鉴古知今：

从古代及近现代中医教育看新时代青年中医人才的培养（一）

“青年是国家的未来、民族的希望。

青年兴则民族兴，青年强则国家强”。

引言：

中医药学是中华文化孕育出的精华，是中国科技和文化的瑰宝，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和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至今唯一仍在发挥重要作用的中国传统科学。在中国古代自然科学中，中医药学“成就最高”。作为一门以生命健康为研究对象的本土医学，中医药学为中华民族的繁衍昌盛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几千年来，中医药学能够生生不息、薪火相传，中医教育可谓“功不可没”，正是得益于中医教育的推动，才使得中医药学的知识、经验、技能、智慧得以传承千年并远播海外。新时代中医事业的发展，离不开一大批高素质的青年中医人才，青年中医人才承担着继承和发扬传统中医药学，推动中医文化发展的历史责任和光荣使命。——“中医的问题千头万绪，但归根到底还是人才的问题”（刘力红语）。如何培养中医人才，如何帮助青年中医人才成长，这应是当前继承和发扬我国传统中医药学的一个核心议题。

古人讲：“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在我国中医药学漫长的发展历程中，存在着前人留下的大量的关于中医教育方面的思考和实践，这其中不乏十分有益的探索和尝试，通过对这些教育实践的梳理，或许可以为我们当前的中医药青年人才的培养带来一些新的思考和启示。

（一）古代中医教育

学术界一般认为，中国的科技教育实践和教育思想在全世界相对领先[1]，其中，又以中医教育最为突出，早在我国南北朝刘宋时期（元嘉二十年即公元443年）就出现了“医学（校）”，而欧洲直到公元9世纪才开始在意大利出现医科学校。从国内各类专科教育的发展情形来看，医学（校）也是我国历史上唯一形成了相对完整体系的专科学校^[2]。

1、古代中医教育的官学和私学

中国古代教育可分为官学和私学，官学是古代朝廷直接举办和管辖的学校，又可分为中央官学和地方官学。私学是相对于官学而言的私办学校（唐代以后，我国私学的主要形式为书院和学塾[3]）。我国古代的中医教育也可以按官学和私学进行分类。何文彬与申诚在《简述传统的中医教育模式》一文中认为，我国古代的中医教育模式是一个由“皇家贵族的医疗教育系统”与“民间师承所形成的学派、流派”共同构成的网络系统，官方和民间两大教育体系“共同促进了祖国医学的繁荣[4]”。

思考与讨论：

基于上文相关分析，①我们能否认为：官方和民间的中医教育机构在对中医药学的传承、发展方面，各有优势和劣势，可以形成良性互补？②文中提到的“官方医疗教育系统+民间师承所形成的学派、流派”，这一结构是否为我国中医药学发展的有益结构，如果是的，是否可以考虑通过建设多样的民间师承体系（及其背后的学派、流派）来加强青年中医人才队伍的建设？③焦树德与邓铁涛等老一辈中医大师曾指出：“几十年来没有培养出真正的中医”，问题的根结在哪，如何破解？我们能否从古代的中医教育如师资构成、教材组织、教具教法及考核设计等方面获得灵感？另外，我国古代的民间中医教育模式可以对当下青年中医人才的培养带来哪些启示，如何有效的借鉴/汲取其中的有益经验？

1）古代中医教育的官学

根据中医史学大家范行准的观点，中国医学教育的“开始年代已不可考”[5]。秦汉以前，民间医学多是师徒相传，如扁鹊、仓公等，政府所用太医也多是从民间选送，到了魏晋时期，中国的医学教育事业才开始初露端倪。据唐《六典》记载：“晋代以上手医子弟代（世）习者，令助教部教之”。——这可看作是我国中医教育事业的开端。

