鉴古知今：

从古代及近现代中医教育看新时代青年中医人才的培养（二）

“青年是国家的未来、民族的希望。

青年兴则民族兴，青年强则国家强”。

引言：

中医药学是中华文化孕育出的精华，是中国科技和文化的瑰宝，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和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至今唯一仍在发挥重要作用的中国传统科学。在中国古代自然科学中，中医药学“成就最高”。作为一门以生命健康为研究对象的本土医学，中医药学为中华民族的繁衍昌盛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几千年来，中医药学能够生生不息、薪火相传，中医教育“功不可没”，正是得益于中医教育的推动，才使得中医药学的知识、经验、技能、智慧得以传承千年并远播海外。新时代中医事业的发展，离不开一大批高素质的青年中医人才，青年中医人才承担着继承和发扬传统中医药学，推动中医文化发展的历史责任和光荣使命。——“中医的问题千头万绪，但归根到底还是人才的问题”（刘力红语）。如何培养中医人才，如何帮助青年中医人才成长，这应该是我国当前发展和发扬中医药学的一个重点议题。

古人讲：“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在我国中医药学漫长的发展历程中，存在着前人留下的大量的关于中医教育方面的思考和实践，这其中不乏十分有益的探索和尝试，通过对这些教育实践的梳理，或许可以为我们当前的中医药青年人才的培养带来一些新的思考和启示。

（二）近现代的中医教育

公元1582年（明朝万历年间），以利玛窦为代表的西方传教士来到中国，“在中国传播基督教教义的同时，也和中国的士大夫合作，译述了大量的西学著述，将西方科技文化传入中国[1]”，此后的两三百年间，“西学东渐”渐成气候。“西学东渐”对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特别是随着1840年鸦片战争与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的爆发，中国社会进入到了一个文化大动荡、大交融的特殊时期，在东西方两种不同文化的激烈碰撞下，“中学为体、西学为用”逐渐成为了当时社会有识之士的共识。如孙家鼐在《议复开办京师大学堂折》中即提出：

应以中学为主，西学为辅；中学为主，西学为用；中学有未备者，以西学补之，中学有失传者，以西学还之。以中学包罗西学，不能以西学凌驾中学，此是立学宗旨。[2]

上述“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也影响到了当时的中医学界，并逐渐形成了晚清至民国时期的“中西医汇通”思潮。

1、我国近现代的中西医汇通思想

进入20世纪以后，特别是民国时期，由于西方医学其时已“实现了向现代医学的重大转变”，发展异常迅速，随着西方医学的影响不断扩大，间接触发了中国医学界关于中西医文化优劣的大讨论[3]，此前的“中西医二元并存”的局面开始“瓦解”，甚至一度出现了“废止中医”的社会思潮。但从整体上来看，“晚清至民国时期的中医学发展，仍然以中西医学汇通为主流”[4]。——“中医存废之争”是近现代中医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民国时期我国中医界的很多变化都直接或间接与之相关。因为中医存废之争，之前“一盘散沙”的中医界变得空前团结，纷纷开始“组织协会、出版刊物、创办学校”，中医教育模式也开始由此前的“皇家贵族的医疗教育系统”与“民间师承所形成的学派、流派”共同构成的传统中医教育模式向近现代的新型中医教育模式转型。

晚清至民国时期“中西医汇通”思想的形成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

1）第一阶段，西医东来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随着西方医学知识的大量传入，以及西医医生在华开设诊所、医院，中国医学发展进入到了一个相对特殊的时期，这一时期的典型特征即是中国医学界由此前的中医一家独大逐渐转变为“中西医学二元并存[5]”。由于西方医学在基础学科推动与技术改进的持续作用下，“医学理论和临床水平”都得到了显著提高。当时政府（清廷）对待西方医学的态度，“无论是拒绝接受新事物的保守思想，还是民族虚无、全盘西化的主张”都不利于中国医学的继续发展，于是，清朝当局作出了一个对中医、西医来说都相对“有利的选择”——中西医兼容办学[6]。

