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学术界，杨公骥先生以其中国文学史研究的卓越成就而享誉学林，他的一些重要著作，如《中国文学》（一九五七）、《唐代民歌考试及变文考论》（一九六二）等书，都是以中国古代文学为研究对象，论述其发展演变的历史过程、内在规律以及相关问题的。同时，杨先生的学术研究，又远远超出了单纯的文学史研究的范围，而在众多的学术领域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只要翻开《杨公骥文集》，就会发现，其中许多论题都深刻地涉及到哲学、史学、语言学、训诂学、考古学、民俗学等众多学科的广泛领域，并以其广阔的学术视野、严谨的科学精神、强烈的时代精神、深邃的开创精神，在二十世纪中国学术史上打下了深刻的烙印。今天，在杨先生九十周年诞辰之际，总结其学术成就、弘扬其学术风范，对进一步推进二十一世纪学术视野的不断发展，显得具有特殊意义。

在先生晚年，我曾忝列门墙，在他指导下攻读中国古代文学专业博士研究生，得随诸位学长之后，亲聆先生教诲。耳提面命，春风化雨，使我略知门径，受益无穷。今天，纪念先生之业绩，缅怀先生之风范，音容笑貌宛在眼前，内心充满感恩之情。仅就管见所及，试对杨公骥先生的学术风范加以简要论述。

一、 坚定的思想信念

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家中，杨公骥是以马克思主义学者的风范而独树一帜的。他的学术研究，高屋建瓴，睿智精辟，显示出坚定的思想信念，具有深刻的理论思辨性。他早年投身革命事业，即潜心研读马克思主义著作，不管条件多么艰苦困难，无论在战争年代延安窑洞的油灯下，还是在动乱时期长白山区的火炕上，都从没停止过对马克思主义的学习、研究、思考、探索。他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念和执着追求，是与他对国家民族命运、人类社会发展的深切关怀和思考，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他在一九五一年写出的《中国文学》讲义第三稿，曾受到中央教育部的表扬，被认为“广泛地掌握资料”，“有创见，并能以马克思列宁主义观点处理中国文学史上的某些问题”，因此，将它“介绍推广给各院校（一九五一年十二月九日《通知》）。在将近半个世纪的学术生涯里，杨公骥先生始终坚持从中国社会和人们的物质生活出发，以社会存在为基础，来分析研究由此而形成的精神生活，探讨民族精神生活的共性和个性，进而揭示不同文化形态（特别是文学艺术）的联系、过程和规律。

当一种思想学说跃居一个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达到指导性的精神地位，在其错综复杂的精神现象之下，在社会物质生活的深层基础中，一定蕴含着极为强大的历史必然性。马克思主义在二十世纪中国的成功确立，及其所蕴含的强大生命力，恰好印证了这一规律。而作为主流意识形态的思想学说又必须时刻保持清醒，避免任何有意或无意、善意或恶意的教条化，以致脱离了物质生活和社会实践的根本走向，变成一种不切实际的精神幻影。在这里，“实事求是”无疑是最能体现中国民族智慧的不可或缺的引导和启迪。

关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文学研究领域的应用，曾经留学英法、学贯中西的著名学者钱钟书先生，在《古典文学研究在现代中国》的演讲中指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应用，发生了深刻的变革，我只讲我认为最可注意的两点。”“第一点是‘对实证主义的造反’”，“反对实证主义并非否定事实和证据，反对‘考据癖’并非否定考据，……但是这种考据不是文学研究的最终目标，不能让它喧宾夺主、代替对作家和作品的阐明、分析和评价。”“第二点是：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者认真研究理论。”在过去，“研究中国文学的人几乎是什么理论都不管的。……就是研究中国文学批评史的人，也无可讳言，偏重资料的搜讨，而把理论的分析和批判放在次要地位。应用马克思主义来研究中国古典文学就改变了解放前这种‘可怜的、缺乏思想的’状态。”钱钟书所指出的运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文学这两点特征，在杨公骥的研究中极为鲜明地体现出来。他始终注重全面系统的资料搜集、建立扎实可靠的理论依据，但反对为材料而材料、为考据而考据；他始终坚持在坚实广泛的资料基础上，融会贯通地认识历史，发掘规律，提炼思想，形成理论。

