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经之先生是成就卓著的学者，德高望重的前辈，对我个人而言，他还是春风化雨般和蔼可亲的师长和忘年之交，多年来给了我许多宝贵的指导和帮助，使我受益无穷，感念良多。在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周年的时间节点，总结经之先生在学术、教育、文化各方面的卓越成就，弘扬他的锲而不舍、砥砺前行的奋斗精神，对我们进一步推进事业发展，尤其具有特别的意义。
      就我个人的粗浅体会，经之先生的成就是全方位的，而在以下三方面表现得尤其突出。
      首先，经之先生开创了“文艺美学”，极大地推动了文艺理论、文化理论的发展，是一位创立学科、开宗立派的重要学者。
      众所周知，上世纪八十年代有一场影响及于全国的“美学热”。一门富于纯理论性质、偏于深奥枯涩的学问，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唤起社会各界的广泛而持续的热情，引起人们的普遍关注，并形成一些重要共识，这的确不容易，在学术史上也不多见。其所以如此，自有历史的必然性。但热闹过后，究竟能够积淀多少具有更长久学术影响力的观点、学说，并以深入浅出的著述形态呈现出来？这是值得认真审视的。而经之先生卓然超于流俗者，即在于他处于热闹的中心而不躁动，根据自己独到的学识素养，准确把握学术发展的趋势和动态，毕一己之力而不封闭，受他人启发而不盲从，循社会需要而不功利，早在1980年即率先提出了“文艺美学”的理念，并以其精见选出的《文艺美学》一书，奠定了这门学科的基石，开创了中国文艺理论发展的新局面。既能高瞻远瞩，实现理论思维的巨大跨越，又能洞幽烛微，解决文艺批评、审美感受的许多具体问题。经之先生的学问博大而不空疏、精深而不卖弄，把抽象的理论思维和具体的文艺评价紧密地结合起来了。只要看看他对古今中外文艺美学资料的全面系统的爬梳整理，并完成了《西方文艺理论名著教程》《中国古典文艺学丛编》等多卷本的煌煌著作，就可见其根基之厚重扎实。他这种严谨勤奋的治学方法和态度，在学风上也为我们树立了楷模。
      其次，经之先生不仅是著书立说的学者，他更以教书育人为首要职责，培养了许多栋梁之才，是一位桃李满天下的教育家。
      古人说：“师者，传道受业解惑者也。”经之先生出自江南，幼承家训，为其毕生治学打下了扎实根基。特别是入读北京大学中文系，师从五四老人杨晦先生，以及朱光潜、宗白华、蔡仪等名家大师，他从这些前辈学者身上，不仅继承了学识之渊博、见解之深邃、方法之精到，而且继承了作为一名教师，对广大学生倾注心血，对青年教师奖掖扶持，把教书育人作为毕生一以贯之的执着追求。由于经之先生在人才培养方面，态度认真，方法科学，言传身教，金针度人，所以他的学生是成才率非常高的。他早年培养的学生中，就有现任北京大学教授的王岳川、玉一川等著名学者。他来到广东后，在暨南大学创办博士点，也培养了李凤亮、李健等深圳学术界的领军人物。经之先生培养人才，思想解放，不拘一格，具有广阔的视野，故能得天下英雄而教育之，其中许多就辛勤奋斗在深圳这片改革开放的热土上，为特区发展作出了各自的贡献。同时，经之先生作为一位教育家，对深圳大学的创建，特别是对深大中文学科的发展，也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十多年前，我本人也曾有幸担任过深圳大学文学院院长的工作。我深深感受到，正是由于经之先生等老一辈学者勤勤恳恳打下的坚实基础，深大中文学科的发展，才会在很短时间内达到了很高水平，培养出这么多优秀人才，在海内外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第三，经之先生能够高屋建瓴，富有远见卓识，敢为天下先，在改革开放初期就毅然来到深圳，成为特区文化的杰出开拓者。