总体上看，这些官办学校在课程设置上都是中西医并存。反映出政府“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办学指导方针。办学者力求把中西医课程揉为一体，希望以西医“穷形尽态，辩析毫芒”之长处，来弥补中医“只详其理，未尽其形”的不足，进一步寻求新形式下中医发展的道路。[7]。

由于当时的西医界（以教会医师团体为主）“势力很小，加之生存需要，甚至要对中国民众和传统医学做出某些迎合”，虽然当时教会医学校毕业的中国学生不多，但他们中好多也加入了中医发起的医学会，“如早期的西医人物俞凤宾、汪惕予等均为中国医学会成员”，当时的医学报刊也不冠以中医或西医字样，内容中西兼备，“各医学团体亦多统称为医学会” [8]。当时的中医与西医“并存”，医学发展整体呈现出“一幅平静的景象”。

但进入20世纪后，由于西方医学实现了“向现代医学的重大转变”，相对于传统中医而言，发展优势更加明显[9]，加上，其时中医界“泥古空谈之风弥漫，迷信巫医甚为流行……庸医误治致死事件较以往更为多发[10]”；恰如恽铁樵所言：“晚近中医，本为最衰落时代，不知《内经》为何物，几乎百人而九十九[11]”。郑观应亦说：（时医）“运遭穷蹩，性好乖张，不畏天地，不畏鬼神。以求财也快，以骗人也易……此辈凶残，竟不刃而逮栽人之生，不血而立置于人之死也[12]”。随着五四运动的爆发，“在一片对传统文化的检讨和反省中，……中医节节败退，被置于弱势文化的行列，几乎‘失语’[13]”。

思考与讨论：

如上文提到的，“五四”以前的中国中医界，“迷信巫医甚为流行”，这也是当时新派学人极力“反对中医”的一个重要原因。其实，在我国传统的中医道统体系中，很早便已与“巫”划清了界限，如：《史记·扁鹊仓公列传》中即记载有扁鹊的“六不治”，其中，第六条，即是“信巫不信医”者不治。我国当代青年中医人才的培养，要能主动回归到传统的中医道统体系上，对明清时期穿凿附会到民间中医体系中的各类“玄幻”、“障眼”之说要善于识别。复兴中医，不能重新回到了为“五四”学人所不齿的“装神弄鬼”、“故弄玄虚”的歧路上。——民间师承是中医传承的一个十分重要方面，但也要提防一些不好的、不利中医发展的“江湖骗术”、“迷信活动”借机“死灰复燃”。

2）第二阶段，中医存废

研究显示，最早提出“废除中医”的是清末的大儒俞樾，“1879 年，俞樾撰《俞楼杂纂》50 卷，在第45 卷中专列《废医论》[14]”，但当时他的这一“废除中医”的观点并没有得到当局的响应，也没有在医学界产生多大的影响，真正将中医存废问题推向舆论“风口浪尖”的是民国时期。民国初年，由于国家刚摆脱封建帝制，整个社会还处在剧烈的转型过程中，新旧文化的冲突十分明显[15]，当时，已经出现“废止中医”、“中医科学化”和“保存中医”等不同社会思潮的尖锐对立[16]。1929年2月，国民党当局通过了余云岫（时任中华民国医药学会上海分会会长）提出的“废止旧医以扫除医药卫生之障碍案”，更是将这一“对立彻底激化。

20世纪20年代初期，西医余云岫、汪企张、胡安定等人联合全国西医学术团体，公开宣称应组织一联合会对付中医”。中西医论争从学术观点之争转向应否废止中医的问题上，中西医矛盾激化。“当此之时，中医与中医之混乱，中医与西医之混乱，旁午错杂，各持短长。几有不可究诘之势”[17]。

民国初期，中医界多是分散执业，“向无密切联系[18]”，“当时中医虽众，但皆各自开业，向无组织，形同一盘散沙^[19]”。“废止中医案”出后，中医界“群情激愤”，各省中医学人纷纷“奋然而起、四处奔波、联络同道”，自此开启了我国近代史上轰轰烈烈的“中医自救运动”。随着“上海医药团体、上海医界春秋社、宁波中医协会、宁波中西协会、宁波市药行职工会、广东中医公会、广东梅县医生联合会、广东佛山中医公会、湖南岳阳中医师公会等大量团体纷纷电请国民政府驳回卫生委员会废止中医案[20]”，上海中医界也于3月17日，紧急召开了由全国17个省市223个团体457位代表参加的全国医药团体会议，发起成立了全国医药总会，并推选谢利恒、隋翰英、张梅庵、蒋文芳、陈存仁五人代表中医界赴京请愿[21]。在社会各界的强烈抗议下，国民党当局不得不取消“废止中医案”。

