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士后是科学研究的中坚力量，《自然》首次发起的博士后调查反映了博士后对职业前景的担忧和疑虑。

虽然许多人对学术岗位的减少感到灰心，但一些人却对世界愈发依赖科研能力感到乐观。（这项调查的前几篇文章讨论了全世界博士后的概况、疫情的影响，以及博士后的生活质量，见“《自然》的博士后调查”。）

位于德国的欧洲分子生物学实验室（EMBL）的职业发展顾问Rachel Coulthard-Graf认为，虽然面临诸多挑战，各个领域的博士后有理由保持乐观。她说：“他们的职业前景很可观，学术界显然竞争激烈，他们也担心自己不太了解其他部门，但其实他们是有能力胜任的。”

整体而言，博士后群体对他们的未来感到忧虑。稍多于四分之一（28%）的受访者对自身前途有积极的看法，56%的人有消极看法，其中17%对未来的看法“极为悲观”。和男性（53%）相比，女性（58%）受访者对职业前景的看法更为悲观。Coulthard-Graf指出，大部分在EMBL寻求求职服务的博士后都是女性，这说明女性正在把担忧转化为行动。

Rachel Coulthard-Graf是位于德国的欧洲分子生物学实验室的职业发展顾问。她认为博士后通常不知道学术圈之外的发展机会。来源 ：Kinga Lubowiecka/EMBL

在天文学和行星科学领域，悲观情绪尤其普遍，27%的受访者对职业前景存在极为消极的看法。在生态和演化领域，这个数字是23%，情况也差不多。生物医学研究者在受访者中占很大的比重，他们也透露了担忧：55%的受访者对前途存在消极看法，只有28%的人感到乐观。计算机科学和数学领域中11%的受访者对前途感到“极为乐观”，这个比例是所有领域中最高的。

大多数受访者认为，他们做科研的时机不太巧。四分之三的人表示，他们的前途比前几代研究者黯淡，37%的人认为他们的前途比前辈们“差很多”（见“学术理想”）。只有7%的人表示他们的前途比前几代研究者要好，只有1%的人认为“好很多”。值得注意的是，23%的非洲受访者认为他们的前景比前几代研究者要好，这说明非洲大陆的乐观情绪在增长（见Nature 572, 143–145; 2019）。

许多受访者的悲观不无道理。在被要求罗列个人职业发展的最大挑战时，64%的受访者指出他们的领域缺乏科研资助，45%的人表示职位不够，40%的人提到了新冠疫情的影响。四分之一的人认为，待在学术界的理想是他们踌躇不前的部分原因。

找不到终身教职的博士后常常要做另一轮博士后研究。正如之前报道的那样（见Nature 587, 505-508; 2020），超过30%的受访者已经做了两轮博士后，一些人甚至做了六轮。显然，本来被视为“训练期”的职业阶段成了许多人的长期状态。

虽然在新冠大流行的背景下，获得长期科研职位的希望愈发渺茫，但63%的受访者还是希望留在学术界。26%的受访者不确定是否要留在学术界。男性（68%）比女性（59%）更希望追求学术道路。

Natalie Sirisaengtaksin 是得克萨斯大学健康科学中心的癌症研究博士后。她表示，她总在学术界和其他地方找工作这两个选项间摇摆，“这是很艰难的抉择，很难放弃那个（学术）梦想。我喜欢指导学生，考虑宏大的问题。”但是，她不确定自己是否具有有竞争力的实验技能，而且还担心有了自己的实验室的话，她的生活是不是只剩下了科研，“如果我能有自己的实验室，我不确定会不会开心。”

耶鲁医学院的结构生物学家Chrystal Starbird对自己的前景有更清晰的展望，“我在申请教职。”在攻读博士学位之前，她曾在辉瑞工作过。她在获得博士学位后，大学们纷纷鼓励她申请教职。她决定先通过博士后研究增长技能和收获履历，但她从未放弃组建自己实验室的终极梦想，“我认为这是值得追求的，我想要在这个道路上更进一步。”

关于成功留在学术界的博士后数据十分稀少，部分原因在于博士后群体的定义模糊，统计不足。根据2018年的一项报告，美国约15%的博士后有希望获得助理教授职位（S. C. McConnell et al. eLife 7, e40189; 2018）。

英国的最大科研资助者英国研究与创新部的人力总监Rory Duncan表示，在英国长期教职僧多粥少，“英国大学有大约4万名博士后，但是教职却没有这么多。我们想要帮助那些拥有高度和多种技能的人才，科研和创新生态圈对这样的人求才若渴。其中一些博士后会留在学术界，但大多数人会去其他部门工作。”

