地棉在湖北引种成功，逐渐取代土棉，为湖北纺织业提供了优质原料。

二、实践探索：构建近代农业发展体系

在“兴农学”的理念指引下，张之洞将核心精力放在创办农务学堂、推广农业科技、完善农业管理机构上，构建起一套较为完整的近代农业发展体系。

1898年，湖北农务学堂在武昌东门外正式成立，这是张之洞近代农业教育实践的标志性事件。

学堂初创时设农科，招收学生20余人，开设化学、农机、植物、土壤等课程；1899年并入蚕桑局设备与业务，添招蚕科学生30名，增开算学、电学、方言、茶务、蚕务等课程。

为保证教学质量，他为学堂制定明确宗旨：初等农务学堂“以教授农业最浅近之知识技能，使毕业后实能从事简易农业为宗旨”；中等农务学堂“以授农业所必需之知识艺能，使将来首先从事农业为宗旨”；高等农务学堂“以授高等农业学艺，使将来能经理公私农务产业，并可充任各农业学堂的教员、管理员为宗旨”。

学堂尤为重视实践教学，张之洞规定“实习”为必修课，要求各级农务学堂配备专门实习场所与器具。湖北农务学堂不仅设有肥料制造场、农业实验场、各种实验室、农具室，还划拨2000亩官地作为试验田，试种五谷、棉麻、果木等作物；农科大学更是设置农场、苗圃、果园、附属演习林及家畜病院，让学生“练习实业”“实究兽医学术”。

这种“理论+实践”的模式，打破了传统农业教育“重书本、轻实操”的局限，培养出一批懂科学、会实操的农业人才——仅湖北农务学堂一所，到1910年就培养农、林、牧各类人才200余人。

在推广农业科技与完善管理机构方面，张之洞同样不遗余力。他深知“化学非农夫所能解，机器非农家所能办”，故组织翻译西方农学著作。

1896年国际农学会议在德国柏林召开时，他电令驻德大使许景澄“搜集有关农业的资料和选购适宜我国的农书寄回湖北翻译”，要求各省农务局将译书中的新式耕作方法、农具制造使用、优良作物品种等内容“编订成册，在全省推广”。

另一方面奏请清廷设立专门农业管理机构，主张“在京专设一农政大臣，掌考求督课农务之事宜”，各省设农务总局，州县设劝农局，形成从中央到地方的农业管理体系。

在他的推动下，1906年清政府设立农工商部，内置农务司专管农业行政，各地农事试验场、农务会相继建立，如湖北农务总会创办《湖北农会报》，以“研究农学，改良农业，补助农政”为宗旨，成为传播近代农学知识的重要平台。

三、民生关怀：心系“三农”的务实举措

张之洞的农业实践，始终围绕“农民、农村、农业”的实际需求展开，既有宏观规划，也有微观关怀。

在改善农民生计上，他针对湖北“连年水旱，农村贫困，粮食不敷”的现状，推行垦荒缓赋政策，规定“能开山地者报官给照，宽期升科，多开者种杂粮至十石以上、种树至一千株以上，酌予奖赏”，鼓励农民开发荒地。

另一方面整顿传统经济作物种植，如湖北茶叶因“栽种未合法，焙制失宜”，在国际市场竞争力下降，他便“督饬产茶州县董劝商民讲求种植拣焙之法，严禁搀合朦混之弊”，还计划“纠股设厂，延请洋人督率教导”，引进机器制茶技术，提升茶叶质量与附加值。

在改造农村环境上，张之洞尤为重视水利建设。湖北汉江流域频发水患，他多次亲赴灾区查勘，1896年汉江大水后，他“饬令安陆知府史书青督率钟祥、潜江两县加意防护襄堤”，要求“多加内邦，筑坝务令宽坦”，并架设武汉至襄樊电报线，便于上游汛情及时传递，减少灾害损失。同时，他严禁“沿江堤烷盲目扩占”，提出“让地于水”的治水理念，试图从根本上缓解水患对农村的威胁。

在推动农业产业化上，张之洞主张“农工商三事合为一气，贯通讲求”，将农业与近代工商业紧密结合。他在湖北创办织布局、纺纱局、缫丝局、制麻局等企业，以工业需求带动农业种植——织布局、纺纱局的设立，刺激了湖北棉花种植面积的扩大；缫丝局、制麻局的开办，推动了蚕桑、苎麻等经济作物的推广。

据统计，到1905年，湖北棉花输出量从1898年的702担激增至252284担，蚕丝输出量也保持稳定，形成“农业提供原料、工业加工增值、商业拓展市场”的产业链雏形，为湖北近代农业产业化奠定了基础。

四、历史回响：近代农业转型的开拓者

1909年，张之洞病逝时，湖北已形成较为完整的近代农业教育体系——到1910年，湖北共有农业学堂48所，占全省实业学堂总数的70%以上，涵盖初等、中等、高等三个层次，还有农业教员讲习所1所。

他引种的美棉、推广的蚕桑技术，在湖北多地落地生根；他倡导的“农学兴农”理念，打破了传统农业“经验至上”的桎梏，为中国农业近代化开辟了道路。

尽管受时代与阶级局限，张之洞的农业思想仍未脱离“中体西用”框架，未能触及农业生产关系的根本变革，但其务实的实践与前瞻性的理念，为后世留下了宝贵遗产。

他创办的湖北农务学堂，后来发展为华中农业大学，成为培养农业人才的重要基地；他推动的农业科技推广、农业教育体系建设，为当今“科技兴农”“职业农业教育”提供了历史借鉴。正如他在《劝学篇》中所言：“大抵农、工、商三事，互为表里，互相钩贯”，这一认知，即便在今日，仍具有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