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着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战略的深入推进，中国科学院水利部水土保持研究所（以下简称“水保所”）迎来了七十周年华诞。水保所筹建于1954年，正式成立于1956年2月20日，是中国科学院在西北地区建立最早的综合性研究机构。回首七十载奋斗历程，水保所几代科技工作者将论文写在大地上，把汗水洒在黄土地，聚焦水土保持、旱地农业、植被建设、生态治理、国土整治等关键领域，提出一系列具有前瞻性的发展方略，取得了黄土高原由黄到绿、黄河由浊到清的巨大变化，有力支撑了国家战略需求，持续书写着服务生态文明的绿色篇章。

  1 黄土高原水土保持工作方针与治理方略

20世纪50年代，政界和学术界对于黄土高原水土保持工作方针和具体措施存在激烈争论。在这场争论中，水保所方正山、杨文治、周佩华和张钟先在《科学通报》（1956年第8期）上发表了《水土保持工作应采取生物与工程措施并重的方法》一文，认为目前水土保持工作偏重治沟而忽视坡面治理的主张是不合适的，黄土高原水土保持应坚持沟坡兼治、生物与工程措施并重的方针，形成了“林草固土+工程拦沙”的立体防护框架。这是我所关于黄土高原水土保持治理方略的最早论述。

方正山等认为“黄土高原的水土保持工作主要是如何合理利用土地，采取各种工程和生物措施来有效地保持水土，使缓坡地、沟条地和坝地的单位面积产量提高，逐步将陡坡地退耕还林，还牧。同时，如有必要，还要在较大的沟内配合修筑土坝以蓄洪留淤。这样既可全面保持水土，提高农业产量，改善山区群众的生活，又能避免发生水患和河道水库的淤积。”他们还列举了山西省阳高县大泉山沟坡兼治、生物与工程并重的典型案例。

他们同时建议：“水土保持是一项综合性的工作，由于水利部门缺乏农林方面人员，不能由水利部一个部门管，中央有成立一个专门机构来统一领导全国的水土保持工作的必要。这样，对于干部的调用和培养、试验网和研究工作的布置，以及水土保持的宣传和推广工作等，都将得到通盘统筹和全面照顾，并且一定可以把这一改造自然的伟大工作做得更好”。1957年5月，全国水土保持委员会宣布成立，负责统筹规划全国的水土保持工作，各省、级、县也相应成立了各级水土保持委员会，推动了水土保持工作由点到面开展起来。

  2 黄土高原地区旱地农业发展方略

黄土高原是典型的半干旱地区，近70年来，该区农田粮食生产大体经历了传统旱作农业阶段，兴建基本农田阶段，以增施化肥、改良品种为主要措施的阶段和旱作节水农业阶段，每个阶段所面临的主要障碍要素及主要技术选择明显不同。如：李玉山在20世纪60年代，通过长期野外研究和定位观测试验，揭示了黄土高原土壤具有高蓄水力和对作物的供水调节能力以及具有缓和气候干旱的功能，阐明了“土壤水库” 效应。李玉山在80年代，认为黄土高原粮食超低产是落后饥饿农业造成的，实际上本区400-600毫米降水和深厚壤质黄土组成的农业生态条件，为粮食产量大幅增长提供了可能性，主要矛盾是缺乏养分，提出了“以肥调水”的概念。山仑通过大量的试验与调研，在80年代后期提出旱地农业生产"关键是水，出路在肥",以及"水分不足不是限制当前产量提高的主要限制因子"等观点。这些观点突破了“旱、薄、粗”的束缚，对促进黄土高原旱地农业生产发挥了重要指导作用，使旱作单产提高60%-70％，有效地解决了区域粮食供需矛盾。

李玉山等对陕西长武1984-1990年旱作粮食生产潜势、农田水量平衡、肥料效应、水分生产效率、优化施肥模式、小麦丰产栽培模式等进行了系统的定量分析，总结出三个旱作粮食生产力规律：产量徘徊﹣新台阶规律，旱作产量波动性规律，养分主导作用规律，并提出了短期内黄土高原沟壑区大幅度提高粮食产量的技术措施；在粮田不断减少、人口不断增长的情况下，实现了长武试验区"七五"粮食亩产、总产和人均产粮分别以年递增率17.6%、14.7％和12.4％的超常速度发展，使全试区粮食生产水平逼近了潜势水平；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阐明了黄土高原沟壑区旱作农业实现短期内大幅度持续增产的理论、技术和措施。