“废止中医案”事件，虽然中医界取得了最后胜利，但也引发了社会各界特别是中医界的反思，谢利恒等赴京请愿代表返沪后，在报告中写道：“政府社会既一致认为中国医药有保存之必要，更望我侪（chai2）同志努力研讨改进，以期发吾国光[22]”；丁仲英在全国医药团体总联合会上也强调：“中医之改进，责在中医自身，若不自己奋发，必无好果[23]。”作为事件“协调人”的薛笃弼（时任中华民国卫生部长）在与请愿代表的谈话中也说：“现业中医药者，除少数明达者外，类多固步自封，不能为精进之研究与改良。值此科学进步，瞬息千里时代，尚仍因循坐误，而不急起直追，吾恐知识落后，终难逃天然淘汰之公例。”

虽然民国时期“废止中医案”最终并未得到实行，但相关的争论却“从中医学界延伸到社会各界”，且一直持续了多年[24]。“废止中医”事件对当时的中医界来说，“既是一次非同寻常的经历，又为其自身的生存发展迎来了契机”。一方面，抗争让中医界建立了内部团结，改变了原来“一盘散沙”的局面，另一方面，“废止中医”事件也“促发了中医界的紧迫感”，使得“中医界不得不谋求自身的革新与改良，自觉进行科学化的尝试”[25]，为后来的“中医改良”打下了基础。

经历废止中医案后，中医界如梦方醒，开始多方革新图强，从清末关于中西医汇通的探索到民国年间的中医科学化运动，从个体分散执业到结团集社争取自己的合法权利，从传统习俗秘而不宜到出版刊物公开宣传自己学术主张，从以师带徒到创办中医学校倡导新型中医教育，近代中医界内部进行着深刻的变革[26]。

3）第三阶段，衷中参西

我国最早倡导中西医学汇通的是明末思想家方以智，他早年曾参与编译西学的工作，为明末清初中西医汇通思想的启蒙者。晚清至民国时期，中西医汇通思想逐渐成为中医学界的主流思想，出现了像“唐宗海、朱沛文、张锡纯、恽铁樵等一批中西医学汇通的大家”[27]。有资料显示，民国时期我国中医药期刊上关于西医的文章约有2200多篇，“这些文章多是客观分析中西医特点，研究中西医汇通（的）”。如：许半龙在《中西医之比较观》一文中提出了“客观分析中西医各自的优长和不足，互补互通”，进而“发展成‘新中医’”的思路[28]。恽铁樵认为：“中医而有演进之价值，必能吸收西医之长，与之化合”，“中西医化合是必然的趋势” [29]。

事实上，早在清末民初，中医界丁福保等人就提出“改良中医学”的口号。这一基本思路可视为中医学在近代变迁的总基调。20年代以后，受废止中医思想的刺激和中医界自身反思的激发，这个口号先后分化为以恽铁樵为代表的“中医革新”和以陆渊雷为代表的“中医科学化”思潮。虽然二者在学术方法和路径上有所分歧，但它们一致的目标是中医学术革新运动[30]。

与此同时，“经历废止中医案后，中医药界开始多方革新图强，发起中医科学化运动”。“中医科学化运动”是上世纪30年代到50年代我国中医界“最有影响力的社会思潮”，代表人物有“陆渊雷、施今墨、谭次仲、张赞臣、余无言”等，他们都在为“中医科学化”积极奔走，但后来一些“中医科学化”的极力倡导者，却“落入了否定中医理论的陷阱”[31]，个中缘由，发人深思。——民国时期关于“中医是否科学”以及“中医是否应科学化”的争论[32]，即便到现在也依然是悬在社会公众特别是中医学人面前的一个问题。正如邓铁涛后来总结的：