特别值得指出的是，杨公骥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方法解决中国文学、历史、文化的相关问题，但却坚决反对将马克思主义标签化、教条化的做法。他反复强调：“对于古代文学，必须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方法加以分析与综合，经过科学推论得出理论性认识。但理论只能表现为研究的结果，并不可以作为研究的前提。今日的观念，只可用来分析古人，而不可赋予古人。因此，不可把今天的一些标签语超时间、超空间地加在古代作品上面。” “古云：‘金针度人’，我们主要是要学习马克思的‘针法’，从事新的创造，而不是把马克思制作的‘外衣’披在身上。这就是说，要做马克思主义主义式的生产者，而不是马克思主义条文的消费者。”强调理论精髓的把握和科学方法的运用，反对皮毛式的作业，对教条主义保持清醒的警觉，无论在当时还是在现在，这都是耐人寻味、富于重要的启示和指导意义的。

理论的生命力来源于对现实世界的深层次把握，透过纷繁复杂的表象，从不同范围、不同门类、不同程度上，探究和揭示宇宙自然、人类社会的相互关系、深层特质和内在规律。空洞的理论是苍白的，失去了与现实世界紧密联系的理论是没有生命力的。但是，人们对于空洞理论的排拒，不应该成为轻视基于千百年社会实践而形成的思想智慧和思辨能力、放弃对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进行综合性、宏观性理论认识和把握的借口。正如恩格斯所说：“一个民族想要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而正是深刻的理论思维的水平和能力，成为杨公骥先生突出的学术个性。著名学者傅道彬先生指出：“在20世纪最有成就的学者行列中，……无不受到了新的学术思潮和理论的影响，无不具有学术方法的创新，比起新资料的发现，新思想新思潮的影响更刺激了一个时代的学术创造力和创新精神。……王国维、陈寅恪、钱钟书、杨公骥留给人们的不仅仅是坚实厚重的文献考据，更有超乎常人的理论见识和思想洞察力。”事实的确如此。在杨公骥的学术研究，既显示出学者的丰厚底蕴，也呈现出思想家的睿智风采，他以基于坚实的思想信念而展现出来的深邃的理论思辨性和思想洞察力，已经成为其学术风范的最鲜明的标志。

二、 广阔的学术视野

杨公骥幼承祖训：“不博则不能通，不通则不能精”，“不通百经，不能专一经”。早在中学学习时，就“曾阅读过有关天文、历史、经济学、哲学、心理学、伦理学、民俗学、考古、语言学的许多著作或译文” 。从而为他毕生治学打下了广阔而坚实的基础。及至投身革命事业，客观上所面临的环境，主观上所思考的问题，都远非某个单一的具体学科所能应对和解决。所以他涉猎和研究 都非常广泛，具有众多学科的渊博知识，并能够融会贯通，深入发掘，形成自己的独到见解和系统理论。

虽然杨公骥以中国文学史家见称学林，但在人文社会科学的许多领域中，都提出了独到见解，做出了重要建树。这当然是由其个人的知识结构和学术志趣所致，但同时更是出于强烈的使命意识，是对时代重任的自觉担当。如在历史学方面，对中国上古时代社会性质的研究；在考古学方面，对东北地区史前文化遗址的发掘；在语言学哲学方面，对汉语词根孳生及其所涉及的重要的认识论问题的梳理；在民俗学方面，对古代黄河流域和东北亚地区居民的生活方式及风俗的揭示；在民族学方面，对西藏古代历史发展的寻索等等，无不显示出广阔的学术视野，达到了融会贯通、博大精深的高度境界。一九四八年，他在艰苦条件下主持发掘吉林西团山史前文化遗址，并亲自撰写了《西团山史前文化遗址初步发掘报告》。其中为了说明族属，公布了西团山人的头骨示数；同时，将发掘出的与古代黄河流域陶器同形制的陶鼎支撑图版予以公布。这是在东北地区发掘或公布的第一个完整陶鼎，显示出高度的学术水平。对此，郭沫若先生曾予以高度评价。他在一九四九年一月二十五日给《东北日报》的信中写道：“这是一篇很有价值的学术性的文字。……方法正确,态度谨严,叙述翔实，见解审慎，很能实事求是。……关于陶鬲陶鼎之普遍出现似应特别重视。”这篇报告，作为建国前后一项重要的考古学成果，苏联、日本皆转译或介绍，受到海内外学界的广泛关注。他在一九七八年发表《漫谈桢干》，运用哲学、语言学等学科方法，突破了前人说文解字的传统，从人的实践、认识、语言三者关系出发，对汉语词根进行深入寻索，取得重要的理论建树。著名学者姜亮夫先生指出：“最近看到杨公骥先生考据‘桢干’一词的文章，以哲学的观点论证汉语语根的唯物的发生的‘生’的基础与辩证的发展。用这样一个具体材料，阐发了唯物主义在汉语发展方面的全貌，对于我们研究这一问题有极重要的启发，而且以具体材料指出方向，是篇值得学习的文章。”

