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师培先生《中国中古文学史》，系其任教于北京大学中国文学门时授课之讲义，由北京大学出版部印行于一九一九年。此书探赜勾沉，高瞻远瞩，史迹昭然，精见选出，洵为学术史上不朽之经典也。其论汉魏之际文学变迁云：“建安文学，革易前型，迁蜕之由，可得而说：两汉之世，户习《七经》，虽及子家，必缘经术。魏武治国，颇杂刑名，文体因之，渐趋清峻。一也。建武以还，士民秉礼。迨及建安，渐尚通侻。侻则侈陈哀乐，通则渐藻玄思。二也。献帝之初，诸方棋峙，乘时之士，颇慕纵横。骋词之风，肇端于此。三也。又汉之灵帝，颇好俳词。下习其风，益尚华靡。虽迄魏初，其风未革。四也。”

鲁迅先生《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一文，承其理路而阐发之（该文是其一九二七年八月于广州夏期演讲会演讲之记录稿，后收入《而已集》。今见《鲁迅全集》第三卷）。如其所云：“汉末魏初这个时代是很重要的时代，在文学方面起一个重大的变化。⋯⋯董卓之后，曹操专权。在他的统治之下，第一个特色便是尚刑名。⋯⋯影响到文章方面，成了清峻的风格。一一就是文章要简约严明的意思。”“此外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尚通脱。⋯⋯通脱即随便之意。此种提倡影响到文坛，便产生多量想说甚么便说甚么的文章。”鲁迅先生既承继刘氏见解而形成结论：“汉末、魏初的文章，可说是：‘清峻，通脱，华丽，壮大。’”复融以已意而有所生发，即所谓：“用近代的文学眼光来看，曹丕的一个时代可说是‘文学的自觉时代’，或如近代所说是为艺术而艺术（Art for Art’s Sake)的一派。”盖欲知鲁迅先生所发挥之结论之所以然者，仅仅围绕其演讲本文及相关理论者，实不足以尽解其意。正如其所自述：“我今天所讲，倘若刘先生的书里已详的，我就略一点；反之，刘先生所略的，我就较详一点。”互为表里，于斯可见。故必于申叔遗书细加核勘琢磨，放眼汉魏历史文化之巨变，始得深悟鲁迅先生非徒托诸空论，其所赞同且弘扬之刘氏遗说，诚精审深邃之鸿论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