耶鲁医学院结构生物学家Chrystal Starbird想要组建自己的实验室，她正在申请教职。来源：Courtney Smith

Coulthard-Graf估计，EMBL有30%的博士后能获得教职，这个比例超过了全球平均水平。她表示，大约60%的博士后把学术视为理想职业，也就是说，很大一部分博士后要另寻出路。

疫情期间，大学的招聘计划停滞，这让那些想留在学术界的人的希望更加渺茫（见“想不通为什么有人想留在学术界”）。不过，疫情的影响仍不明确。2020年10月的一项对学术职业的分析指出，和2019年同时期相比，美国可供申请的教职岗位下降了70%（见 go.nature.com/3pvjnkj）。

在这样的不确定性之下，职业指导对许多博士后来说是有益的，但是他们并不总能获得帮助。在被问及谁提供了职业指导时，70%的受访者表示支持来自其他博士后，67%的人表示来自导师。Duncan表示，对于科研来说博士后非常珍贵，因此一些导师可能不愿意出手相助，“导师想把人才留得越久越好。要让这些处于过渡期的人得到应有的发展，这需要另一方有相当的良知。”

Coulthard-Graf表示，在EMBL，职业发展和指导是重中之重。她表示，EMBL有两位职业辅导员，他们对该所的500名博士和博士后提供训练和指导。如果她遇到想要留在学术界的博士后，她会提供一些能增加成功几率的具体建议，“我尽量不直接打击他们的信心”。但是如果博士后表示他们接受其他可能，她就能提供很多建议，“我们会讨论其他选择，对其他出路他们其实知道的不多。”

Coulthard-Graf发现，许多博士后的首要动机是好奇心，这样一来其他很多职业都能满足他们的需要，比如业界，期刊编辑，政府管理等等。她说：“离开学术界的人想要寻求能满足好奇心的行业，我希望他们也能考虑上面这些工作。”

Amar Parvate曾在加州拉霍亚免疫学研究所做过两年的病毒学博士后研究，这段经历成了他的跳板。8月开始，他成了西北太平洋国家实验室（PNNL）的显微镜师和生化学家。PNNL是美国政府的科研机构。和其他人不同，Parvate从来没想待在学术界，“我留在学术界的希望不大。

在PNNL 贴出职位前，Parvate曾经在一些生物科技和制药企业申请过病毒学的职位，但是一无所获，在PNNL工作“与其说深思熟虑不如说是巧遇”。在国立研究所工作并不是他的长期打算，但看起来他很适合。他是少数能够接触到顶级冷冻电子显微镜的研究者，“这是你能接触到的最牛的实验仪器”。他的打算是成为该器材的“超级用户”，比如制备样品或进行数据分析。对他来说，这种有技术含量的工作能保障前途，“我打算在这里待上一阵子。”

Brian Groendyke还在哈佛大学做医学化学博士后期间参与了本调查，他现在要在一家生物科技公司入职。
来源：Brian Groendyke

Brian Groendyke还在哈佛做医学化学博士后期间参与了本调查。几个月后，他收到了波士顿的一家生物科技公司的入职函。现在他要在业界工作了，“这里的工作机会不错，我不想搬家。”

和许多科学家一样，他也带着组建自己实验室的梦想做博士后研究，但是渐渐的他接受了这样的想法：专注于科研，不要管教学或其他义务。他认为，博士后研究让他对未来做好了准备，“我获得了博士毕业时没有的许多技能。”

并非所有人都感到自己获得了该有的技能。在被问及自身弱点时，48%表示缺乏计算机技能，47%的人希望能善于使用具体的实验技能，37%的人对缺乏统计能力感到苦恼（见“接下来怎么办？”）。

但是Coulthard-Graf表示，如果博士后能开拓视野，他们会惊讶地发现自己的能力有用武之地，“许多博士后没有了解过科研之外的工作，他们在意的总是学术界，制药行业或生物科技公司”。她说，机会其实挺多，博士后要看淡非学术职位的缺点，多考虑那些高回报的工作。她说：“医药，生物科技或医药器材有许多销售岗，如果你和他们说这个，许多博士后连考虑都不考虑就会马上回答‘不要’。”

考虑再三后，Wu打算留在现在的地方。她说其实她从没想过组建自己的实验室，她在业界申请的工作也没有得到回音。现在她希望在目前的实验室成为专职研究者，“我的导师需要有人帮她，我要在这里待好长一段时间了。”

Wu希望其他博士后在遇到短期的困难时，能够心怀希望，“不顺利的时候不要太悲观了，世界需要我们。”

原文以Uncertain prospects for postdoctoral researchers标题发表在 2020年12月1日的《自然》的职业特写版块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