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光荏苒，转眼间，入学就要四十年了。这可是个大日子，各位同学，人同此心，竞相报到，一起先聚在“徐师七七级”微信群，很是热闹。这一天，朗月疏星，清风徐来，打开记忆的闸门，想写些什么，最先涌上心头的，竟是“暑假”二字。我是1975年高中毕业的，虽说在那个时代，总的来说，读书不是太正常，但所在的中学，校风相对还不错，学期和假期，节奏倒也分明。毕业之后，虽然生计尚能维持，但环境不如人意，前程很不明朗，再也没有想到，有朝一日还能上大学。因此，走入校园后，对于假期，又有了新鲜的好奇和想象。

1978年的暑假，来得非常快。本来，77级的出现就是带有突然性的神来之笔，这就形成了较为罕见的春季入学。而即使这个春季，也不是通常的寒假之后，而是已经延至3月中旬了（对于扩大招生者来说，则更到了4月），可见，一切都是为了抢时间，相关的细节多所忽略。因此，仿佛只是一瞬间，学期就结束了。但这仍然令我开心，毕竟这是这是久违了的暑假，一个多月的时间，完全能由自己掌握，就仿佛是天赐的礼物。

最近一些年，我对“读书种子”这四个字别有体会，我觉得，七七级的同学，差不多都可以用这四个字来形容。如果说，在风雨如磐，晦暗不明，毫无希望的日子里，仍然能够保持一颗向学之心，这就是能够将文明之火传下来的读书种子。因此，学期中，同学们都在玩命似的读书，用当时的话，就是“将被‘四人帮’耽误的时间补回来”。我还记得，有一天晚上，没有到熄灯的时间，突然停电了，正在上自习的同学不约而同地惊呼一声。这一声里面，有着深深的惋惜，因为好好的晚自习课中断了，浪费了宝贵的时间，不过这可能也是唯一的能将全班从教室里拉出去的理由，让大家由于不可控制的因素而松弛一下紧绷的神经。

77级的构成，年龄很是悬殊，班上的同学，最大的32岁，最小的16岁，整整差了一代。我的年龄大约是中等偏下一点，在班里也可归入小字辈。但凡小字辈，当时都有一个明显的感觉，就是知识基础和那些老大哥相比，差的不是一点点。于是就拼命地想补上。因此，暑假当然也就是学期的延续，那正是补习的最佳时机。俗话说，缺什么补什么，不过，我们这一代人，缺的东西太多了，而暑假又只有一个多月，不可能面面俱到。那么具体补什么呢？就我而言，选择的主要是英语。因为我在中学本来是学俄语的，现在到了21岁才开始学习英语，等于是从大学才开始接触26个字母。不过，我喜欢学语言，倒是很有兴趣，于是整个暑假，就抱着那份油印的教材反反复复地读。我之所以对这件事印象深刻，是因为一切都带有匆忙上阵的感觉：教英语的周老师，本是学俄语出身的，估计英语是他的二外，他的一些发音方式，让我回想起中学的俄语课，倒也感到非常亲切，而且这位老师非常和蔼耐心，怎么问都笑嘻嘻的，一点都没有不耐烦，对于我这样的初学者，尤其合适。另外，教材也很另类。那时似乎没有任何能够买到的英语教科书，于是都是发讲义，而讲义的许多内容，又带有非常鲜明的时代特色，即政治色彩。比如，我至今仍然牢牢记住了“超级大国”和“霸权主义”这两个在日常生活中根本用不到的英语单词，就是拜那时所赐。暑假中，天天手里捧着这本厚厚的讲义，几十天下来，里里外外都变得黑亮黑亮的。当然，以今天的眼光看，当年的那份充满强烈政治内容的讲义，不是学英语的好教材，尤其不是初学英语的好教材。但我仍然感谢英语老师，在那个特定的历史时期，提供了一个可供精致把玩的载体，让我们度过了一段渴求知识的日子。后来我多次参加各种层次的英语考试，都还能说得过去，和这个最初的启蒙也是分不开的。