公元五世纪四十年代（南北朝刘宋时期），太医令秦承祖向政府建议开办“医学（校）”教授学生，同时设立太医博士、太医助教等官职。“宋元嘉二十年，太医令秦承祖奏置医学，以广教授”（《六典》），宋元嘉二十年即公元 443 年。——研究显示，我国南朝刘宋时出现的“医学（校）”相较于公元884年世界上最早出现的意大利“萨勒诺医科大学”要早四五百年”[6]。

公元 6 世纪，隋代开始在政府内设立“太医署”，但当时的“太医署”规模不大，且各项设置不全，只能算是医学校的初级阶段（尚不能算作是正规的医学校）。唐武德七年（公元 624 年），中国医学史上首个官办的正式医学专科学校——唐“太医署”正式设立，当时，直属于太医署的除了中央一级医学（校）外，还有地方的府、州医学（校），初步形成了相对完整的从中央到地方的医学教育体系。“唐‘太医署’由行政、教学、医疗、药工四大部分组成”，其机构设置与现代医学院（校）类似[7]。唐“太医署”的设立，标志着我国古代官办医学教育体系（“中医官学”）开始走向成熟。

“太医署”分医学部和药学部。医学又分四大科：医科、针科、按摩科（包括伤科）和咒禁科。四科之中，医科最大，总共有 164 人，其中医师 20 人，医工 100 人，医生 40 人，典药 2 人，医博士 1 人，医助教 1 人。

学生入学后，必须先学《素问》、《神农本草经》、《脉经》、《甲乙经》等基础课程，然后再分专业学习[8]。学生都由”太医署”中的博士、助教教课，分专业学习为“一曰体疗，二曰疮肿，三曰少小，四曰耳目口齿，五曰角法”[9]。

唐以后，宋始设太医局与“医学”（其时，医政和医学教育分立）。太医局为国家最高医学教育机构，各地方设“医学（校）”。宋崇宁二年（公元1103年），国子监设“医学（校）”，推行“三舍升试法[10]”。元代设医学提举司，专门负责医学教育事务，主要职责为：考察学生课业成绩、考核教官教学成效、校勘名医撰述文字、领导地方“医学”发展等；明代太医院内设13科，医生每年分四季考试，三年一大考，“不及格者可学习一年再补考，三次考试不及格者，黜免为民”。清代基本是延续宋明以来的教育模式，并设内教习与外教习分别培养医官。清同治元年（公元1862年）设同文馆，太医院教习厅复设医学馆。光绪三十三年（公元1907年），京师医学馆更名京师医学专门学堂，开始推行西医教育，但没过多久，京师医学专门学堂的全部学生便赴日本学习，“朝廷官办中医教育至此暂停”[11]。

思考与讨论：

上文提到了宋元时期的医学考试制度，联想到邓铁涛先生在《我的担忧和几点建议》中针对中医人才培养难题而提出的“中医考级”构想，或许值得尝试。邓老的设想：“像外语评级一样，除了各科考试必须合格之外，另设3级中医综合考试，一级考中医基础理论及中药，方剂诊断。中药要记400～500味，方剂要记300～400首，舌诊、脉诊要考实际操作。二级考“四大经典”及辨证论治，其中辨证论治也可用病案分析的方法。三级考临床测试，可于实习后期面对病人临证诊治。”

这一设想背后的立意与我国古代的医学考试有些相似，旨在培养能够用中医治病的中医人才。——该“三级考试”模式如果在高等院校不好实行，能否在民间中医书院先行试点？中国传统技艺如书画、围棋等都有相应的等级考试制度，中医作为中国传统技艺的典型代表，是否可从中得出一些有益的借鉴或启示？另，有志于推动中医事业发展的相关机构，能否先行探索中医外治法特别是中医针灸（如黄帝内针）等级考试的可行模式与相关规范标准等？

