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元和十四年（819）春天，四十八岁的白居易终于结束了四个年头的贬谪江州（今江西九江）司马的生涯，赴任忠州（今重庆忠县）刺史。他乘船沿长江逆流而上，途径岳州（今湖南岳阳）时，登上洞庭湖畔的岳阳楼，眺望那烟波浩渺、优美如画的无边春景，他的心被深深吸引了，于是写下了情韵悠长的《题岳阳楼》：

岳阳城下水漫漫，独上危楼倚曲栏。

春岸绿时连梦泽，夕波红处近长安。

猿攀树立啼何苦，雁点湖飞渡亦难。

此地唯堪画图障，华堂张与贵人看。

岳阳楼紧靠洞庭湖边，坐东向西，传为三国时东吴都督鲁肃为检阅水军而建，历代诗人多有题咏。北宋庆历四年（1004）春，滕子京谪守岳州，“乃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见范仲淹《岳阳楼记》），其中“唐贤”之作，理当包括白居易这首颇具特色的诗篇。诗中对洞庭湖波光浩淼、春意盎然的景色，进行了生动细微、引人入胜的描绘；同时，诗人也触景生情，含蓄地流露出遭贬之后登楼远眺所的特殊心境。细绎此诗，特别值得回味的，至少有以下几点：

首先，颔联“春岸绿时连梦泽，夕波红处近长安”，由近及远，点明正是一年之中的“春”，一日之中的“夕”，在清新生动的景色描写中，若不经意地交代了特定的时序，显示出中国古代诗人们经常怀有的时空观念，以及把心中之情、眼前之境和苍茫无尽的宇宙时空融为一体的审美追求。写春天，以逶迤湖岸上春树、春草之“绿”来渲染；写夕照，以浩淼湖波在夕阳映照下闪耀之“红”来强调，生动而清新，富有色彩感和画面感。

其次，其中所言“近长安”，典出南朝宋刘义庆《世说新语·夙惠》。据说，晋明帝司马绍年幼时非常聪慧，其父皇问他：“长安何如日远？”他答曰：“日远。不闻人从日边来，居然可知。”明日重问之，又答曰：“日近。”因为“举目见日，不见长安。”后来，人们常把“日”和“长安”等同起来，用以代表天子；而“不见长安”或“长安远”，则象征不蒙重用、为朝廷所弃。如李白《登金陵凤凰台》诗云：“总为浮云能蔽日，长安不见使人愁。” 而白居易此处所云“夕波红处近长安”，不仅符合岳阳楼坐东朝西的定位，和诗人凭高望远、极目天涯落日的实况，更反映出刚刚结束贬谪生涯，仍处于颠沛流离的途中，同样怀有身在远方、“不见长安”的孤独心境。何况诗人曾任左拾遗、翰林学士等天子近臣，所谓“惊近白日光”（见其《初授拾遗》），而今贬居多年，流离偏远之地，此时此刻，又怎能心中无慨呢？“夕波红处”之“近长安”和诗人自身之远离长安（或“不见长安”），恰好形成了鲜明的反差。

第三，颈联“猿攀树立啼何苦，雁点湖飞渡亦难”，以猿啼、雁渡比喻路途之艰苦和困难，其实又何尝不是比喻仕途（乃至人生之途）的艰苦和困难！如果说前面是细腻的景物描写，那么这里则是生动而富于感情色彩的比喻，诗境自然是更深了一步。以猿啼烘托路途之艰难，古已有之，如北魏郦道元《水经注·江水注》所载渔歌：“巴东三峡巫峡长，猿鸣三声泪沾裳。”而以雁渡比喻路途的艰难，则更多的是出于诗人此时此地的独特体验。同时，此联每句均有三个动词（上句“攀”、“立”、“涕”，下句“点”、“飞”、“渡”），极力强化了诗篇的动态感，这在古典诗歌中是不多见的。

第四，尾联“此地唯堪画图障，华堂张与贵人看”，尤其值得寻索回味。在对引人入胜的洞庭春色做了细致生动的描写之后，诗人油然生发出一种感慨：洞庭风光是如此美好，简直可以画入“图障”（即画幅）之中、挂在“华堂”（华美的房屋）之上了。这当然只是赞叹而已，行色匆匆，诗人没法真的让人把这景色画下来。但在四年以后的长庆三年（823），当诗人担任杭州刺史时，就真的令人将“淡烟疏雨”、“江色鲜明”的美好景色绘入画中，寄赠给远在京城长安、担任水部员外郎的好友张籍观赏了，并题诗云：“好著丹青图写取，题诗寄予水曹郎。”（见其《江楼晚朓，景物鲜美，吟玩成章，寄水部张员外》）而张籍也答诗表示赞叹。后来宋代词人柳永显然受此影响，在《望海潮》词中描绘杭州优美秀丽风光之后，结尾写道：“异日图将好景，归去凤池夸。”但是，人们或许会问，如此好景如画，为何只能张于“华堂”、专供“贵人”观看呢？莫非是某种等级意识的体现吗？其实未必。顾学颉、周汝昌注云：“画作图障，张挂在贵人们堂厅里，固然可供他们欣赏，也可使他们稍见猿啼雁飞（喻行旅风波艰险）之苦，而这些，他们在华堂之上的人是不理解的。”（见其《白居易诗选》，第251页）果真如此，那么此诗结尾似乎就隐含讽喻之意了：那些贵人坐享富贵荣华，不经世上风波，不知人间疾苦，因此他们也看不到大千世界的美好风光，那就只能在画中聊看一番罢了（拙撰《白居易诗歌选注》即采此说）。然而，诗人也许只是平实抒写其感受而已，未必隐含讽喻之意。如果是这样，那么这里所谓“华堂”，不过就是张籍《答白杭州郡楼登望画图见寄》诗中所谓“书堂”而已（按张诗中有“画得江城登望处，寄来近日到长安”、“将展书堂偏觉好，每来朝客尽求看”等句）。总之，诗无达诂，见仁见智，还要求诸读者的理解和想象力了。

历来登岳阳楼、望洞庭湖的写景之作，都被白居易的前辈诗人孟浩然的《望洞庭湖赠张丞相》和杜甫的《登岳阳楼》占尽了风光。宋代胡仔《苕溪渔隐诗话》引蔡绛《西清诗话》云：“洞庭天下壮观，自昔骚人墨客，题之者众矣。……然未若孟浩然‘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则洞庭空旷无际、气象雄张，如在目前。至读杜子美诗，则又不然。‘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不知少陵吞几云梦矣。”比较而言，白居易此诗的境界和影响，固然不及孟、杜二诗，但也以其清丽畅达、生动自然而自成一格，作为古来传诵的篇章，体现了白诗的一贯风格。

白居易此行赴任，虽是提拔任用，结束了贬谪生涯，算是初步“落实了政策”，但忠州是一座山城，人口不足五万，离京城长安两千两百多里，偏僻而荒凉，“本是唐代犯官贬谪之所，……诗人这次名为迁官，实际上还带有一些贬谪的意味。”（见王拾遗《白居易》，第92页）以其通达超脱的性情，诗人写作此诗时，那浩渺烟波、无边春景带给他的，首先自当是愉悦而宁静的情绪；与此同时，心中也不免几分孤寂和冷清。然而，诗中通篇以景物描写为主，情感融乎其中而不自见。姑以“美景如画，情韵悠长”概括之，不知读者以为然否？

                       （原载《文史知识》2015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