杨公骥的广阔学术视野，不仅体现在他在不同学科的广泛领域均有建树，更体现在他在中国文学研究中始终坚持运用多学科的方法，进行综合全面、系统深入的研究。他认为：“文学和其他任何意识形态一样，没有自己独立的历史，它是被社会的物质生产和物质生活所派生。如对古代社会的经济基础、政治制度和社会生活没有深刻的了解，就不能对这一时期的文学的内容与形式的特征及其发生发展规律有正确的理解。因此，只有通过对这一时代的社会实践过程（历史）的全面了解，才能对这一时代的文学做深入探讨，才能逐渐得出理性认识。”在中国上古文学研究中，他就特别注重“礼”的研究，在《中国文学》一书中，专门论述“礼”的意义及其在社会物质和精神生活中的意义、作用和影响，也是出于这样的原因。在研究生培养中，特别要求研读“三礼”等著作。在《商颂考》一文中，他广泛搜集和分析了经学、史学、考古学等各学科的大量资料，深入探究了《商颂》制作时代这一重要的学术公案，从而得出《商颂》当为商代诗歌的结论。他指导博士生的论文写作，涉及周代文艺思想、《左传》、《诗经》、《史记》、汉代诗歌、汉代辞赋等广泛领域，也都比较充分地体现学术精神，注重多学科的融会贯通，进行开拓性的研究，深刻揭示社会生活与精神创造的关系，达到较高学术水平。

三、 严谨的科学精神

杨公骥治学广博、思辨深入，已为学界所熟知。但他在每个领域所提出的主要学术观点，都不是率尔操斛，而是经过了艰苦深入的研究工作，从浩如烟海的历史文献中全面深入地搜集史料并进行系统的论证，从而得出的结论。有人说，杨公骥的学术研究以理论的思辨性见长；殊不知，他这种深刻的思辨性，是深深植根于广泛详实、系统全面的史料基础上的。他曾自述：“当研究某一问题时，首先必须全面占有第一手材料。只有作全面调查，才有可能深入研究；只有占有全部材料，才能比较推理综合判断，才能触类旁通作全盘思考。”因此，他的每一篇论著、每一个观点，都能经受住“八面受敌”的考验，以事实说服人，体现出严谨的科学精神，从而在学术史上产生出重要的影响。

例如，他积多年心血撰写的《中国文学》（第一分册），就是在广泛翔实、系统全面的史料基础上，经过深入细致的研究，在多次修订充实之后才完成的。长期艰苦的探索所体现出的严谨科学精神，即便在这部著作的体例当中，也留下了极为深刻的烙印。在从事中国文学史的研究时，他博览群书，广泛的收集和占有史料，并进行深入的辨析和论证，从而积累了大量的资料性的和考据性的卡片。本拟应学生们的要求在书中印出，“但由于卡片太多，印刷成本太大，结果未能实现”。尽管如此，在该书一九五七年正式出版时，“我从卡片中选择出一部分作为注释排印在每节后面，总算是我没有食言。虽然看起来，注释很繁琐，大有学院气，但我认为这样做还是有好处的：一方面，提供给学习者一些资料，使他们不仅知其然，而且知其所以然；另方面，这些注释都是论据，实际上有很多注释乃是考据性论文的缩写，读者可以根据我在注释中开列的论据，审查我在正文中提出的论点。”尽管书中的注释，只是从作者长期积累的大量卡片中选取的很小部分，只是作者研究相关问题所收集广泛史料中的冰山一角，由此为线索，也足以看出作者焚膏继晷、精益求精的艰苦努力。基于这种艰苦努力而形成的独特著述体例，使得该书在数量繁多的中国文学史著作中独树一帜，显示出严谨的科学精神，起到引领时代学风的重要作用。已有学者指出：“这本书的注释方式体现了《中国文学》乃至杨公骥先生整个学术风格的一个重要特色，即：既坚持思想的流畅表达，又注重理论的科学支撑。不因严密的考据影响表达的流畅贯通，也不因议论的恢弘而造成理论的空疏抽象。”直到半个世纪以后，由袁行霈先生主编、国内众多知名学者参与的《中国文学史》于一九九七年出版，该书显然继承了杨著文学史的体例，通过大量资料性注释，补充论证相关学术问题，受到学界好评。