2）古代中医教育的私学

春秋时期，随着“政治、经济制度的变革和阶级矛盾的深化”，原有官学体系“无法维持”，开始出现“以知识为生的士阶层”，社会出现“以礼为文、以戎为主”，各诸侯国“崇法尚武、养士用士、百家争鸣”[12]。在这一大的历史进程中，“医学教育也逐渐从官府开始向民间转移，形成了民间师徒授受的医学教育模式[13]”。

师徒授受模式，又可进一步分为世医传承（家传）模式、师徒传承（师承）模式和书院讲习（书院）模式。

《礼记》中说：“医不三世，不服其药”，对这句话的通常解释是，医生要家传三代以上，其医术才值得信赖，这里说的即是家传或世医传承模式[14]。除了家传模式外，师徒传承模式在古代也很常见，《黄帝内经》中黄帝与岐伯、雷公的问答即可看作是师徒传承模式的早期形态，而《史记·扁鹊仓公列传》中记载长桑君传医术于扁鹊、淳于意拜师于公乘阳庆等也都是师徒模式的代表。——至于师徒模式何时开始出现，这个问题难以有确切的回答，但一般认为“民间医学师徒授受的产生不会晚于春秋战国时期[15]”。

无论是传统师承模式，还是家传模式，虽然对徒弟“掌握其师的医学精髓”相对有利，也便于子弟“快速提高医疗实践水平”，但也都存在着诸如“授徒规模小、教学缺乏系统性、医术局限性”等缺点或不足[16]。此外，师徒授受模式中还存在着一种以“自由研习、相互辩难”为特征的传统教育模式，即书院模式。

我国元代出现了古代第一所也是唯一一所实行医科教学并开展门诊业务的书院——历山书院，历山书院是一个以医学教学为主、多学科多专业共同发展的综合性书院[17]。历山书院吸收了传统师徒模式的优点，同时也较好的克服了家传、师承模式的局限与缺点，是我国中医教育史上一次有益的探索，但“令人惋惜的是，历山书院的创举在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并未得到足够的重视^[18]”

到目前为止，历山书院还是我们发现的中国古代第一所也是唯一的一所实行医科教学并开展门诊业务的书院，这两个“第一”所构成的创造性本身，使其具有特殊的研究价值。其次，将医学研究、教学与医疗治病引入历山，使中医理论与实践得以与儒家学术思想的理论与实践并行共存于书院，这说明了古代书院对传统文化的涵容比我们想象的要大，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书院其文化功效的多样性。再次，医师教学兼开门诊，将医学理论与临床疗病联系到一起，是学习医理与实践医术的范例，对传统的医学教育来说，它为教学理论与教学实践的发展作出了贡献。[19]

我国历史上曾出现过相当一批知名书院，如：白鹿洞书院、石鼓书院、应天府书院、丽泽书院、象山书院、嵩阳书院、岳麓书院、茅山书院等[20]，这些书院在培养人才、传承文化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同时，也积累下了大量宝贵的育人经验。一般认为，我国书院肇始于唐代[21]，兴盛于宋代[22]。

我国古代书院的主要职能是教学和研究，教学模式一般采取个别讲授与集体教学相结合的方式。除了倡导学生“自由研习、相互辩难”外（如：“凡阅一章，即思此一章与自己身心有无交涉”、“端坐辩难、反复推详”、“疑问定要力争”等等[23]），在书院的发展过程中，又逐步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会讲”和“讲会”制度。“会讲”是指“由不同学派的学者会集在一起，各持自己观点，进行讲辩”，典型的如朱熹与陆九渊、陆九龄的“鹅湖之会”。

明代以后，书院讲学又在之前“会讲”模式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出了“讲会”制度，“会讲”和“讲会”都是书院集体教学的一种表现形式，所不同的是，会讲不定期，而讲会定期[24]，会讲/讲会制度“实行自由讲学、学生自由听讲”，这样一种制度设计，不仅加强了不同学术流派之间的交流，也使得我国古代书院逐渐成为了各地的教育与学术活动中心[25]。

