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物理学家早已习惯“抢发”预印本，化学家却长期“守口如瓶”？当预印本在其他学科遍地开花，化学界为何一度“置身事外”，却又在近年突然按下加速键？那些曾经被拒之门外的预印本，究竟是如何叩开化学界大门的？本期我们一起拆解，也欢迎您在评论区分享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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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预印本浪潮下，化学界为何姗姗来迟？

(1) 商业格局：高度垄断下的低OA接纳度

与其他学科相比，化学领域的出版体系呈现出显著的集中化特征。该领域出版市场长期被五大出版商（ACS、Elsevier、Wiley、Springer、Taylor & Francis）主导：早在1973年，其旗下期刊已控制全球超过40%的化学研究成果发表；此后这一比例持续上升，并于2006年前后翻倍，至2013年前后仍高达约70%。相比之下，同年物理学论文由这五大出版商掌控的比例仅约为35%[1]。

图1：1973—2013年自然科学与医学领域各学科中五大出版商论文发表占比[1]

在这五大出版商尚未系统性转向开放获取（OA）的背景下，这种高度集中的市场结构使得传统出版路径异常稳固，也让替代机制更难生长。

在此基础上，化学界对OA的接受度也显得格外保守。一项由欧盟资助的研究显示，化学家是认为“OA期刊无益处”比例最高的群体之一[2]。无论是在英国、美国还是德国，化学研究者的开放接受度普遍处于各学科的尾部[1]。

图2：各学科对OA期刊的获益感知[2]

当主流渠道掌握话语权，而学界又对新模式缺乏信心和采用动力时，作为开放科学实践形式之一的预印本自然难以顺利推进。

(2) 社群特征与评价枷锁：现实利益的考量

除出版结构之外，化学研究的社群特征及其与产业体系的紧密联系，也深刻影响着研究者的传播选择。

一方面，化学研究呈现出明显的“长尾特征”：大量小型研究团队分散运作，协作程度有限，对“快速共享”的依赖较弱。另一方面，化学与工业体系联系紧密，涉及专利、工艺与商业利益，研究者不得不对“何时公开”保持高度敏感[1] 。

此外，更为直接的约束来自评价体系所设定的“游戏规则”。

在化学界，学者们的职业发展与科研资源获取高度依赖期刊声誉。无论是为职称晋升、基金申请，还是终身教职的获得，研究者必须不断在知名期刊上发表成果[3]。与此同时，机构之间以及机构内部根深蒂固的学术等级体系，也进一步强化了这一导向，使得研究者在面对新的科学传播模式时，往往会抱持规避风险的态度[4]。因此，即便已有研究表明开放获取论文通常具有更高的引用量[5]，这一证据也难以撼动既有体系。

在这样的现实约束下，预印本不再只是理念选择，而是一种需要反复权衡风险与收益的决策。

(3) 观念壁垒：从“保密文化”到路径依赖

除了结构与制度因素，化学界对预印本的迟疑还根植于其根深蒂固的学术文化。

长期以来，化学研究强调在同行评审和正式发表之前对数据与成果进行严格保密。许多期刊编辑曾将预印本视为“提前发表”，甚至以此为由拒绝录用。这种风气曾扼杀了早期的创新尝试——26年前，爱思唯尔推出的化学预印本服务器（CPS）就因此折戟。CPS总经理比尔·汤恩曾无奈总结：“它最终失败的主因是期刊编辑的态度[6]。”

这一遭遇与生物学预印本早期所经历的曲折发展路径高度相似。推荐阅读：生物学预印本发展史：一场跨越五十年的认知突围 | 学科脉动（六）

在这一语境中，研究成果的公开往往与“正式发表”紧密绑定，偏离现有流程的传播方式难以获得充分认可。因此，在既有规范的作用下，研究者更倾向于遵循成熟路径，而对预印本等新兴传播方式持审慎态度，其发展空间也由此受到限制。

• 入局追赶，化学家的心态为何转变？

(1) 期刊政策集体松绑

作为全球最大的科学学会之一，同时也是“五大出版商”核心力量之一，美国化学会（ACS）被视为化学学界的重要风向标。CPS因遭到ACS编辑的反对而破产，而2017年chemRxiv的成立得到了ACS旗下30余种期刊的支持，这不仅象征着权威出版机构态度的转变，也为化学预印本的发展提供了重要保障。

与此同时，Elsevier、Wiley、Springer Nature以及Taylor & Francis等其他主要出版商也陆续调整政策，旗下大部分甚至全部期刊接受已发布为预印本的稿件。推荐阅读：发布预印本影响期刊投稿吗？| 预印本知多少 (二)

这种政策层面的集体松动，实质上打破了长期以来“提前公开即视为已发表”的规则。对于化学家而言，这一转变极大降低了尝试预印本的制度风险，使其可以在不影响正式发表的前提下，探索更高效的科研传播路径，从而为心态转变创造了前提条件。

(2) 开放获取政策和疫情的双重推动

期刊政策的变化提供了“允许做”的制度空间，开放获取运动和新冠疫情则进一步强化了“必须做”的现实动因。

2018年前后，开放获取浪潮全面兴起。以欧盟Plan S[7]、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CNRS）、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等为代表的主要资助机构，陆续明确鼓励甚至要求研究成果以开放形式传播，并逐步接受预印本作为“已公开成果”的有效证明[8]。这意味着，预印本不再只是“非正式发布”，而在一定程度上开始被纳入科研评价与资助体系的讨论与实践之中。

图3：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关于预印本用于学术评价的政策声明[8]

紧接而来的新冠疫情，则起到了重要的催化作用。疫情期间，传统期刊审稿流程因人力与资源受限而明显延滞，而与此同时，科研信息的快速传播需求显著上升。在这种背景下，预印本所具备的快速发布等优势被迅速放大。

数据清晰反映了这一变化：2019年至2022年间，化学预印本的年度发文量从约1万篇跃升至3万篇，浏览量同步激增。包括化学家在内的全球科研群体，在这一过程中亲身体验到了预印本“即时共享”的价值，他们长期以来对预印本的心理抵触被大大削弱。

(3) 先行者的示范与激励效应

在制度环境逐步放开的同时，先行研究者的实践为整个化学界提供了关键的行为参照。

早期尝试发布预印本的化学家，承担着一定的不确定性风险。然而，当这些研究者成功通过预印本建立优先权、获得引用并最终顺利发表于主流期刊时，这种成功案例本身就构成了对整个学界的强烈信号：随着越来越多知名研究团队在预印本平台上发布成果，预印本不再被视为“有风险的尝试”，而被重新理解为一种高效且可行的科研传播策略。

例如2021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David MacMillan、2022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Carolyn Bertozzi早在2017年前后就开始使用预印本。这些具有学术声望的化学家的支持，使得预印本在化学界获得了更多象征性的认可，进一步增强了使用预印本的正当性。对于高度重视学术权威与传统的学科文化而言，这种来自“核心圈层”的背书具有特殊影响力。最终，预印本从少数人的探索，演变为越来越多化学家采用的步骤。

正如美国斯克里普斯研究所教授、有机化学/反应机理专家Donna Blackmond所说“大家都意识到，预印本就像一列疾驰的列车，你必须搭上车，否则就会被落下”[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