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业教育院校与普通高等教育学府相比，具有更加鲜明的定位和特色，她要求所培养的人才比起一般大学生具有更强的技术应用性和职业适应性。正是因为如此，职业教育院校无论是对城市发展所提供的服务，还是对产业进步所做出的贡献，抑或是对社会需求的回应，往往都更为直接而快速。

根据国家教育部最新统计数据显示，我国现有高职（专科）院校数量已经高于本科院校，如果算上中职学校，全国各类职业学校的招生规模业已超过千万；然而人才市场的另一端，企业的“技工荒”却似乎仍然是一个久未平息的浪头，不少企业一直处于人才紧缺的状态中。原因何在，令人深思。

围绕这一话题，在广州市委宣传部、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共同主办的“大学与城市——广州地区高校校长访谈”活动中，《南风窗》记者采访了广东技术师范学院院长郭杰。5月9日，采访稿全文刊登于《南风窗》，现予全文转载。

职业教育要摆脱同质化竞争

《南风窗》：最近，有专家撰文指出，目前国内一些职业教育院校对于人才培养的目标定位并不十分准确，学校在学科设置上更倾向于向越来越高层次的领域靠拢，而社会实际需求的发展和变化往往被忽略。对于这种现象，您是怎么看待的呢？

郭杰：目前中国的大学有一个“同质化”的倾向，不管什么类型的大学，普通高校也好，职业院校也好，他们的学科结构、专业设置、师资队伍，往往都很相似。实际上，不同的大学应该是有自身的特色，有各自明确的定位和发展方向的，这样才能避免同质化的竞争。

广东技术师范学院是一所具有硕士学位授予权的本科大学。长期以来，我们紧紧围绕职业教育师资培养培训办学方向，这个在全省乃至华南地区是唯一的，我们的特色非常明显，定位也非常明确。

因为摆脱了同质化的竞争，所以我们所做出的贡献是别人没有的，当然别人做出的贡献也是我们不能取代的。这样，不同的高校自然就承担了各自的责任。

《南风窗》：对于职业教育院校如何明确自身的定位和特色，您有什么具体的看法或者切身的体会？

郭杰：很多人都知道，广东是我国经济发展第一大省；但是很多人都不知道的是，广东也是我国职业教育的第一大省。我们全省有职业教育学校六百多所，在读学生两百三十多万学生，占全国十分之一。

为什么广东在全国的职业教育中会占有这样的地位？那恰恰是因为广东经济发展的需求所决定的，是社会发展需求所引导的。职业教育是支撑广东经济快速发展、支撑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发展的人才体系。

广东省政府定下目标，到2018年，要建成在国内外有较大影响力的现代职业教育综合改革先进省，也正是要回应经济发展、社会发展的这种需求。

而实现这一目标，除了大力发展职业教育以外，职业教育的师资培养培训也是一个重要的方面。广东把承担这一重任的龙头位置交付给了广东技术师范学院。归根结底就是广东经济发展对于职业教育的需求和职业教育对于师资的需求，决定了我们学校的定位和特色。

从社会需求出发的教育供给侧改革

《南风窗》：我们都知道，高等教育不单单是为了就业，但是就业却是摆在每一个毕业生面前的问题，对于以培养应用型人才为目标的职业教育院校来说，这个问题尤为显著。您能否跟我们谈一下，在职业教育与社会需求良好对接上，有什么好的经验值得借鉴？

郭杰：现在人们总是讲要提高就业率。提高就业率的根本，就是在学科专业设置上要符合社会的需求。如果学科专业设置不符合社会需求，毕业生就业的空间自然就小了，受欢迎程度也就低了。

我们国家正在进行供给侧改革。所谓“供给侧改革”，是什么意思呢？过去，我们国家的经济发展是通过扩大需求来实现的，现在发现，仅仅扩大需求不够，我们还要在供给侧进行改革，提供个性化的、有特色的、能够直接针对和满足不同社会需求的供给。

比方说马桶盖，国内很多地方都能生产，为什么有些消费者就非要跑到日本去购买？就是因为那里的马桶盖还具备喷淋、加热等许多人性化功能，能够满足消费者更多的个性化需求。

我们现在国内生产的马桶盖很多，却不一定都能卖得出去；而那些有更进一步需求的消费者，在国内又买不到所需要的品类。这种现象显然不能简单地理解为“需求不足”“需求萎缩”，而是“供给侧”和“需求侧”之间的脱节，这两者之间没能有效地对接。

这就是供给侧的责任，没有摸清市场的需求，没有摸清社会的需求，盲目地生产，盲目地供给，就变成了产品的积压，变成了产能过剩。这是经济发展存在的问题。

我们高等教育其实也面临这样的问题。社会的需求在不断增加，高校培养的毕业生也越来越多。怎样在我们培养的人才与社会的需求之间，建立一个良好的对接关系，是所有高等教育机构共同面临的问题。这就是在经济领域的供给侧改革给高等教育的一个重要启示。

