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科技史名著选读”第八次课程回顾

文/刘恒硕，王璨，凌霄

2022年11月30日上午8:30，由山东中医药大学中医文献与文化研究院开设的研究生选修课程“科技史名著选读”在线上进行本学期最后一次授课，20余名学生参与本次授课。本次课程由陈沐博士讲授，分享的书目是Know Your Remedies: Pharmacy and Culture in Early Modern China，陈老师分别从引言、第一章和第二章展开介绍。

Know Your Remedies: Pharmacy and Culture in Early Modern China作者为普林斯顿大学副教授He Bian（边和）。复旦大学刘小朦教授将书名译为《药之为物：明清的本草与知识文化》，并指出该书提供了一种观察药物与知识文化的视角，一经出版便广获海内外医疗史、科学史以及东亚史领域的赞誉。该书在2022年荣获美国亚洲研究学会列文森中国研究著作提名奖（Honorable Mention），这直接表明其在中国史领域的重要贡献。

本书以药的变化、发展去看中国传统，这是一种研究中国史的全新视角，这也符合知识社会史所提倡的知识的实践活动。以此视角来看中国传统本草知识的流变，会发现它并非与世隔绝的、简单的线性变化，而是一种与宫廷、文人、医者及商人交织的事实。这使得本草典籍在成书、传播和大众接受的每个环节都存在着巨大的偶然性。此外，本书也将中国明清时代的知识、政治和社会经济变化的独立史学整合起来，展现了一个从内部活力驱动的明清中国史。其编史学意义在于，从“西方中心”转到“非西方”，再转到“各个文化语境中属于自己的、未被打断的历史。”

宋元时期，宫廷对本草典籍非常重视，然而在明代逐渐失去对本草知识的掌控，这一转变和明清时期的政治、商业、学术、地域文化有着密切的联系。实际上，药典编写权力下放从宋朝就逐渐开始了。由于本草典籍有很强的实用性，一方面，它是医官的选拔依据，另一方面，大众也可以将其作为治病用药的参考，所以在大众层面，就有很强的编写、传播、以及再版本草典籍的动力。但是在此过程中，典籍的某些内容会有所改变。

此外，由于儒家文人对医学的参与，金元医学对本草的兴趣从广博的知识综合转向了以五运六气为基本原则的药理探索，加以从朱熹始的诸多理学思想家们对“性”与“理”的探讨，以“药”为代表的“物”在其中显示了突出的地位，格物致知成为文人对自然之理探求的重要方式，这对本草典籍的编写产生了深远影响。

在15世纪中期，州府的官方出版促进了广泛印刷大量文本，创造了新的话语和文本体裁。金元时期的本草典籍受到了蒙古统治者的欢迎，明开国后，朝廷配有专业医者，雇佣世袭医生，为各州府医馆、药房工作。这说明元明的医者得到了国家的认可，统治者意志和国家制度成为编写本草典籍的保障。

但是随着印刷术的发展以及其他多种因素，出版商的影响力也助长了编写典籍的趋势，其力量甚至超过了朝廷。譬如，重新审视《本草纲目》的出版之路，虽然李时珍希望自己的作品能够得到朝廷的认可，接续宋代综合性本草的统绪，完成像唐慎微撰写《经史证类备急本草》那样的工作，但此书的最终流行却得益于商业和地方性的出版事业。

此书谈到的关于本草的另一个重要主题是“贡品”。从本书所引中国思想家方以智之言“盈天地间皆物也。人受其中以生，生寓于身，身寓于世。所见所用，无非事也，事一物也。圣人制器利用以安其生，因表里以治其心。”可见药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是物的主要存在形式，本书译名有“药之为物”一词，也可说明“药”和“物”之间存在紧密的联系。

药从贡赋到商品的变化便可体现“药之为物”。药作为地方物产，历朝历代都需要进贡皇帝，但宫廷征收贡赋的方式相关于当朝经济政策。陈沐老师介绍了唐、明两朝之地方贡赋的来源、逻辑的重大变化：明朝药料来源主要转到了南方，税赋较唐大幅增长，且征收更具强制性。贡赋本身就使得中央和地方间，皇帝和臣民间存在不可消除的利益矛盾，“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明之贡赋政策引起了士人对税赋合理性的探讨。譬如，在士人中有官僚戴铣提出“君王身为天下之本，身正而后天下可得而治，未有身不正而天下自治，故治本贵端也。”还有士人为了对抗不合理的贡赋制度，进谏皇帝要诚意正心，放弃臣民的进贡。从地方逐渐变通对药料的征收方式看，贡赋政策的变化如同“蝴蝶效应”一样，深刻地影响到当朝经济政策，贡赋的货币化就是其中的一种方式。由于各级摊派的额征药料与地方实际出产不符，很多地方不得不以折银的方式征收，再从市场采买相应药材上交，这进一步推动了跨区域的药材贸易。

“诚意正心”蕴含着士人在社会矛盾影响下对贡品这一“物”的概念的认识。从贡赋到商品的变化来看“药之为物”，可以发现传统本草知识并非仅仅在“治疗病人”方面发挥着作用，它们是中国史发展的深层一环。可见，药材作为贡赋是“物”，作为商品亦是“物”，但这些“物”背后并非简单的“物质”而是隐喻。

本书所参考的本草知识存在着一种博物学（natural history）的倾向，对于科学史研究有着重要意义。那么，这里留下的问题便是，博物学视域下的本草知识流变对于中国自身“科学”传统的意义是什么？

博物学视域下的本草知识流变有利于我们认识中国自身“科学”传统的多元性。吴国盛教授曾在论文中提到，要按照中国古人看待世界的方式来组织传统的自然知识，来编写中国的科学史。无论中国还是西方，博物学都是人类看待世界的方式，但是中国传统博物学有别于西方博物学。中国传统博物学自始至终受到以儒家为主的“经学传统”影响。本书从中国博物学传统中汲取资源，探讨了医者在以儒家思想为意识形态的中国古代和不同认识范式的博弈与竞争，并且在此过程中，医者又能受到来自市场与民间的影响与挑战。由此可以看到我国本草知识的多元和鲜活。

西方博物学和西方数理科学有着深刻的渊源。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曾在其著作《词与物》中指出近代西方博物学存在的“断裂”，这个“断裂”是相对于文艺复兴时代博物学的世界观：“象征式世界观”而言的。正是因为这种“断裂”，西方博物学的衡量标准和世界观多采用西方数理科学，故二者建立起了紧密的联系，达尔文的进化论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事实上，中国传统博物学和西方博物学都有着与自身国族紧密的联系，由此观之，就很难寻找一种标准去衡量某一国族的文化产物。所以在思考中国自身“科学”传统的意义这个问题时，并非一定要参照一个“标杆”，而是透过史料赓续不同国族的文化传统。

本次课程，大家受益匪浅，大家既学到了阅览汉学书籍的方法，又对中国史的编史方式和角度有了更深的认识，并对陈沐老师的讲授致以衷心的感谢。

声明：本文转自山东中医药大学科学技术史学科微信公众号“格致山中”所刊博文，原文标题为《2022年“科技史名著选读”第八次课程回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