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最好的时候，科学是一个复杂的平衡行为，要求兼顾研究、教学、指导、撰写基金申请和发表论文。受新冠大流行影响，各国全面封城，种族紧张局势加剧，科研生活走到线上。对许多人来说，在2020年这一年里，做得不错不过意味着勉强应付。然而，至暗时刻总是能显现出最清晰的目标。

女性研究人员受疫情的影响尤其大。《自然》采访了七位女性研究人员，讲述了她们从这一年的起伏中获得了什么，以及尽管面临挑战，她们将如何开辟新的职业方向、发起新的倡议。

3月，Lia Li所在的伦敦大学学院实验室关闭后不久，这位物理学家就被要求临时停职到7月。从那时起，规定要求的25%的校园占用率促使她放弃实验室使用时间，以便让博士生完成关键的数据收集。“我是一个实验者，却一直不能做实验，所以我不得不重新思考我的学术身份。”Li说，自2016年以来，她一直利用经费支持自己的独立研究。

她说，由于无法在大学的实验室做实验，她能够专注于为她自2016年以来一直在准备的初创公司撰写商业计划书。她的初创公司名为零点运动（Zero Point Motion），计划设计和生产光学传感器，跟踪物体在3D空间的位置；她希望新公司可以在未来几年内成立。

Lia Li在伦敦大学学院的实验室。资料来源：Agnese Abrusci

Li说，她之所以开始专注自己的初创企业，也是因为她知道，学术体系事实上只适合一部分人。创业时，她将把同工同酬和反种族歧视编入工作场所的行为准则中，并为来自代表性不足群体的科学家创造一个不受排挤的工作空间。“在新冠大流行的当下成立一家公司是很可怕的，但我一直想在封锁期间打造自己的反种族主义工作环境。”她说，“这是我全力以赴的一年。”

和许多学者一样，瑞士联邦理工学院大气与气候科学研究所的气候科学家Sonia Seneviratne从前每个月都要出差，今年一次都没出差。“这是一个很好的变化。我很高兴出行减少了。”她说。她最初担心与同事的互动减少，但是虚拟会议消除了她的担心。她主张在可能的情况下继续采用线上会议模式，她说这一直是一个热议的话题，特别是在气候变化研究人员中。“当时的想法是，‘我们最终会这么做’。”Seneviratne说。新冠大流行不仅迫使人们大规模采用虚拟会议，而且实际证明虚拟会议的效果很好。

Sonia Seneviratne主张延续线上会议模式。资料来源：Markus Bertschi/ETH Zurich

Nadya Mason是伊利诺伊大学厄巴纳-香槟分校的一名物理学家，也是该校材料研究科学与工程中心的主任，她说，大家减少出行可以让国际合作变得更容易，“由于我们没有花时间出行，因而可以比过去更容易‘看到’世界各地的合作者。”

Nadya Mason发现，出行减少让国际合作变得更容易了。资料来源：L. Brian Stauffer

虚拟会议让Mason这位实验者保持着干劲，继续着与一位欧洲理论家的合作，一起深入理解一个数据集。Mason还和另一位女物理学家一起度过虚拟的“快乐时光”，她说，那有助于增进关系。

费城宾夕法尼亚大学基因组学和计算生物学专业的二年级博士生Jenea Adams说，她今年的最低点是在公共假日7月4日前后，这一天是为了庆祝美利坚合众国脱离英国而独立。费城的种族动乱使她难以专注于她的博士课程，她也很难假装什么都没有发生。Adams说，围绕着乔治·弗洛伊德被杀和相关的“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抗议活动的紧张局势，感觉就像“流行病之上的另一种流行病”。

由于封锁，Adams有了更多的时间在家，她觉得要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她在一月份开始的一个交流网络项目上。之所以开展这个项目，是因为她发现自己只认识三个从事计算生物学研究的黑人女性。最终，一张只罗列姓名、邮箱地址、研究兴趣和所属学术机构的谷歌电子表格，逐渐演变成计算生物学黑人女性网络（Black Women in Computational Biology Network）（见go.nature.com/33w1lg9）。她说，该组织在世界各地有大约120名成员和160多名盟友，包括一些受人尊敬的计算生物学家，她们或提供指导，或提供合作机会。