思考与讨论：

书院在我国宋元时期十分兴盛，过程中也积累下了大量的、十分宝贵的、具有本土特色的办学与育人经验，这些宝贵的经验对当下中医书院的发展和青年中医人才的培养是十分有益的。现在的中医书院(如: 金方书院、厚朴中医学堂、三和书院等)从古代书院遗存下的历史文献中应该是可以挖掘出不少可资学习借鉴的“资粮”的。比如，古代书院强调的“凡阅一章，即思此一章与自己身心有无交涉”、“端坐辩难、反复推详”、“疑问定要力争”等学习方法；再比如：古代书院在发展过程中逐步形成了“书院-学田”的办学模式（即将学田的收入作为书院办学经费的来源），这一模式对当下中医书院的发展有何借鉴和启示？另外，三和书院的“书院-社会企业”模式，可否看作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出现的，继古代“书院-学田”模式之后，书院办学模式的一种全新探索？

2、古代中医教育模式及其评述

关于古代的中医教育模式可分为哪几类，学界尚未形成一致的看法。目前，学术界多是从授受主体和传授方式的角度进行的分类，比如：张其成主编的《中医文化学》一书即将中国古代的医学教育分为了“家世传承、师徒传承、私塾和官府设立的学校教育”四类，并提出“家世传承和师徒传承是古代中医传承的主要形式”[26]。王明强在《中国古代医学教育思想史》一书中将家传模式并入了师承模式，并增加了书院讲学模式和自学模式，即：“师承（含家传）模式、学校模式、书院讲学模式和自学模式”。刘晋通过文献梳理，总结了中医流派传承的6 种模式/方法，即“读书自学模式、师承模式（含家传型和师徒型）、院校教育模式、基于师承教育的结合型模式、科研团队模式、智能化模式”[27]，上述6 种模式中，“读书自学模式、师承模式（含家传型和师徒型）、院校教育模式”可看作是对我国古代中医教育模式的直接继承。

傅延龄与赵鲲鹏在《金方书院——首届中医书院发展研究报告》中将古代及近现代的中医教育模式分为了12类，即家传模式、师承模式、流派模式、自学模式、书院模式、古代官办医学教育模式、民国时期中医学校模式、现代高等中医药院校模式、现代中医书院模式、现代中医师带徒传承模式、长期或短期培训班模式、中医继续教育模式[28]。上述12种模式中，“家传模式、师承模式、流派模式、自学模式、书院模式、古代官办医学教育模式”可看作是我国传统的中医教育模式。另外，杨真海和刘力红结合针道的传承特点，从传承的来源角度，提出了“文字传承、口耳传承和直接传承”三种不同的中医传承路径[29]，由于采用了不同于前面的“授受主体和传授方式”的分类方法，也可为我们研究中国古代中医教育问题带来一些新的视角与启示。

古代中医教育模式评述

为了便于讨论分析，笔者将我国古代中医教育的传承模式分为了自学通医（即自通模式）、家世传承（即家传模式）、师徒传承（即师承模式）、书院讲习（即书院模式）、官办医学（即学校模式）五大类。

·自通模式

自通（自学通医）模式，这种模式的最大优点在于，学医者对中医学抱有浓烈的兴趣，“而兴趣和动机在学习和事业上往往具有决定性的作用”。我国历史上有不少中医大家都是通过读书“自学通医”进而“成名成家”、“开宗立派”的[30]。这一模式的缺点是，由于对学医者的个人素质和悟性要求较高，需要自学者“牢记基础知识书籍，博览兼收各家学说，精读深思经典著作，夯实基础、领悟精髓，方可发扬光大，进而推陈出新^[31]”，不太具有普遍性。在自学通医模式下，无论是“勤求古训、博采众方”，还是“博极医源、精勤不倦”，都需要有大量且相对容易取得的中医学“资粮[32]”，所以，古代很多自学通医的医学大家往往都是“在自学的基础上再（结合）拜师访学[33]”。

