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公木先生是极为注重理论思维、在诗学研究方面卓有建树的一位杰出诗人。他晚年出版的《第三自然界概说》，堪称其毕生覃思精研的心血结晶，不仅代表了那个时代所能达到的理论高度，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愈发闪耀出深邃的智慧光芒。今天，在公木先生离开我们20周年之际，重读这一诗学经典，对丰富和发展当代文艺理论，尤其具有特别的意义。
      公木（1910—1998），河北辛集（今属石家庄）人。他早年曾就读于北京师范大学，参加左联文艺活动。1938年奔赴延安，创作了大量优秀诗篇。其长篇叙事诗，以富于民歌韵味的形式，描绘了中国人民抗击日寇、浴血奋战的悲壮画卷（如《风箱谣》、《十里盐湾》、《鸟枪的故事》等）；其短篇抒情诗，以新诗的自由形式，抒发了一个刚正而敏锐的知识分子坚强的信念、鲜明的个性和丰富多彩的精神生活（如《我爱》、《哈喽，胡子！》、《再见吧，延安》等）。其中最为脍炙人口的，当推由公木作词、郑律成作曲的《八路军进行曲》（现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这一时期，堪称其一生诗歌创作的一座高峰，并与艾青、田间、臧克家、阮章竞等诗人一起，把二十世纪中国诗歌也推上了一座高峰。1946年，公木转战东北地区，参与筹建了东北大学（即今“东北师范大学”），并担任首任党委书记。建国后，历任中国作家讲习所所长、吉林大学中文系主任、副校长、吉林省作家协会主席等职务，在行政工作之余，教书育人，著书立说，取得了多方面的卓越成就。
      在公木先生晚年，我曾担任他的学术助手，协助主持国家社科重点课题《中国诗歌史论》（吉林教育出版社，1995年），并获得第一届国家社科项目优秀成果三等奖和吉林省优秀图书一等奖。在此过程中，从策划选题到组织撰写，我也略尽绵薄，更主要的是，从公木先生的高风亮节和精识卓见中，学到了许多宝贵的东西，成为终生难忘的精神财富。如今重读《第三自然界概说》，仿佛时光倒流，又回到了他那坐落于长春东中华路上的寓所，师生对坐，如沐春风，聆听先生娓娓道来，相随徜徉于广阔而深邃的诗学世界。
      众所周知，公木不仅是一位杰出的诗人，也是一位卓有建树的诗学批评家和理论家。他关于文艺问题的理论思考，总是与他对文艺的属性和使命、文艺与社会历史的相互作用和影响密切相关的。早在30年代投身左翼文学运动时，他就发表了《新诗歌的内容与形式》一文，强调求“新”而不弃“旧”、以“旧”来充实“新”的辩证关系，提出在民族传统的继承中发展新诗的诗学观点。经过几十年的不断探索，到80年代，又出版了《诗论》、《中国诗歌史论》等一系列著作，将其诗学观点进一步发展为：“新诗的发展道路”应该是“现代化、民族化、大众化、多样化”，明确而具体地阐述了新诗创作应紧贴时代脉搏和人民生活，通过对古典和民间诗歌的合理继承，以民族化的形式实现其历史使命，同时，对外来优秀文化，采取开放的而不是封闭的、吸取的而不是排斥的态度，从而使传统与现代、民族与世界、大众与精英、形式与内容等，得到辨证有机的结合和统一。
      在半个多世纪里，尽管时代迁移、社会巨变，公木关于诗学与文艺的理论思考，却总是那么认真严谨，从来都没有停息过。他在晚年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学术贡献，就是对“第三自然界”这一充满独创性的诗学观念，进行了深入精辟的分析论证。从1981年发表《话说“第三自然界”》（载《诗探索》1981年第4期）一文，作者已是自述“经过近30年的思考，几经反复”（第1页），而到了1993年出版《第三自然界概说》（吉林教育出版社，1993年）一书，更是历时40年之久，这一学术观念经过不断的发展完善，形成了相当深入系统的理论框架，叩问诗学之谜，并予以启人深思的回答，闪耀着智慧的光芒，达到了理论思维的制高点。