大学数年，只要有可能，暑假里我多半是住在学校。此时，喧嚣热闹了一个学期的学校变得安静，对个人来说，也有了更多的思考空间，可以做不少自己想做的事。不过，暑假在学校，也有一个现实的问题，就是热。那时的宿舍，没有电风扇，更不用说空调了，虽然大敞着窗户和门，也常是没有一丝风，每个人都穿得非常清凉。男生中流传着一个笑话，说是一天中午，某系的一个男生，到女生宿舍找自己的老乡。上到三层楼，发现老乡的房间在走廊的尽头。他大气都不敢喘，目不斜视地一路走过去，只听得经行之处，后面砰砰砰砰，传来一连串的关门声，像在给他伴奏。男生在宿舍里，往往就是赤膊，穿一条短裤。纵然如此，睡觉时，蚊帐里仍然像蒸笼一样。当时常采取的方法是跑到盥洗室，打开自来水喷淋笼头，在下面不断地冲，直到全身冷到了骨头，然后擦干，回到寝室，钻进蚊帐，争取在身上还没有热感时，尽快入睡。这方法屡试不爽，更奇妙的是，竟然也从未因此感冒发烧。

暑假里的校园，有两个同学是经常的同伴，一个是徐明，一个是郭杰。进校后，我和徐明很快就熟悉了，原因在于，他和我都曾在徐州少年业余体校待过，他在田径队，我在排球队，这种经历，一下子就拉近了距离。入学不久，我和他一起到南京参加省大学生田径运动会，他的四百米栏身手不凡，后发先至，一路超越对手，我记得是拿了全省第二名。我就差些，只在三级跳远中得了第六名，不过虽然叨陪末座，却也创造了个人最好成绩，而且颁奖时，拿到了同样的一个大搪瓷茶缸，那时的奖品也是如此简朴。徐明多才多艺，旧体诗写得很有韵味，时有妙思，我们俩游玩中山陵时，曾在灵谷寺的林荫大道上，联句赋诗，可惜吟的是什么，现在已经全然记不得了。徐明的宿舍和我的宿舍对面，暑假中他常来聊天，大家躺在床上，有一搭没一搭地说话，一个炎热的下午不知不觉就过去了。也记得他在盛夏的午后，只穿短裤，一个人在球场上打篮球。正午的阳光下，汗如雨下，而“雪练也似”的一身好皮肤，却是怎么晒都晒不黑，身材炼得非常矫健。到现在，六十多岁的人了，还能从事铁人三项等运动，追溯到四十年前的童子功，并不令人奇怪。郭杰的家，其实就住在学校北门的对面，可他也喜欢暑假校园中自由自在的感觉，于是常在宿舍出现。郭杰在同学中年龄算是偏小的，可能是有了插队的经历，所以比起几位大致同龄的同学，就显得较为成熟，做事很有方向感，目标明确，充满自信。但他不到20岁的人，仍然还是少年心性，童心不泯。有一次，他不知从哪里找到两副拳击手套，找我一起对练。我们两人都只是在电视里看过拳击，对此全无概念，模仿进退腾挪，虽说有模有样，但一到身体接触，马上原形毕露，各自中拳，也稀松平常，好在只是游戏，不会造成任何伤害，嘻嘻哈哈地，倒也非常快乐。郭杰在暑假中也苦练英语。有一段时间，每到晚饭后，我们俩就出东门，朝着淮塔方向，一路走，一路试着用英语聊天，主题不一，漫无边际，想到什么说什么。记得郭杰最喜欢的表述，就是“as strong as a horse”，他要夸奖什么人的身体好，总能扯到这一句上。上世纪90年代中期，我们分别在美国访学，他在康奈尔大学，我在哈佛大学。我俩的英语那时应该都派上了用场，可惜的是，我到达的时候，他刚刚离开。否则，我们一起在大洋彼岸重拾旧趣，那该多有意思!

当然，暑假中，也并非总是待在学校里。仍然是1978年，似乎是杨明的提议，在徐同学一行7人：徐明、徐放鸣、杨明、丛楠、陈莉、廖礼平和我，骑自行车游览了一次皇藏峪。杨明是发小了，幼儿园、小学都在一个班，中学虽然分开了，还在同一所学校，想不到毕业后，过了两年，竟然又走到了一起。小学时，杨明的个子不高，还坐在前排，不像我，到了五、六年级，身高就大致定型，总坐最后一排。但他后来居上，上中学后，就蹭蹭地往上蹿，到了大学，更是旧貌变新颜，成为一个玉树临风的小伙子。我们也算是世交，他父亲和我父亲曾经是同事，这些因素加起来，感情自是非同一般。