在当前生产水平下，为使旱地农业产量持续提高，如何发挥水—肥—作物耦合效应就愈发突出，因此，采用合理改土增肥在内的综合技术，以提高农田降水利用率和利用效率应成为进一步发展旱地农业的主要技术途径。

  3 宁南山区“三性”农业发展方略

20世纪70年代底到80年代初，水保所山仑、巨仁、彭琳和宋桂琴等人开展宁南山区自然资源考察，并编制出区域综合农业区划，明确了农业生产的发展方向、建设目标、过渡途径、关键措施以及综合分区治理策略。提出宁南山区发展总目标：自给性农业(粮)、商品性牧业和保护性林业，即宁南山区“三性”农业发展策略，只有将种植业牢固地置于该区的国土整治之中，并与林牧业有机结合起来，才能为农业创造良好的生态环境。

基于宁南山区的资源禀赋特征，提出建立合理的农林牧结构，发展“三性”农业，是实现旱作稳产高产和生态改善的基础和长远大计。通过生产科研的实践，宁南山区若干治理典型所取得的成效更为显著，足见农林牧有机结合对提高作物产能、改善生态环境、提升人民收入的重大作用和巨大潜力。

提出的“大力造林种草，兴牧促农，农林牧综合发展”的方针被国务院批准为宁南山区农业建设方针。这期间，《宁夏日报》、《中国科学报》、《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和《文汇报》都有报道，时任国务院副总理、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宁夏自治区书记等来视察水保所生态治理工作的成效。

  4 黄土高原综合治理开发的总体构思——发展“两环”，整治“两区”

水保所彭琳、彭祥麟、刘玉民和侯庆春等基于黄土高原地区三十多年的工作实践，通过国家“七五”重点科技攻关课题—黄土高原地区农林牧业的综合发展及合理布局的考察研究，深刻认识到要搞好本地区农业建设与综合治理开发，需开辟两个战场：第一战场是本地区边缘的发展战场，分布在黄土高原四周平原、盆地及其毗邻的山体，形成两个环带，内环为以商品粮生产为主的金色环带，外环为以防护林建设为主的绿色环带；第二战场是黄土高原地区中心的整治战场，分布在本地区中心的丘陵、沙区，大体以长城为界，将中心分为两区，东南是以治理水土流失为重点的农牧区，西北是以治理风沙危害为重点的牧业区。

从国家宏观决策出发，提出黄土高原地区农林牧业综合发展的战略布局是：发展“两环”，整治“两区”。“两环”分布在本地区四周平原、盆地及其毗邻的山体，内环为以商品粮生产为主的金色环带，外环为以防护林建设为主的绿色环带；“两区”在本地区中心的丘陵、沙区，东南是以治理水土流失为重点的农牧区，西北是以治理风沙危害为重点的牧业区。“两环”和“两区” 的构思，将有助于国家治理开发黄土高原地区制订方针政策，进行建设投资。

5 黄土高原国土整治“28字方略”

20世纪80年初，朱显谟通过对黄土高原沉积规律和特征的潜心研究，以及土地利用实践过程的系统总结，提出整治黄土高原国土整治的“28字方略”，即“全部降水就地入渗拦蓄，米粮下川上塬、林果下沟上岔、草灌上坡下坬”，目前该方略已经成为黄土高原水土保持工作的主要理论依据，在指导该地区水土流失综合治理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28字方略”的核心是“全部降水就地入渗拦蓄”，后18字则是对黄土高原各种土地类型如何合理利用，实现农业系统总体功能最大。降水全部就地入渗拦蓄是大目标，是从黄土高原的需要和可能提出的，不是针对某点或一片土地。对一个小流域而言，全部降水就地入渗拦蓄有多种形式，水平梯田是降水全部就地入渗拦蓄的典范，隔坡梯田中实现坡段径流拦蓄于水平田面之内，将道路、场院、屋面的径流蓄存在水窑，鱼鳞坑、隔坡水平阶、水平沟等整地造林种草措施，强化了降水就地入渗拦蓄。这都是全部降水就地入渗拦蓄的模式，其重要意义在于充分发挥黄土土层深厚，入渗、蓄水能力特强的优势，在黄土高原聚积雨水，拦蓄径流，充分利用降水资源，创造一个良好的农林牧地水文生态环境，为土地合理利用和农业持续发展创造条件。