在这样地环境下，中医出路何在？当时有人提出`中医科学化'的口号，乃为我们所接受。......中医科学化，如何化法？限于30年代的历史条件，这些老前辈在学术研究上没有新的突破，只能说是唐容川等中西汇通思想的进一步发展，并在中医学术界提出了新的问题，以图找寻出路[33]”。

思考与讨论：

上文提到，民国时期“一些‘中医科学化’的极力倡导者，却‘落入了否定中医理论的陷阱’”，这一情形在当下的中医教育中也应十分注意，特别是要注意防止裘沛然先生所说的“中医现代化成了中医的西医化”，这样中医就真的成了无本之木、无源之水了。邓铁涛曾告诫说：“几十年来，中医在医、教、研、药各方面，都以西医的模式为准绳……如此下去，这样培养出来的硕士、博士一旦居于领导地位，按他们的理念办中医事业，则中医之消亡指日可待了”。当下，青年中医人才培养，无论是院校教育，还是民间师承，首先是要培养学生守护传统中医学的本领（愿意守、守得住、不失传），而不是还没有继承好这个“宝藏”，就开始盲目追求“创新”。——“中医属于后现代医学”（邓铁涛），有着不同于现代医学的学术体系。近些年，随着科技进步及社会环境变化引发的人类疾病谱的变化以及医学模式的转变，中医在保护人类健康、防病治病上越来越显示出其“独特优势”。对于广大的中医从业者和教育者来说，能否将纯正、地道的传统中医道统/法脉有效的传承下去，是需要引起高度重视的一个问题，当前，对中医教育而言，首要任务是要将传统中医继承好，不要使其消亡掉（用蛋白组学、基因组学研究中医药的工作可放到西医院校或一些专门院所[34]）。如果真的像业界所预言的，若干年后我们需要从国外进口中医，那真是我国中医界的悲哀。

2、近现代的中医教育模式及其评述

关于我国近现代的中医教育，一般认为，晚清时期的中医教育基本是延续了之前的教育模式，并相应的增加了中西医兼容办学的内容，在通过官办学校（中央+地方）与民间学堂培养中医人才的同时，像书院、医塾、师承包括坐堂医带徒、学术组织等[35]教育模式也广泛存在[36]。民国时期，随着“新文化运动”的不断深化，中医教育也相应的呈现出了一些新的形态，如：中医专门学校（传习所）、中医函授（遥从）办学、业余教育（夜校）、讲习所、短训班等[37]，当然，在民间也广泛存在着师带徒和自学通医等中医教育模式，并发挥着不可替代的影响和作用。

1）晚清时期的中医教育模式

·晚清的中西医兼容办学模式

20世纪之后，西医学在我国开始快速传播，引起了国内医学界的高度重视，由于西方医学在基础学科推动与技术改进的持续作用下，实现了“向现代医学的重大转变”，医学理论和临床水平都有显著的提升，“传统中医必须进一步提高才能不被取代”，清廷“希望以西医‘穷形尽态，辩析毫芒’之长处，来弥补中医‘只详其理，未尽其形’的不足”，于是开启了全新的“中西医兼容办学”模式，在课程设置上也采取了中西医并存的方式，但由于中医与西医分属两种不同的文化体系，容易造成学习者在认知逻辑上的纷扰和混乱，在这种情形下，如何确定“体”和“用”的“最佳比例，“如何进行（二者）有机的结合”，或者说中医学校该开设哪些西医课程，占多少课时，怎么更好的衔接等，“在当时甚至是现代来说都是未解决的难题”[38]。

·晚清的民间中医学校教育模式

清末，由于教会主办的医学校在中国快速扩张，其“传播的知识全部为西医学”，清政府 “明言中西并重，但实际行动重西轻中”，为了对抗西方医学的“入侵”，一些中医界人士和其他爱国知识分子开始通过开办中医学校的方式进行“反击”，以继承祖国医学，传播中医知识、培养中医人才，由此开启了“近代中医学校教育的第一次高潮”[39]。资料显示，我国近代史上民间最早的中医办学机构为浙江瑞安的利济医学堂，由陈虬（乐清人，字志三）创建于光绪十一年（公元1885年），利济医学堂在兴办学校的同时，还编辑出版了《利济学堂报》[40]，其“医疗、教育、出版并举”的发展模式，“开创了地方医学教育的新局面”[41]。此外，晚清时期，在上海、北平、广州等大城市还同时出现了一些中医社团组织开办的“中医讲习所/传习所”、“医学堂”等，有学者曾指出：“近代中医院校实际上诞生于中医药社团组织” [42]。