思考与讨论：

“兴趣和动机在学习和事业上往往具有决定性的作用”，——中医学的课堂不应是单单讲授中医知识的地方，而且也应是培养和激发学员对中医兴趣、热情与信心的地方。正如老一辈中医学家所指出的“中医教育的一个最基本的任务就是引导学生确立对中医学的信心，是否对中医学具有信心也是中医是否入门的一个标志”（邓铁涛语）。 对中医学而言，要想传承永续不断，必须在老师与学生之间真正形成“薪火相传”的局面。老师与学生之间要能真正做到“薪火相传”，即，既传“薪”又传“火”，既讲授知识、方法、技巧，也传递兴趣、热情、信心。

“薪无火则暗而不明，火无薪则无传易灭”。——兴趣的培养是当下中医院校教育相对容易忽视的，或许，生动活泼、形式多样的民间中医教育能够补上“这一课”。

·家传模式

家传（家世传承）在古代中医的传承模式中非常常见，家世传承模式的优点是可以较好的激发学习者的学习兴趣，并在日常“耳濡目染”中较好的掌握中医学相关知识。同时，由于存在血缘关系，能使相关家传秘方、秘法得到完整的代际传递，“保证了派系秘方（秘法）等核心技艺的历史延续性” ^[34]，但如果医者本人“并无子女”、不愿或无力从事传承工作，或是受到家族“老旧观念”（如“传男不传女”）的影响，就会出现“后继乏人”的情形，进而“造成传承危机”，导致一些十分宝贵的中医技术（秘方、秘法等）的“失传”。

·师承模式

师承（师徒传承）模式，通常为“一师带一徒”或“一师带多徒”，这一模式的优点是：个性化小班教学，比较“符合古代医学经验性和实践性较强”的特点，有利于进行因材施教，同时也增加了学医者参与临床实践的机会，方便医者“掌握其师的医学精髓”、“快速提高医疗实践水平”，但同时也存在着诸如“授徒规模小、教学缺乏系统性、医术局限性”等不足，加上师徒传承模式完全受制于师父个人及其医德、医术水平，也容易导致“因循守旧”，甚至“谬误相传”的问题^[35]。所以，古时也强调说“转益多师是汝师[36]”，“一事长于己者，不远千里，伏膺取决（孙思邈语）”。

·书院模式

书院（书院讲习）模式吸收了师承模式“理论学习与医疗实践相结合”的优点，相较于家传与师承模式，书院的招生和培养规模相对较大，且“集医学研讨、医学教学和医疗服务于一体，尤其注重医学理论的研讨[37]”，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医学知识的普及和大众化传播（为广大民间中医爱好者提供了自学“资粮”）。但由于受到师资水平与生源素质（如知识结构、领悟力、思想水平等）的影响，加上“临床实践比较少、教学内容不系统”，在一定程度上也存在着“教学与实践相脱节”的情形。历史上相对知名的中医书院不多，如元代的历山书院、清代的侣山堂书院等。

·学校模式

学校（官办医学）模式，这一模式的优点是：①招生规模大；②办学条件优良；③教学内容具有系统性；④分科教学；⑤考核严格。该模式的缺点是：①对入学资格要求高；②相对于家传和师承模式，临床实践较少；③对名家个性化的医学经验传承不足[38]，④因材施教不够等。中医教育有其自身的特殊性，需要充分认识这一特殊性的构成和特点。王国斌曾指出，我国的官办医学（校）虽然历史悠久，并天然具备可广选优质生源、可严格考核选拔、可集中名医执教等优势，“从理论上来讲应该是人才辈出，硕果累累，但实际上古近代名医有几人出自学院模式[39]”？这背后的原因发人深思。