我们在高等教育领域也要进行供给侧改革。具体到职业教育的范围来说，就是要有明确的办学定位和鲜明的办学特色，专业设置要符合产业的需求，符合职业教育发展的需求，瞄准社会急需的人才来调整学校的专业布局。

《南风窗》：我们经常听到的教育供给侧改革，很多是从受教育者需求的角度出发的。而您提出的观点，主要是从人才市场对人才的需求的角度出发的。您能不能就您在高校从事教育工作和管理工作的经验，更进一步谈一谈教育领域的供给侧改革？

郭杰：每个学校内部，都有一个围绕教育供给侧改革健身强体的过程——就是要不断审视自身的学科布局和结构是否真的符合产业的要求、社会的需求、企业的需求，对于担负职业教育责任的学校来说，还有职业教育的需求。有些学校只是寄希望于学生毕业以后，能找到一份工作就可以了。

这种要求对于满足学校毕业生的就业率来说，也许是有意义的，并且是有必要的，但是这个标准不算是一个高标准。仅仅是实现“找到一份工作”的目标，对于高等学校培养人才的要求来说，是远远不够的。

一个高标准的人才培养要求，是毕业生来到社会上能够在他（她）所学的专业领域里就业，而且有比较高的起薪点，事业发展空间比较大。这才是一个良好的人才培养模式。

我们用这个标准来衡量自己学校的现状，感觉到我们的专业布局还有一部分不太合理、不尽人意的地方，比如说有些传统的学科过于“松”“垮”，还有一些重复，学科的实力不够强。

而一些针对社会和产业急需人才的培养的学科，还需要加强。就像汽车学院，从那里毕业的学生在人才市场上供不应求，但是目前汽车学院还只是个小学院，这一方面有待加强；又像机器人制造专业，是与机器人制造新兴产业相匹配的，前景广阔，而我们还很薄弱，也需要进一步发展和加强。

改革的机遇与障碍

《南风窗》：经验告诉我们，只要一谈到“改革”，就自然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那么学校在经历这一过程的时候，是否会遇到什么困难或者核心需要解决的问题？

郭杰：没错。在一个大学里面，学科专业布局的调整，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为大家在原来的学术生态、工作环境当中，已经适应了，而且各自在工作上都已经形成了一种惯性；如果贸然调整，很多专业、学院合并了，很多职位没有了，影响到了很多人的切身利益，很可能会引发一些不满的声音、意见、争议，甚至矛盾。

所以，我们要找准直接关系到学校发展大局的最核心的问题。凡是符合社会需求的，就大力发展；对于传统优势学科，要继续保持；至于那些不符合社会需求的，则进行必要的压缩整合，使之转型升级。

《南风窗》：随着社会开放程度不断提升，对外交流日益频繁。据我所知，广东技术师范学院也很注重对外交流。那么就刚才您提到的一些问题，是否能从一些先进经验当中寻求到解决的捷径呢？

郭杰：目前，我们跟德国巴伐利亚州在职业教育方面有战略合作。众所周知，德国制造的质量水准是举世闻名的，与之相应的，是德国的职业技术教育也达到了很高的水平。据了解，德国职业教育的一个特点，是非常重视企业在职业教育中的作用。

这里面，包括企业对职业教育的参与、企业对职业教育师资的输送，还包括职业院校的师资，在资格上要求具有企业工作的经历等等。在这些方面，我们也在探索，也在尝试，但是坦率地说，未来还有一个很长的路要走。

我们目前的现状就是，师资结构、人事分配制度，是有惯性的，现有的人事结构很难改变。这是一个体制的问题，大学并不能自主地根据具体的需求来选择聘任教师，大学对师资的需求是要受制于相关制度的约束。

举个例子，我们如果想聘任一名企业人员来学校任教，但是按照现有规定，这名企业人员必须发表过一定数量的论文或者有一定数量的科研成果等等，这就受到了很大的限制。还有一种情况，某位企业人员原本在企业里可能是一个中高层的领导，可能是有一定资历的工程师、部门领导等等，但是来到学校里任教以后，可能得不到相应的级别和待遇。企业有经验的一线管理人员、研发人员和大学教师的岗位之间流转的关系目前是存在的，但是不够通畅。

这种不够通畅，就表现在企业人员在企业中的积累，是足够为学生提供优质的教育内容的，但是当他们来到学校工作、面临职称评定的时候，可能会遇到没有足够数量的论文、没有科研项目这样的问题。

其实，作为培养应用型人才为主的职业教育学校，对于这种有丰富一线经验的师资人才，是有很大需求的。我认为，应该配备一定比例的拥有丰富从业经验的师资，而不一定要求他们都曾发表过多么高层次的论文、从事过很尖端的研究。

但是在目前的体制下，还没有足够的条件，来完善这样的通道。这是未来职业教育发展必须从体制层面进行思考和解决的问题。

现在，教育部等五部委联合发布关于对高等学校“放、管、服”的文件，赋予学校更多的办学自主权，这就为我们进一步推进高等教育、职业教育领域的供给侧改革，提供了有力保障，相信这条道路会越走越广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