思考与讨论：

一个好的中医教育机构，首先体现在其教学环节，机构的师资、教材、教具、教法以及考核方式是否符合中医学“医为仁术”、“医为通业”的特点；其次体现在其实践环节（也即医疗环节），该机构能否针对中医药学“经验性和实践性较强”的特点为学员提供充足的临床实习、临证观摩的机会；其三，体现在该教育机构能否营造出一个有利于中医行业知识共享的专门“场域”，在这个场域中，中医学人在教学、科研及临证过程中的心得、体悟能够得到及时的记录和分享，外部同业学人也愿意在此互通有无并进行知识的碰撞、升华，这时，“出版”（办刊、办报）无疑是一个有益的载体。——在互联网及自媒体相对发达的当下，是否还可创设出其他更加生动有益的形态？

·晚清的民间师带徒模式

民间师带徒模式在近代比较普遍，《中国医学百科全书·医学史》一书“收载近代著名中医48位，记述有师承传授者32位，占67%[43]”。晚清时期，我国民间师带徒模式表现出了一些不同于古代师承模式的新特点[44]，比如：①儒医师长的比重增大，体现了中医“带教水平的提高”；②生徒的来源更加多元；③带徒的形式多种多样，如有自行编写教材的，有以医案为教材的，也有“只有法传而无书传”手把手教授的；④受西医学影响明显，开始出现中西医学汇通的趋势。晚清时期师带徒模式“在近代（中医）教育史上发生过非常重要的作用”，但同样也存在着一些不足：如：①该模式难以大规模培养医学人才；②所传多为一家之长，易形成“门户”的先见或成见；③“教学方法等难免狭隘，易导致学生的知识结构和认识能力方面的局限[45]”，等等。

2）民国时期中医教育模式

·民国时期的中医学校教育模式

民国之后，国民政府效仿西方改革学制，以中西方医学“致难兼采”为由，将中医教育排除在官方医学教育之外，间接刺激了中医的民间办学热情，代表性的如：丁甘仁、夏应堂等发起的上海中医专门学校（后更名为上海中医学院），王一仁、秦伯未等发起，章太炎任首任院长的上海中国医学院以及施今墨、魏建法等创立的华北国医学院等。据《百年中医史》记载：“民国时期全国各地中医办学机构约219 所”，其中，上海42 所、广州 27 所、福建 22 所、浙江 19 所…。20世纪30年代，“全国范围内的大城市基本上建立起中医学校及类似机构[46]”，由于当时社会观念整体趋向于“中医革新”，中医教育也从传统的“由师带徒、家传为主的模式转变为院校教育模式”。课程体系上，多倾向于中西医兼容，虽然当时“所提出的一些方案在今天仍然具有很高的参考价值[47]”，但受到特定历史条件的限制，也存在着以下一些不足，如“尚未形成符合中医学科特点的教育理论以及完整的课程和教材体系，尚未凝练出既符合中医学术特征又融汇近代科学和医学的教学内容[48]”。同时，近现代的学校教育模式也不可避免的存在着诸如“忽视学生个性教育、不利于学生形成学术专长、传统中医特色衰减、传统文化淡化导致学生对中医缺乏感情[49]”等问题，这些问题即便是在当代的中医学校教育中也依然存在。