此外，中国古代也出现过一些早期形态的中医学术团体（如：明代的“一体堂宅仁医会”[40]）、学术刊物（如：清代的《吴医汇讲[41]》），以及相关的中医学术交流活动等，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丰富着我国古代中医的教育生态，充实着祖国的医学宝库，为古代医家（含自学通医及中医爱好者）厘清悬疑、取长补短、医业精进提供了直接或间接的便利。限于研究及篇幅限制，暂不作进一步展开，有兴趣的读者可自行了解。

思考与讨论：

《庄子·天道》中曾记载了“轮扁斫轮”的故事，“恒公读书于堂上，轮扁斫轮于堂下”， “得之于手而应于心，口不能言，有数存焉于其间”。在中国传统文化语境中，类似于这样“得之于手而应于心，口不能言”的情形还是比较常见的。这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知识即是现代人通常所说的隐性知识[42]。在中医学中大量存在着这种隐性知识，如：望诊的体悟、问诊的氛围、处方的直觉，再如，对“异病同治”的裁度以及“三因制宜”的拿捏等。中医学的传承，显性知识的传递相对容易，而隐性知识的传递却是个难题，这里的隐性知识，不单是指多数人通常所理解的只是某种诀窍和技巧，还包括这些“诀窍和技巧”背后的根植于人头脑中的理念、信仰、直觉、价值体系、以及认知方式与行为模式等。——这种隐性知识是在院校教育模式下更容易传递，还是在师徒授受（含家传、师承、书院等）模式下更容易得到传承？

2022年8月27日（三和书院内部分享）

2023年5月4日（局部细节重新修改）

作者简介：

刘国彪，湖北武汉人，三和书院医道传承项目第三届同有班班长，黄帝内针践行者。

[1] ①王明强.中国古代中医教育的真相.同有三和基金会公众号.  2019-09-20；②可参见：王明强主编.中国古代医学教育思想史[M].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18 ，P8

[2]参见：中国文化大百科全书（全八册•教育卷）[M].高占祥等主编.长春：长春出版社.1994.1  P15

[3]资料来源：温州教育史馆，参见：中国古代教育中的“官学”与“私学”.云博展公众号. 2020-09-09

[4]何文彬、申诚.简述传统的中医教育模式[J].华夏文化.1995（2）

[5]①王明强在《中国古代医学教育思想史》一书中提到，根据《周礼》记载，周代已“有主管医药政务的医师，有食医、疾医、疡医、兽医四科医生，并且有治疗档案制度和医生考核制度”（可参见：王明强主编.中国古代医学教育思想史[M].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18 ，P58），由于史料中并具体未记载是否存在官办医学教育，并不能就此推断当时已出现中医教育机构。②喻本伐和熊贤君在《中国教育发展史》一书中提到“相传神农氏始设明堂，后人谓为‘大教之宫’”，“明堂”的职能之一即“施行社会教育”，参见：喻本伐、熊贤君.中国教育发展史[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04  P19。笔者结合《黄帝内经》中《五运行大论》《著至教论》《徵四失论》《解精微论》等多篇中都出现黄帝“坐明堂”与岐伯、雷公问答医道、医理的情形，两相参照，认为“明堂”可看作是中医早期教学的临时场地，亦可将之视为后来中医学校的源头或雏形。

[6] 参见：范行准.中国医学史略[M].北京：北京出版社.2016.11  P117-118

[7] 参见：古代"医学院"如何培养医生？医药导报社公众号.2017-10-29

[8]医科又详分体疗、疮肿、少小、耳目口齿、角法（拔火罐等疗法）五科，以《本草》《甲乙经》《脉经》为基本学习内容。针科“习《素问》《黄帝针经》《明堂》《脉诀》，兼习《流注》《偃侧》等图、《赤乌神针》等经”；按摩科“掌教按摩生以消息导引之法，以除人八疾：一曰风，二曰寒，三曰暑，四曰湿，五日饥，六曰饱，七曰劳，八日逸。凡人肢节腑脏积而疾生，导而宣之，使内疾不留，外邪不入。若损伤折跌者，以法正之。”可参见：王明强主编.中国古代医学教育思想史[M].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18 ，P14

