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数理”背景下，国学的科学属性是什么？这似乎难以回答，且很难系统性回答。中国古典科学体系，表现的特征是文理不分、文哲不分、文史不分。为何出现这样的“知识体系”？而不是分科的知识体系，这可能源于它的“构造”的根源。

        1.理论知识体的根源。

        人与自然相互作用关系。也就是通常意义的人的生活的宇宙系统（天）、地球物理系统（地）、人与群体（人）构成的相互作用关系。对这个系统内的规则和规律的揭示，不见于现代分科系统，或者仍然未为分科系统所概括。这一出发点，也必然的是现代科学瓶颈。“普朗克链”也是现代科学对科学自身的反思，（即现代科学知识体系发生了断链）。这就导致中国古典科学与现代科学在哲学方法、知识体表现、科目形态上表现不同。找到了这个根源，也就找到了知识体构造的根源。这个根源点，也会直接决定“国学”在现代科学中的引领。

         2.东西两类的唯像知识体

         即便如此，均不影响两个知识体遵循同一个科学步进的路径：实验发现、唯像学理论、理论架构、数学表达。

            在现代科学体系中，物理学是这一方式的模范。而心理学、生物学、社会与人文学科，限于唯像学理论，而始终未形成标准的理论架构和数学表达。延续至今，这深埋了未实现的原因。

        （1）自然人文的实践或自然实验体系，源于自然的观察和实践。鲜见于实验室实验。自然观察实验和实践，是心理、社会、人文的主流形式。它的数据埋藏与人类人文、历史、文化体中。

        （2）以人为基点的人文、社会、生物，是人与自然相互作用的结果。它是当代心理学、生物学、社会学、人文学科的瓶颈，即文艺复兴是现代科学的一个背景结果，不是全部，它也仅仅是物质科学成功，其它，依然处于唯像学。而中国古典科学，天然的建立了这里系统性的唯像学体系，而在当代，由于现代科学的背景，而备受争议。

        （3）数理公理性是物理学、生物学、心理学、人文与社会学均面临的瓶颈。物理学率先突破，其它则在现代科学体系中，始终未在任意独立的内部学科中产生。

        这三个基础问题的回答，需要“自然-心理-生物-社会与人文”四者在底层逻辑上的突破。集成在以“人”为物质载体上。即人在“集成逻辑”上，实现了物理性、生物性、精神性、社会性、人文性的合体。则寻找4体合一的“数理公理”，就成为4关键学科逻辑学突破。

        人与自然相互作用的逻辑学，则见于中国的国学的数理体系中。

         2.中国国学的数理逻辑

        不从单一的某个点出发，而从整体上看中国的国学体系，则具有鲜明、完备的公理、数理的逻辑体系。

       在中国的国学体系中，即便用现代的“数理”来考察，它建立了完备的“人与自然关系”的“古典科学体系”，唯缺“数理表示”的“统一性质”的“公理方程”。

《易经》（天地人的自然表征几何学、编码学系统）、

《道德经》（规律的属性）、

《周髀算经》（历法天文测量学）。

《五运六气》（气候表征）、

《黄帝内经》（人与自然、心身谐振关系）、

《中庸》（情绪心理学、行为心理、社会心理的谐振力学）、

《庄子》（思维辩证法）

《礼记》（社会关系-竞争与协同）、

《三十六计》（内在动机、外在动机关系）、

《孙子兵法》（组织心理学）、

《韬略》（管理心理学）、

《神农本草经》《脾胃论》（人体热力调谐药理学）、

《伤寒论》（人体热机力学）

在自然宇宙属性、地球物理属性、人文特征属性，利用“周期性”，建立关于天体、地理、人事的“周期表征”，这是数理意义的。且是“现象表征学”意义的。这一意义的存在，结束了心理学、生物学、人文与社会存在的“表征和表示问题”。并利用了“二进制编码法”，建立二维的编码表征。这也是数理意义的。

 3.中国国学的公理性

中国国学体系，是建立在公理体系上的统一性，且是人与自然相互作用的统一性。肢解任何一部关键著作，而均会割裂这个体系，并形成局部的解读。中国的国学是古典意义的，也是现代科学意义的。现代的科学，在于，利用这一体系，建立它的“数理公理逻辑”，就可以解决现代心理学、生物学、社会与人文社会科学的瓶颈。

它在功能行为上，表现为：文化。但是，文化不是他的内核，公理化的数理公理，才是它的内核。

中国国学，引领的是人与自然相互作用，形成的统一性科学，统一心理学、生物学、社会与人文、狭义信息学。

中国国学，必定成为当代科学的一个“数理发现集中”关键区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