思考与讨论：

能否构建出一套真正的“中医为主，衷中参西”的中医学课程体系，这套课程体系要能较好的激发学员对传统中医学的浓厚兴趣，培养学员对中医的诊疗信心。设想（抛砖引玉）：可采取3-4年学制，采用纯中医教材（如：中医四大经典、各家学说、名老中医之路、中医五术（理论+实践）、中医四诊（理论+实践）、中医分科、中医处方、药材辨识与炮制、综合临床实习/实践、….）。学员结业要求能熟练处治基层社区/乡村常见病（100-200种），并对中医及西医各自相对具有比较优势的诊疗领域有基本了解。对于学有余力且有志于中西医汇通的学员，可增开《病源微生物与免疫学》、《解剖生理学》、《发展心理学》、《西方现代医学概论》（含病理学、药理学、诊断学）、《神经系统与内分泌》等课程，等等。

·民国时期的中医遥从（函授）模式

民国时期，在学校教育兴起的同时，还出现了一种全新的中医教育模式，即函授、刊授模式，也称作“遥从”模式。民国时期，中医药期刊得到了快速发展，当时中医药期刊除了“倡导中医界人士公开秘方，利用期刊传播中医知识”外，“大多开设‘读者信箱’、‘问答’等编读往来方面的栏目，为广大读者解答疑惑，还有一些中医药期刊设立‘函授部’，向海内外招收函授学员[50]”。代表性的如：恽铁樵与国学大师章太炎于1925年创办的“铁樵中医函授学校”，函授学校依托《铁樵医学月刊》“为参加函授的学生切磋学问提供平台”，同时，还专门编辑了“铁樵医药事务所同志录”以“刊登各地学员的姓名、年岁、籍贯、职业、通讯处”，此举在提高学员身份认同感的同时，也为全国各地的中医爱好者相互交流提供了便利[51]。名老中医姜春华晚年曾回忆自己年轻时的“遥从受业”经历，“自己零零星星买了许多中医书籍…正好陆渊雷先生招收遥从弟子（函授）”，“函授的本身就是自学” [52]。

·民国时期的中医自学模式

民国时期，自学通医者不乏其人，如：关月波（北京）、王明庵（贵州）、岳美中（河北）、李克绍（山东），何炎燊（广东）等。而自学与跟师相结合的就更多了。岳美中是自学通医者，他曾回忆说：“做任何一种学问，绝对意义上的无师自通是没有的。自学，难免遇到思而不解之惑、攻而不破之谜，更需要请教师友[53]”。一般来说，民国时期能够自学通医者，首先得古文基础好，如关月波，青年时期即精通古文及儒学，彭静山晚年时也说，由于年轻时古文基础弱，只能选择“拜老师”了[54]；其次，就是要有强烈的求知欲且掌握了一套行之有效的自学方法，何炎燊年轻时由于“求教无门”，只能“把读书遇到的‘惑’分门别类的记下来，并根据自己的理解做一些注释，…记多了，前后互参，许多‘惑’竟然就这样解决了[55]”。对于中医学习来说，无论是学校教育，还是师承教育，自学都是必不可少的，刘渡舟老先生也曾说，“自学是每一位科学工作者的必由之路”，“我们不能跟老师一辈子，应该走自己的奋斗之路[56]”。

思考与讨论：

古人讲：“经师易得，人师难求”，对于有志于自学通医的中医爱好者来说，如果暂时没有机缘“跟明师”，也不必气馁，不妨先从培养自己对中医强烈的爱好和信念开始，如果能有幸接触到一些能让自己亲见中医“神奇疗效”的法脉就更好了。

记得此前认识的一位青年中医曾对院校培养的中医（毕业生）作了一个画像：①用西医思维看病（中医思维没形成起来），②对中医将信将疑（对中医的神奇疗效没有亲见），③临床思路狭隘（中医典籍医案钻研领悟不够），④用药死板（只掌握了方和药，理与法层面的心得不多或没有心得），⑤辨证如同盲人摸象（四诊合参的临床方法、经验、心得没有形成），同时，他也一并列举了“好老师”的几个特征，如：①治学认真，②临床稳健，③肯手把手教你，④带你往前走，⑤鼓励你的进步，⑥巧妙的纠正你的方向。以上，希望能对有志于自学通医的中医爱好者有所借鉴和启发。

2022年8月27日（三和书院内部分享）

2023年5月4日（个别词句修改）

作者简介：

刘国彪，湖北武汉人，三和书院医道传承项目第三届同有班班长，黄帝内针践行者。

[1] 参见：张其成主编.中医文化学[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17   P279