杨公骥一九六二年出版了《唐代民歌考释及变文考论》一书。其中选取唐代民歌二十八首，并作了校勘、注释、考证。他主张：“注释古代文学作品，不应该仅仅是语言学的注音释义，而应该是以古时社会的‘现实生活’注疏解释当时的文学作品。这就是要用有关当时社会的典章礼法、社会制度、经济关系、生活方式、风俗习惯等大量史料注释这时期的文学作品。……在这一基础上，才能探讨中国文学的特征和规律。”他通过竭泽而渔式的艰苦努力，全面搜集相关史料，并加以深入的考辨和系统的分析，对诗篇进行校勘、注释、考证，把唐代社会底层人群的复杂生存状态，全面地深刻地勾勒出来，并论证了这些民歌的性质、制作年代以及在史料学上和文学史上的巨大价值。这部著作，令人联想到陈寅恪先生的传世之作《元白诗笺证稿》。就研究的对象而言，前者是社会的底层，后者是社会的上层，两者各不相同；但两者皆考据详赡，立论坚实，知微见著，自成家法，取得了难能可贵的学术创获，就考据方法之精湛和科学精神之严谨而言，颇有异曲同工之妙。杨公骥关于文学作品阐发解读的主张和实践，也凝聚在当时他受中央教育部委托编写的《中国古代文学教学大纲（隋唐隋唐五代部分）》中，推广到各高校的广泛实践之中，在学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四、 深沉的使命意识

杨公骥是一位具有强烈社会责任感和深沉的使命意识的学者。他的人生道路，从不为名缰利锁所拘束，而完全是出于承担时代重任的责任感；他的治学之道，也体现出深沉的使命意识。他从事《中国文学》的研究撰著工作，是在一九四八年。当时正是解放战争激战方酣之际。他感到：“解放军浴血苦战，天天打胜仗。基于责任感，我觉得在我这一革命岗位上，也不应该打败仗。但我自知，由于战争的缘故，我学业已荒废，若想工作上打胜仗，必须抓紧提高。这就需要首先占有与中国文学史有关的全部第一手材料。”基于深沉的时代精神，他废寝忘食、呕心沥血，通过艰苦探索而取得了重要的学术成就，其《中国文学》等一系列学术论著，在海内外学界产生了广泛影响。他早在1946年即任教授，1952年开始担任研究生导师，1956年被聘为二级教授，1981年成为首批文科博士生导师，后又被聘为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一节学科评议组成员，为国家的人才培养、学科发展、文化建设，都做出了卓越贡献。由于过度劳累，他的健康受到损害，三十多岁就患上高血压、脑血栓等多种疾病，甚至几度偏瘫，后来历次运动受到各种冲击和不公正对待。尽管如此，他从未因为外部条件和身体原因而有所懈怠，总是争分夺秒、忘我工作，付出了超乎常人数倍的努力，也达到了令人景仰的高度境界。