      在这一理论框架中，“第三自然界”的观念，深深植根于“三个自然界”（或“三个世界”）的整体结构和相互关联中。作者指出：“第一世界是在人类之前之外存在的世界，亦即‘第一自然界’；第二世界是在第一世界的基础上，人类通过时间而创造出来的对象世界，亦即‘第二自然界’，第三世界是作为第二世界之反映又不断对之进行正负反馈的精神世界。第一是物质的，第二是物质的加精神的，第三是精神的；一生二，二生三，所谓‘生’者乃是‘源于又高于，属于又异于’的关系，人的实践是促成这种‘生’的源泉与动力；第一是人属的，第二是由人属的过渡为属人的，第三是属人的。”而这一理论框架的哲学基础，则是“实践唯物主义”。（第2页）换言之，不是简单将世界划分为物质和精神、客观和主观，而是上升到客体与主体的认识论高度，充分强调了“实践”（即“人的活动”）的意义，并通过人（个体的人乃至整体的人类）的社会实践过程，进一步贯通了主体与客体之间的相互影响与紧密融合，从而顺理成章地引申出“第三自然界”的命题。正如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所说：“自然科学和哲学一样，直到今天还完全忽视了人的活动对他的思想的影响；他们一个只知道自然界，另一个又只知道思想。但是，人的思维的最本质和最切近的基础，正是人引起的自然界的变化，而不单独是自然界本身；人的智力是按照人如何学会改造自然界而发展的。”这在今天网络空间空前发达、虚拟现实日益膨胀、智能制造变为现实、人机交会更加密切的时代环境下，其价值不仅愈加彰显出来，而且突破了纯艺术的诗学范畴，在更广阔的社会生活和精神世界的场景里，呈现出富有前瞻性和针对性的启发意义。
      那么，具体而言，何谓“第三自然界”呢？作者指出：“‘第三自然界’的理论是集中地说明了作为观念形态的艺术或诗具有着如下两种特质：第一它是现实的反映，以及主体对客体的反映，当然是在实践基础上实现或产生的；因此，第二它是理想的创造，亦即由感受客体而形成的主题的思想感情之流露或表现。总之，它是现实和理想的形象显现，既是反映，又是创造，既是基于现实生活，又是通过幻想或想象。这两点，就其在艺术创作或诗创作中的体现来说，在不同时代不同地域的作家或诗人之间，或同一作家或诗人的不同作品之间，容有畸轻畸重，但却必然兼而有之。任何自然主义者也不能毫无理想，任何浪漫主义者也不能与现实绝缘。”（第102页）这就从哲学的高度，对于艺术（或诗）的本质，并从主体与客体、表现与反映、理想与现实两方面，进而从自然主义（或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或理想主义）两方面，进行了深刻透彻的阐释。他还进一步阐发说：“任何表现，仍然必须是反映，或者叫做创造性地反映吧。同样，任何放映，仍然必须是表现，或者叫做间接性的表现吧。这就是说，艺术活动、诗创作，作为人类本质力量的一种表现，一方面表现者主体自身，另方面又必借外在现实以达到表现。它既是主体审美意识、智慧人格的外化，又是客观现实生活的再现。”（第103页）这就不仅从艺术本体论的角度、同时也从艺术创作论的角度，揭示了从主体到客体的整个创作过程的本质和表现，在古今中外哲学与美学的基础上，更深入了一层，实现了主体与客体的融合、表现与反映的统一，从而具有超越性的贡献。由此，科学理论思维、伦理道德思维与宗教思维、文学艺术思维、审美与语言等等，都在“第三自然界”这一命题中各得其所，交融互补，共同构建成作为人类精神世界之物化形态的壮丽景观。
      纵观“第三自然界”理论的构建，我感到，至少有三个突出特点：
      首先，是理论创见之敏锐卓绝。恩格斯说过：“一个民族要想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而理论思维的生命就在于创新，在于突破和发展，在于打破因循守旧的思维惯性，敢于开拓前进，提出新问题，迎接新挑战。“第三自然界”命题的提出、理论的构建，都堪称超拔独到的探索和思考，显示出突破的勇气、创新的胆识，以及对理论发展趋势的远见卓识。这对于一位早已功成名就、德高望重的老一辈诗人和学者来说，尤属不易。应该看到，在与作者齐名的那一代诗人中间，用比较感性的语言，进行片段性的、感悟式的创作经验的表达和总结，形成类似古代诗话那样的短论或小册子，还算比较多见；而像作者这样不畏艰难、深入探究，围绕独创性的诗学命题，进行系统的理论构建，形成这样一部字数虽然不多、内涵却极为丰富深邃的诗学著作的情况，比较而言，却实在是并不多见的。这就不仅是超拔群伦，而且实现了自我超越。