[2] 转引自：喻本伐、熊贤君.中国教育发展史[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04  P393

[3] 民国初年，中医药期刊先后刊登了380多篇专论文章对“废除中医”的相关论调进行了批驳，参见：沈伟东.中医往事:1910~1949,民国中医期刊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  P88

[4] 参见：张其成主编.中医文化学[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17   P280

[5] 参见：张其成主编.中医文化学[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17   P280

[6]参见：崔京艳.清朝传统医学教育研究[D].中国中医科学院博士论文.2007.5  P53

[7]参见：崔京艳.清朝传统医学教育研究[D].中国中医科学院博士论文.2007.5  P53

[8]参加：郝先中.近代中医存废之争研究[D].华东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05.4  P62

[9] 参见：张其成主编.中医文化学[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17   P280

[10]参见：本报.总会记事[J].医学报,1905（35）:8.，转引自：钱沛涵. 晚清民国时期中医学的曲折发展及其影响研究.文化创新比较研究.2021（12）

[11]参见：恽铁樵.群经见智录[M].陆拯主编.近代中医珍本集•医经分册[Z].杭州: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1990. 转引自：钱沛涵. 晚清民国时期中医学的曲折发展及其影响研究[J].文化创新比较研究.2021（12）

[12] 郑观应:《论医院医家亟宜考究》,夏东元编：《郑观应集》上册,第27页，转引自：郝先中.近代中医存废之争研究[D].华东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05.4  P51

[13]参见：郝先中.近代中医存废之争研究[D].华东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05.4  P10

[14]参见：[清]俞樾:《废医论》,《春在堂全书·俞楼杂纂》卷四十五,光绪年刊本，第1-13页.转引自：郝先中.近代中医存废之争研究[D].华东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05.4  P10

[15]参见：沈伟东.中医往事:1910~1949,民国中医期刊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  P88

[16] 参见：张其成主编.中医文化学[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17   P280

[17] 参见：沈伟东.中医往事:1910~1949,民国中医期刊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  （序言）

[18] 参见：沈伟东.中医往事:1910~1949,民国中医期刊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  P100

[19]参见：周凤梧等编.名老中医之路[M].济南：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2005（2013.重印） P990-991

[20]参加：郝先中.近代中医存废之争研究[D].华东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05.4

[21] 参见：上海医界春秋社.上海医界春秋社驳斥中央卫生委员会废止国医案之通电[J].医界春秋，1929.4（34），转引自：沈伟东.中医往事:1910~1949,民国中医期刊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  P102。关于具体具体参加的代表人数，亦有其他记载，如： “会议如期在3月17日召开,出席大会的有江苏、山东等15个省,4个市,132个团体262位代表”（参见：刘利民.论南京国民政府时初的中医自救运动[D].华中师范大学硕士毕业论文，2007  P20）

[22] 《全国医药请愿团报告结束》,《申报》1929年3月26日。转引自：郝先中.近代中医存废之争研究[D].华东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05.4  P194

[23] 《医药团体总联合会执常会议纪》,《新闻报》1929年3月20日。转引自：郝先中.近代中医存废之争研究[D].华东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05.4  P194

[24]参见：杨丹.从中医存废的百年之争探讨中医的继承与创新[J].中医药学报.2019(2)

[25]参见：郝先中.近代中医存废之争研究[D].华东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05.4  P190

[26]参见：郝先中.近代中医存废之争研究[D].华东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05.4  P177

[27]参见：张其成主编.中医文化学[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17   P280

[28]参见：沈伟东.中医往事:1910~1949,民国中医期刊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  P94-95

[29]参见：郝先中.近代中医存废之争研究[D].华东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05.4 P194-195

[30]参见：郝先中.近代中医存废之争研究[D].华东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05.4  P194

[31]参见：郝先中.近代中医存废之争研究[D].华东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05.4 P11, P195