Jenea Adams将一个初具雏形的交流网络发展成了计算生物学黑人女性网络。来源：University of Dayton Communications

随着推特上话题标签扩散触及到不同学科的黑人科学家，Adams在#BlackInData、#BlackInCancer、#BlackInBio话题下找到了同行。她的计算生物学黑人女性网络推特账号@blkwomencompbio，现在已经有近2500名关注者。“这些话题标签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沟通的渠道，让我们建立联系，建立社区。”她说。她不仅在消息平台Slack上为新网络创建了一个聊天频道，现在还在宣传进入该领域的方法，以及举行职业发展研讨会和研讨会，以便在其YouTube页面上与该领域的其他人员进行互动。“我们利用虚拟交流来建立社区，让人们在过去的一年里感觉到被看到、被听到，这帮助我们在困难时期认清了我们的使命和我们自己，”Adams说，“集体行动比我之前所认为的更重要。”

亚利桑那大学土壤科学专业的博士生Lydia Jennings说，这一年里她最大的收获是学会了什么是韧性。Jennings原计划2020年5月毕业，8月进行博士论文答辩。但疫情打乱了她的计划，还带来了其他问题。她的公寓被盗，研究也因封锁而延误，她为此不得不四处寻找经费；亚利桑那州首批死于新冠肺炎的一些人来自她所在的Huichol和Pascua Yaqui原住民社区。“我本来就已经精神不济了，在听到许多朋友失去了家人后，我感到更难了。”她说。

因为封锁的缘故，Jennings有大概40个样本无法重新运行，而她需要这些样本来全面分析她的数据。她很感谢她的导师能够为她凑齐经费，让她完成博士学位。但11月下旬，在她改期的论文答辩前几天，她的公寓被盗，使她大为受挫。在她看来，毕业典礼的取消，使她失去了与其他12名原住民女性一起获得博士学位的机会——在美国原住民博士只占1%都不到的情况下，这是了不起的成就。“对我们来说，那本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时刻，是能够代表我们社区的时刻。”Jennings说。

该小组正在设法通过虚拟方式庆祝自己所取得的成就。为此，Jennings还计划在横跨该州的亚利桑那国家风景步道（Arizona Trail）上跑完80公里，以纪念50名在世和已故的原住民科学家。她计划在2月或3月开跑时，用标语牌或其他视觉信息展示不同科学家的姓名、研究领域和所属原住民社区。届时，她的朋友将把它拍摄成纪录短片。“我想向那些在我之前的原住民科学家致敬。”她说。

Jennings表示，当她接下来研究气候变化的严重影响时，新获得的韧性将大有用处。

澳大利亚阿德莱德大学的分子药理学家Sanam Mustafa下定决心要请求延长经费申请，尽管她获得延期的几率很低。她的孩子一个四岁，一个刚出生，她的大学从4月开始封锁了8周，Mustafa难以在4月30日的截止日期前完成申请，而资助机构已经明确了申请不能延期。她说：“我是在凌晨三四点钟宝宝睡觉的时候，写下这份资助申请的。”Mustafa认为，一场大流行足以成为变通规则的理由。“我把我的情况写下来，”她说，“我只要多两天，就一个周末，让我把它收尾。”她的决心得到了回报。几个小时后，她获批延期，最后提交了申请。“疫情期间的生活类似于初为人母，一切都是未知。”她说。

Sanam Mustafa展示她的实验室在生物光子学方面的工作。资料来源：Erik Schartner博士

Mustafa还不知道她是否赢得了资助，但她说，她从这次经历中学到的另一点是，学术界——以及资助者——需要灵活变通。

Halley Froehlich是加州大学圣塔巴巴拉分校的一名水产养殖和渔业科学家，她今年建立了自己的第一个实验室，并教授了自己的第一节课。她学会了专注于将产生重大社会影响的研究。“我现在所做的事情将决定十年后我的实验室是什么样子。”她说。

例如，她没有参加多个水产养殖管理工作组，而是只关注与气候关系最密切的工作组。她一直热衷于与气候政策相关的研究，现在已经将其当做自己的一个研究重点。“我希望感觉自己在为能源政策和粮食生产做贡献。”她说。

加利福尼亚州政府请她和她的同事们帮助制定一个以科学为基础的框架，以发展该州的海洋水产养殖业，她说。随着美国迎来新一届政府，她感到振奋的是，专业知识似乎又变得重要起来，科学在社会中有一席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