“七五”计划期间，通过国家科技攻关项目的支持，在黄土高原典型地区建立了11个试验示范区，按照“28字方略”以小流域为单元进行国土综合治理，经过几年的治理，当地粮食增产60%，人均纯收入增加55%，小流域泥沙的输沙量减少50%，这就为我们大规模的治理黄土高原提供了重要的科学和实践依据。我所主持完成的—黄土高原综合治理定位试验研究，于1993年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

  6 黄土高原水土保持型生态农业发展方略

水保所卢宗凡、梁一民和刘国彬等在延安纸坊沟开展水土保持型生态农业的探索，在“生态户”、“生态村”多年研究示范的基础上，再通过纸坊沟近20年综合治理的实践，建立了纸坊沟流域水土保持型生态农业实体模型，提出了水土保持型生态农业发展策略，并明确了水土保持型生态农业应分阶段实施，即：生态系统逐步恢复阶段，约需10-15年；生态系统稳定发展阶段，约需5-10年；生态系统良性循环发展阶段。实证指出，在黄土高原水土流失严重地区，在一定的投入下，按照科学的方法，以小流域为单元进行水土保持型生态农业建设，经过15-20年的建设，可把一个退化的生态系统，恢复重建为良性循环的生态经济系统。

该项理论和方法，不仅在当地水土保持生态环境建设中得到了广泛应用，而且对同类型区水土保持建设与农业生产持续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指导作用。其水土保持型生态农业建设的阶段理论，被“全国水土保持建设规划”和“全国生态环境建设规划”所采用；20年可步入良性循环的论点，被中国科学院、水利部等主管领导采纳；研究建立的纸坊沟流域水土保持型生态农业实体样板，受到国内外同行专家的推崇，成为该地区被破坏生态环境可以恢复的典型实例。该项工作获2001年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7 黄土高原退耕还林还草发展方略

  水保所建所70年来，方正三、朱显谟、山仑、孙林夫、杨文治、邹厚远、唐克丽、梁一民、田均良、吴钦孝、程积民、刘国彬等对黄土高原水土流失防治、林草植被恢复原理与技术、飞播造林技术、林草植被高质量发展与多功能协同等做了大量的研究与调研，取得了一批高质量的成果，如：1956年，方正三、杨文治、周佩华和张钟先在《科学通报》发表了“水土保持应采取生物与工程措施并重的方法”，提出“逐步将陡坡地退耕还林，还牧”；1979年邹厚远在《水土保持》发表“陕北黄土区自然残留植被恢复的研究”，提出植被自然恢复的关键思路；1984年山仑在《水土保持通报》发表“黄土丘陵地区种草种树应坚持三个为主,抓好三个关键”；唐克丽于1986年在《人民日报》发表《为什么黄河泥沙不见减少》，1989年在《中国科学报》发表“重建植被仍为治理黄土高原良策”等等，均认为人为不合理开垦和植被破坏是土壤流失量增加的主要原因，而退耕还林还草是控制水土流失最有效的措施，这些工作有效支撑了国家水土保持与生态环境建设。

1999年8月，时任国务院总理来水保所视察黄土高原水土保持与生态治理工作，作出了“退耕还林、封山绿化、个体承包、以粮代赈”重要指示，也是国家退耕还林工程的总方针。基于水保所多年的科研积累，田均良所长当时建议将“退耕还林”改为“退耕还林（草）”，这更为符合我国生态恢复与水土保持工作的实际。并于1999年9月，形成《关于黄土高原科学规划、退耕还林（草）、改善生态、富民增收的建议》，强调退耕还林还草生态工程的科学性，为国家生态建设战略决策提供科学支撑。这一建议受到国家重视，对退耕退还林还草生态工程顺利实施，黄土高原整体由黄变绿的生态嬗变发挥重要的支撑作用。

经过几代人锲而不舍的开拓与耕耘，水保所积淀了深厚的科研底蕴，始终坚守黄土高原科学研究第一线，传承着“厚实、淳朴、包容、奉献”的黄土文化精神，在我国水土保持与旱地农业发展史上刻下了一连串坚实而闪耀的足迹。

  致谢: 在撰写本文的过程中，得到了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水土保持科学与工程学院王万忠研究员的大力支持与帮助，特此致以诚挚的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