[32] “顾惕生等医家认为中医有独立的学科体系，不同于西方科学，有独特的存在价值，不能以科学为准则衡量中医，也不必科学化；余云岫等人也认为中医不同于西医，不是实证科学，他们认为中医（理论）本身就是虚妄的、迷信的，与现代科学格格不入，不能科学化，陈果夫等人认为，中西医各有所长，中医有实际的疗效，经过整理，去芜存菁，可以科学化”。参见：沈伟东.中医往事:1910~1949,民国中医期刊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  P96

[33] 参见：周凤梧等编.名老中医之路[M].济南：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2005（2013.重印） P352

[34] 相关学者曾指出："许多中医药科研课题偏离中医理论，是按照'基因组学研究'、'蛋白组学研究'去迎合项目评委，否则就拿不到经费。但这一类型的研究对中医临床和中医理论发展毫无意义。凡此类研究应列入西医范畴，而保证中医药研究经费与西医药相等并用于真正的中医药研究。更应避免由西医专家按照评审西医药的方法和标准来评审中医药课题"。参见：贾谦、陈永杰、陈光曼、杨巨平、应光荣.确立中医药战略地位的重要意义.中国工程科学.2004（8）

[35] 参见：崔京艳.清朝传统医学教育研究[D].中国中医科学院博士论文.2007.5  P42-59

[36] “1898年，光绪帝接受变法维新，令各省、府、州、县，一律改书院为学堂”，参见：喻本伐、熊贤君.中国教育发展史[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04  P426

[37] 参见：张弓也、熊益亮、段晓华.民国中医课程体系建设探讨[J].中医药文化.2020，15（01）

[38] 参见：崔京艳.清朝传统医学教育研究[D].中国中医科学院博士论文.2007.5  P53-54

[39] 参见：崔京艳.清朝传统医学教育研究[D].中国中医科学院博士论文.2007.5  P54、57

[40]参见：邓铁涛、程之范主编.中国医学通史·近代卷[M] ..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0   P203

[41] 参见：崔京艳.清朝传统医学教育研究[D].中国中医科学院博士论文.2007.5  P54、57

[42]参见：邓铁涛、程之范主编.中国医学通史·近代卷[M] ..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0   P203、206

[43] 参见：邓铁涛、程之范主编.中国医学通史·近代卷[M] ..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0   P198

[44] 参见：邓铁涛、程之范主编.中国医学通史·近代卷[M] ..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0   P199-200

[45]参见：刘利民.论南京国民政府时初的中医自救运动[D].华中师范大学硕士毕业论文，2007  P40

[46]参见：陈涤平.近现代学校模式中医教育史考略[J].中国高等医学教育.2015(12)

[47]参见：张弓也、熊益亮、段晓华.民国中医课程体系建设探讨[J].中医药文化.2020，15（01）

[48]参见：陈涤平.近现代学校模式中医教育史考略[J].中国高等医学教育.2015(12)

[49]参见：刘利民.论南京国民政府时初的中医自救运动[D].华中师范大学硕士毕业论文，2007  P41

[50]参见：沈伟东.中医往事:1910~1949,民国中医期刊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  P111

[51]参见：沈伟东.中医往事:1910~1949,民国中医期刊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  P111-112

[52]参见：周凤梧等编.名老中医之路[M].济南：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2005（2013.重印） P51-52

[53]参见：周凤梧等编.名老中医之路[M].济南：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2005（2013.重印） P20。持类似观点的还有周凤梧，他说“钻研任何学问，自学虽然是重要之路，但一旦遇有阻拦，还须有人指点，方才恍然有悟”，见《名老中医之路》一书P143，与之相关的还有另一位自学通医的中医大家李克绍观点，“提倡拜师访友，但关键在于自学”，见《名老中医之路》一书P154。

[54]参见：周凤梧等编.名老中医之路[M].济南：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2005（2013.重印） P232，名老中医彭静山晚年曾回忆说：“学习中医只有三个途径：一个是家传，..二是自学，…三是师承，…。持类似观点的还有王伯岳，“在旧中国，学中医不外乎自学、师授、家传三个途径。见《名老中医之路》一书P191。

[55]参见：自学中医呕心沥血[N].东莞日报.2013.09.25

[56]参见：周凤梧等编.名老中医之路[M].济南：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2005（2013.重印） P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