皇藏峪原名黄桑峪，位于苏、鲁、豫、皖四省交界处的萧县，据说当年刘邦起事后，为躲避秦兵的追捕，曾藏于此间，故改名皇藏峪，其藏身的山洞则名为皇藏洞。这里距离徐州大约30公里。这天，我们各自骑一辆自行车，一大早就出发，虽然路途不算近，但一路说说笑笑的，一点都不觉得累，轻轻松松就到了目的地。当时，这里还比较荒凉。山下稀稀拉拉的只有几户人家，将自行车停在哪里才更为妥当，更为安全呢？大家的眼睛一起看着徐放鸣。放鸣厚重宽和，思维敏捷，写得一笔好字，很是劲健。他在广阔天地中有不少历练，现在又是7人中最大的头，当然要他来做决定。他考察一番，选择了一个所在，果然很是不错，于是我们将车放在一条既不引人注意，又不太荒僻巷道里，就放心地往山上走去。

到了皇藏峪，当然要看皇藏洞。随着简陋的指示往山上走，倒是不太远，但由于游人较少，尚未正式开发，道路比较崎岖。在登高的途中，一会儿穿过密林，一会儿蹚过杂草，一会儿绕过乱石，大约四五十分钟，突然看到一块巨石，矗立在前面，挡住去路，这就是救了刘邦的那块石头，从外面看，与山势形成一体，传说中，就这样骗过了追兵，倒也合情合理。不过，石体峭滑，又是高高矗立，攀缘非常不易，大家在石头缝里一点一点地向前、向上挪，过了好一阵，才来到洞口。在这个过程中，两个女同学真是令人刮目相看。廖礼平的父母都是本系老师，自是为众人注目，但她又开朗随和，很容易相处。陈莉爽直热心，乐于助人，尤其乐于承担集体事务。她们俩脚力很健，一路向上爬，步履轻盈。登上最陡峭的石壁后，站在巨石上，山风吹拂，鬓发飞扬，当时情景，至今仍历历在目。

不过说实话，路迢迢，野茫茫，好不容易找到了皇藏洞，到了洞口，却甚感失望，因为那里实在是太过逼仄，准确地说，就是一条石缝，并没有想象中的幽深感，尽管这可能确实适合情急之中的藏身。好在不远处有一座寺庙：瑞云寺，不仅能够歇歇脚，而且可以发思古之幽情，聊聊游观中的感受。也就是在那里，大家拍了不少照片，留下了宝贵的影像。照相机是丛楠带的，装的是120胶卷。丛楠的年龄在班里是倒数的前几名，为人热情，讲义气，精力充沛，富有情思。那时候的照相机很是稀罕，拍照后，曾去他家洗印照片，在那个小小的暗室里，红纸罩在灯泡上，发出朦胧的光，每个人都是影影绰绰的，变成了红人，而清水浸泡后，夹起照片，仔细端详，又有几分回味中的惊喜。

出了瑞云寺，很快爬上了一个山坡。坡上没什么树，到处是野花，其中有一种特别娇艳，与众不同，徐明说这叫雁来红。这多识于鸟兽草木的本事，正是学中文的重要素质啊。不过后来他又说，根据“想当然耳”的传统，也不必过于深究。但那花确实不同凡响，令人印象深刻。两年前，有学生陪我又去了一次皇藏峪，近四十年之后，这里已经成为四星级国家森林公园，树木茂密，道路幽深，四处望去，连一丝一毫当年的印象都没有了。山坡上，植被一片葱茏，俯身想再寻找当年那款“雁来红”，更是连影子都没有。“山不在高，有仙则灵”。于是就觉得，这个地方，有灵气，有纵深，有内蕴，小而能成其大，简而能致其远，今天的气象，也是题中应有之义。回想起来，那一次还有一个深刻的印象，就是返程的途中，大家可能是太累了，一路上，不再有人说笑，全都在闷声骑车，好像赶路就是唯一目的，和来时形成了极其鲜明的对比。那真是年轻人的秉性，纯真自然，兴奋了就狂欢，疲劳了就静默，一点都不做作。

大学毕业后，接着读研究生，后来又在大学里工作，一直生活在校园里，过暑假已经成为日常生活的一个部分。虽然每一个暑假，都有不同的意趣，常过常新，但是，仍然经常想起上大学时的那些日子，虽然气温总是蒸腾，虽然手头常常困窘，虽然见闻不够丰富，那种单纯的快乐，却是无可代替的。因此，在纪念入学四十周年的日子里，重拾这些片段，岁月留痕，充满温馨。

      张宏生，男，徐州市人，原中文系77级1班学生，香港浸会大学中文系讲座教授、系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