[9] 参见：古代"医学院"如何培养医生？医药导报社公众号.2017-10-29

[10] 考试仿太学之法，“每月一次私试，每年一次公试，成绩分优、平、否三等，优良者升为内舍，每年一次会试，及格者升为上舍”，上舍中又根据品行和医术分为上中下三等。学生“除参加课业学习外，还要参加临诊”。见：张其成主编.中医文化学[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17   P60

[11] 参见：张其成主编.中医文化学[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17   P60-61

[12]参见：喻本伐、熊贤君.中国教育发展史[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04 P35-37

[13]王明强在《中国古代医学教育思想史》一书主张这一观点（参见：王明强.中国古代中医教育的真相.同有三和基金会公众号.  2019-09-20），与前面提到的范行准所说的“秦汉以前，民间医学多是师徒相传…政府用太医，多是从民间选送”的观点略有差异（参见：范行准.中国医学史略[M].北京：北京出版社.2016.11  P117，此处存疑。

[14] 关于“三世医学”，历代说法不一，一般认为“三世”即“从祖至孙”三代，但也有其他不同观点，如唐代孔颖达在注释时，除提到“择其父子相承至三世也，是慎物调齐也”， 也提到“又说云：三世者，一曰黄帝针灸、二曰神农本草、三曰素女脉诀”，后世亦有认为是代指三个不同的医学流派，等等。参见：吴云波.“医学三世”说质疑[J].江苏中医药.1985（3）

[15]参见：王明强.中国古代中医教育的真相.同有三和基金会公众号.  2019-09-20

[16]参见：王明强.中国古代中医教育的真相.同有三和基金会公众号.  2019-09-20

[17] 关于书院应归入“官学”还是“私学”，学术界一直存在争论。主张私学的学者认为书院的筹建大多来自民间力量，且具有自由讲学的功能，而主张官学的学者则认为“书院的兴废取决于统治者的态度”，且经费大多来源于“政府赠拨的学田”（参见：喻本伐、熊贤君.中国教育发展史[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04  P244）。另外，高占祥等主编的《中国文化大百科全书（全八册•教育卷）》也提到，“元代改为官办书院，'几遍天下'”（参见：.高占祥等主编.中国文化大百科全书（全八册•教育卷）[M]长春：长春出版社.1994.1   P13），笔者倾向于从“发起主体”的角度区分，但这里依然将不同的观点列出，以便读者自行辨别。

[18]赵江滨. 略谈中医教育传承的书院模式及其探索.同有三和基金会公众号.2021-11-02

[19]邓洪波.中国书院史[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2.P267,P658.

[20]参见：高占祥等主编.中国文化大百科全书（全八册•教育卷）[M].长春：长春出版社.1994.1   P13

[21]英国的李约瑟教授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认为，中国的书院最早可追溯到战国时期齐国临淄的“稷下学宫”，国内学术界持这一观点的不多。

[22]古代书院最初为“古代藏书、修书、校书之所”，后来逐渐发展为“藏书、讲学之所”。喻本伐和熊贤君在《中国教育发展史》一书中认为，唐代的丽正书院，虽有书院之名，但“尚未具备自由讲学、研讨学术的功能”，“名副其实”的书院其实是在宋代以后才出现的。参见：喻本伐、熊贤君.中国教育发展史[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04  P246-247

[23] 参见：德业并进：中国古代书院到底要培养什么人才？岳麓书院公众号.2022-03-30

[24] 参见：田钰新.古代书院的“会讲”和“讲会”制度.中国民族博览.2015（8）

[25]参见：.高占祥等主编中国文化大百科全书（全八册•教育卷）[M].长春：长春出版社.1994.1   P23

[26]参见：张其成主编.中医文化学[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17   P57-61

[27] 参见：刘晋. 中医流派传承多元模式探析[J]. 世界最新医学信息文摘,2020,20(32)