      深圳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和窗口，从一个边陲渔村到举世闻名的高科技中心城市，四十年来见证了中国飞跃发展的巨大变化。深圳的发展，靠的是党和国家的路线方针，靠的也是在这片热土上辛勤创业的一代又一代建设者。从文化方面来说，经之先生不仅是深圳特区文化劳苦功高的建设者，也是做出了卓越贡献的开拓者。三十多年前，早在深圳特区建立之初，他就毅然离开首都北京，离开作为全国最高学府的北京大学，应深大首任校长张维院士之邀，怀着投身改革的勇气、弘扬斯文的抱负，南下深圳，参与和引导着特区文化的发展。他总是那么充满热情地鼓励着那些即使还显稚嫩的深圳作家艺术家、真诚而深刻地指点着纷繁变化的特区文化的种种现象。读他那一篇篇关于深圳文化的文章，我们仿佛能真切地感受到他那睿智的大脑运行、热烈的心脏跳动。可以说，经之先生是一个学以致用的人，是走出象牙塔、为社会文化发展做出可贵贡献的一代大师。如果他当初选择返回北大，那么他的学术声望或许还会更高些。但是，当他毅然选择留在深圳，就让这座年轻而充满活力、敢于探索的城市，同时也具有了文化的深沉积淀和历史的厚重沧桑，与千百年来的华夏文明传统承接得更坚实了。可以说，有了胡经之老人，伴着海风习习吹来的深圳的文化气息，都显得与众不同、更增添了深邃的魅力。
      早在我读书求学之时，经之先生的多部著作就已列在我的必读书目之中。二十年前，当我调来深圳大学工作，更多了向他当面请教、幸得耳提面命的机缘。十年前，我的《古代思想与诗的世界》一书即将付梓，经之先生欣然作序，他写道：“1998年，郭杰调来深圳大学任教，我们得以相识。深圳是个移民城市，教师也来自五湖四海，若遇见个同乡，就会倍感亲切。我从小在苏州、无锡长大，和他都是江苏人，应是大同乡。”他还鼓励说：“郭杰力倡把文学放在‘历史-文化-艺术’这个系统中来研究，这不仅要考察文学和社会历史的依存关系，还要考察文学和其他文化现象的互动关系，更要考察文学和其他艺术的互补关系，这将有助于推动文学研究向美学观点和历史观点结合得更好这个方向前进。”遗憾的是，十年来牵于各种事务，我在学术上进展不大，实在愧对老先生的深厚期许，只能期于异日有所弥补了。
      在深圳，我和经之先生同住一个社区，两栋楼的距离前后不足百米。但想到老人家毕竟年事已高，除了逢年过节，会到他府上去拜望一下，小坐片刻，平时是不敢过多叨扰的，以免影响他和师母休息。每次相见，经之先生都会亲切和蔼地微笑着，嘘寒问暖，了解我的工作学习情况，而后会谈及对当前学术文化、文艺创作的看法，以及一些学界人物、文坛掌故。那些世俗的话题，从来不会进入这样的交谈范围。虽然每次我都尽量早些告退，谈话时间不算太长，但这智慧和学识的吉光片羽，已经弥足珍贵，对我而言是难得的精神启迪了。
      秋冬悄然交替。不久前，一个阳光明丽的上午，我在院中偶然遇见了经之先生。他手提一个小袋，原来是去五洲宾馆游泳刚刚回来，顺便买了点蔬菜准备午餐。他知道我已经从广州一个大学校长的岗位上退下来了，拉着我的手，亲切地说：“这样好啊！回归学术，这才是读书人安身立命之本嘛。”他话音清爽，眉宇间飞扬着笑意，白色的长须也随风飘动。毕竟是85岁的老人了，经之先生右耳有些背，腰也有些弯了。但他精神矍铄，面色红润，每天坚持锻炼和写作，头脑依旧敏锐，身体也很健康。望着老人远去的背影，我深深为深圳文化而庆幸，祝经之先生寿比南山，为人们留下更多宝贵的文字和思想。

                                                                                                        （载《南方都市报》2018年11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