      其次，是学术视野之开阔广博。任何思想理论的创新，都离不开对前人传统和成果的继承借鉴。作者指出：“传统与创新是两个轮子，必同时开动，才得继往开来。由已知走向未知。”（第29页）真正继承借鉴传统，必需渊博的学识和广阔的视野。作者在书中所汲取的理论成果，既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精辟见解，也有从古希腊哲学经德国古典哲学到近代俄国民主主义文学理论再到西方当代阐释学和科学哲学等一系列论述。至于中国方面，不仅古人学说信手拈来，当代重要学术成果也广为采撷。世界科技方面一些标志性成果（如发生认识论、人脑两个半球功能研究、时间内涵新说等），也给作者带来许多启发。作者广泛汲取人文、社会、自然、科技多学科成果，尤重发挥其要义，为我所用，从而对其充满魄力的理论创新，起到了坚实的基础作用。
      第三，是创作经验之有力支撑。诗学（或文艺理论）的研究，如果要想达到应有的高度，产生应有的影响，就一定要与广泛的创作实践，以及由此形成的丰富的创作经验，紧密结合起来，否则必然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作者作为现代诗歌史上具有广泛影响的杰出诗人，亲历了将近大半个世纪的沧桑巨变，创作了大量反映社会生活和个人情感的优秀诗篇，曲折的人生阅历和丰富的创作经验，无疑对其“第三自然界”的诗学理论的构建，提供了有力支撑，使他能够更真切地领悟诗学之谜的真谛。同时，作者多年潜心探究中国诗歌的发展历程，热情从事当代诗歌评论，这又使得其“第三自然界”的理论构建，不仅植根于自身的丰富创作经验，而且汲取了千百年来积淀而成的宝贵创作经验。不仅如此，书中引述的莎士比亚、席勒、叶芝、聂鲁达等众多西方诗人的创作经验，显然也对其诗学构建产生了珍贵启示。
       二十多年前，我曾发表《公木的诗学世界》一文（载《人民日报》1996年6月27日），其中写道：“从自身诗歌创作的实践，上升到关于新诗发展道路的深入探讨，进而拓展为对整个中国诗歌传统的系统阐发，这是公木诗学的一个重要方面；从个人创作中的具体审美感受，上升到关于一般创作规律的全面思索，进而拓展为对诗歌艺术审美本质的精辟揭示，又构成其诗学的另一个重要方面。两者相辅相成，犹如有力的双翼，托起诗人在诗的王国里自由翱翔。就后一方面，即诗歌艺术的审美本质而言，公木的一个重要贡献，就在于他那曾产生广泛影响的‘第三自然界’理论的提出和完善。当人类从原生态的‘第一自然界’中，经劳动创造出‘第二自然界’以后，本身便成为主体而生存于其间。至于‘第三自然界’，则是想象的产物、精神的世界，它作为‘第二自然界’的创造性反映，实现了人类本质力量的对象化。富于鲜明形象性的诗歌艺术，构成‘第三自然界’的重要内容；它既是现实的反映，又是理想的创造；既是被意志所加强、被情感所修饰的认识，又是依照美的规律通过创造性劳动而形成的产品。体现在当代的诗歌创作上，则是强调现实主义精神统摄下的多种创作方法的相互依存、共同前进。这也正是‘第三自然界’理论的时代意义之所在。”今天看来，这段论述依然是非常适宜的。我相信，不管时光如何流逝，以《第三自然界概说》为核心的公木诗学，必将以其深邃的智慧、独创的见解、雄奇的思辨，引导人们深入探究诗学和审美的奥秘，产生出更广泛的影响。

                                                                                                                （载《读书》2018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