[28]参见：傅延龄、赵鲲鹏.金方书院——首届中医书院发展研究报告.金方书院公众号  2021-10-30

[29]参见：杨真海传讲，刘力红整理.黄帝内针：和平的使者[M].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16.11  P13-19

[30] 我国历史上，自学通医者不乏其人，远的如：西晋的皇甫谧，由于自幼身体羸弱，加之长年劳累和不当“服食”，40岁左右罹患风痹（半身不遂），痛苦不堪，于是“立志学医，终于习览经方，遂臻其妙”（参见：中华名医——皇甫谧.名医传承公众号.2018-10-12）。近的如：明代王肯堂、李中梓，清代徐大椿等都是自学成才的中医名家（参见：王明强.古代医学教育模式对当代中医教育的启示[J].中医杂志.2014(4)），更近一些的如：新中国名老中医岳美中，25岁时因肺病吐血，发愤自学中医，终成一代医林大家（参见：周凤梧等编.名老中医之路[M].济南：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2005（2013.重印） P9）

[31] 刘晋. 中医流派传承多元模式探析[J]. 世界最新医学信息文摘,2020,20(32)

[32]中医“资粮”如：经典医书医籍、名家处方/医案、不同流派理论/学说、地方医家效方/验方、民间散布秘方/秘法，再如，各业医心得、修学次第、内证心法、进阶心传等。

[33]参见：王明强.古代医学教育模式对当代中医教育的启示[J].中医杂志.2014(4)

[34] 参见：刘晋. 中医流派传承多元模式探析[J]. 世界最新医学信息文摘,2020,20(32)

[35]参见：王明强.古代医学教育模式对当代中医教育的启示.中医杂志[J].2014(4)；刘晋. 中医流派传承多元模式探析[J]. 世界最新医学信息文摘,2020,20(32)

[36] 医圣张仲景，听说襄阳城有一位绰号“王神仙”的医生擅长治疗扼背疮，于是“隐姓埋名”，长途跋涉去拜师学习；清代叶天士，出生医学世家，虚心好学，“凡听到某位医生有专长，便向他行弟子礼，拜其为师”；一代大家刘渡舟先后师从东北名医王志远、谢泗泉等；邓铁涛出生中医世家，遵父训：“早临证、跟名师”，“先后跟随陈月樵、郭耀卿、谢赓平等各有专长的名家实习”。参见：王国斌.浅谈中医师徒教育模式[J].吉林中医药.2009(1)

[37]参见：王明强.古代医学教育模式对当代中医教育的启示[J].中医杂志.2014(4)

[38]参见：王明强.古代医学教育模式对当代中医教育的启示[J].中医杂志.2014(4)

[39]参见：王国斌.浅谈中医师徒教育模式[J].吉林中医药.2009(1)

[40] 参见：“起于史，止于史”的一体堂宅仁医会.今日科协公众号.2018-12-06

[41] 关于《吴医汇讲》是否为学术刊物，目前还存在一定的争议，也有研究者主张应将之归入“论文集”或书籍（“医学杂著”）。

[42]有学者从隐性知识所涵盖内容的角度，将之划分为技能类隐性知识和认知类隐性知识两类，前者主要包括：个人层面掌握的技能、技巧、手艺、诀窍、经验等；群体层面所掌握的技艺、操作过程等；组织/企业层面所掌握的技巧、诀窍、经验等；以及组织外获取的诸如借用“外脑”、交流管理经验等。后者主要包括：个体所拥有的个人的直觉、灵感、信念、价值观、感悟、洞察力、心智模式等；群体所拥有的群体成员的默契、协作能力等；以及组织/企业层面所拥有的企业文化、惯例、价值体系、共同愿景等；以及组织外获取的诸如历史、文化、价值观等。参见：李志超、张庆普. 企业隐性知识的特征和管理[J]. 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02（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