基于深沉的使命意识，他能够洞幽烛微、推陈出新，不苟同于流俗，敢于提出和坚持自己经过艰辛探索而形成的理论观点。例如，郭沫若是我国二十世纪最重要的文学家和学者之一，也是建国以后学术界的主要领导者之一。郭沫若曾对杨公骥撰写的考古报告予以高度评价。杨公骥对于郭沫若也是极其尊重的。但是，在学术问题中，他又本着追求真理、辨明事实的态度和学风，不惮提出自己的不同意见，进行公开争鸣，以期推动推进学术事业的发展。关于中国古代社会性质和历史分期，郭沫若在《奴隶制时代》一书认为：“西周也是奴隶社会。”“中国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交替，是在春秋于战国之际。”他认为：“从事农业生产的奴隶和封建农奴的区别，往往不很显著。”因此，他把是否“人殉”、“杀殉”等现象，作为区分奴隶制与封建制的标准，从而论证周代是奴隶制社会。这在当时颇有定论之势。而杨公骥则认为，划分历史分期必须依据经济学而不是依靠人的“伟大正义感”。 他指出：“周代的经济基础是建立在土地分封、等级从属、宗法制（这些从来是封建制度的特征）所维系的‘井田制’的‘徭役劳动’的‘贡赋’之上，而不是建立在‘种族’压迫”和‘种族’剥削之上。”他在广泛搜集中国古代大量史料的基础上，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对周代社会结构加以系统分析，并与西方古代社会的情况进行比较，从而得出不同结论，进一步揭示了周代作为农奴制封建社会的属性。显然，杨公骥之所以进行这种学术论辩，并非出于某种个人意气，而是因为这个问题关系到如何认识和把握中国古代社会性质、历史发展等重大问题，是学者使命之所在，因此是不能置之不论的。

基于深沉的使命意识，杨公骥在涉及民族历史、民族文化、民族利益等重大问题上，总是极为关注国际学术动态，并予以积极回应，发出中国学者应有的声音。他的著述，论据充分，论点鲜明，严谨周详，切中要害，具有令人信服的说服力。一九五八年，杨公骥撰写《西藏古史考》。这部著作是针对英国人查利·伯尔所著《西藏史》和《西藏之生活》两部书而写的。这两部书被西方誉为具有权威性著作，但在解读西藏历史时，却明显违背了科学的精神和原则。其要害，就是试图用宗教活动代替西藏历史，进而切断藏民族与汉民族在漫长历史发展中所形成血脉关系，否认藏民族作为中华民族大家庭中重要成员的地位。针对这种充满偏见的历史观，杨公骥明确指出：“藏族传入佛教，乃是七世纪和九世纪之间的事情，‘观世音菩萨为始祖’的故事，丝毫不能说明吐蕃的由来，不能成为西藏古史的材料。如果凭这些就可以形成查理·伯尔所说的‘宗教民族’，那是十分荒唐的。”因此，《西藏古史考》从《吐蕃考》、《古羌人考》、《古羌地考》三部分开展全面论述，实事求是地阐发历史真相，科学地考察西藏古史，真实地评价了西藏民族在我国历史上的地位，深入揭示了藏民族和汉民族在中华民族大家庭中血肉相连的兄弟关系。同样的，杨先生在一九八○年发表《考论古代黄河流域和东北亚地区居民‘冬窟夏庐’的生活方式及其民俗》，以大量丰赡的史料和系统周密的考证，驳回了苏联科学院院士奥克拉德尼科夫提出的观点，即认为直到十七世纪末十八世纪初俄国探险家才“发现”这块“新土地”，而证明了“早在一千五百年前，甚至两千年前，中国的官方史书和历史资料已经对东北亚（或西伯利亚、即鲜卑利亚〔鲜古音同希〕的东部和东北部）广大地区的古部族作了翔实而精确的记载，而这也就证实了在古代黄河流域中原地区的人们同东北亚的人们有着长久的相互往来和密切的联系。”基于深沉的使命意识，而形成广阔的世界性的视野和胸怀，在国际学术对话甚至较量中,发出中国学者对于事实和真理的呼唤，这也是杨公骥在他那个相对封闭的年代里，所做出的弥足珍贵的文化贡献。

总之，坚实的思想信念，广阔的学术视野，严谨的科学精神，深沉的使命意识，这四方面既有各自的特性，又有内在的联系，共同构成了杨公骥学术风范的丰富内涵。随着时间的推移、研究的深入，杨公骥在某些具体问题上所使用的论据、所提出的观点，也可能需要作出某些修订甚至扬弃，这是科学发展的正常规律。但是，他那坚实、广阔、严谨、深沉的学术风范，已经在学术史上树立起一座的不朽丰碑，已经化为珍贵的精神财富，给后世留下了深刻的启迪，永远值得人们继承和弘扬。

                        2011年8月20日凌晨，于北京香山饭店

                     （原载《读书》2011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