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底，我参加了中国物理学会在武汉举办的统计物理学术会议。在那次会议上，黄祖洽先生做了题为“玻尔兹曼方程解法新进展”的大会报告。我在台下听得津津有味，很希望能够进一步了解一些细节。第二年春天，我在光明日报上看到北京师范大学低能核物理研究所刊登的广告，得知黄祖洽院士将招收博士研究生，从事统计物理方面的学术研究。我刚刚在辽宁大学物理系完成硕士论文答辩，倘若能够在黄先生指导下进一步学习，将是一个难得的机会。我当然不愿意错过这么好的机会。经过笔试和黄先生的面试，1982年3月，我成为黄先生的博士研究生。根据黄先生在武汉学术会议上的报告，稀薄气体的输运理论就成为我的论文主题。

黄先生非常强调文献的收集和阅读，告诉我要尽一切可能找到所有相关文献。当时没有互联网，我经常到北京图书馆查阅资料，把有关文献复印两份，自己留一份，另一份交给黄先生。黄先生有时也会列出几篇文献让我去图书馆找出来。王承书先生对玻尔兹曼方程的解法有过重要的贡献，但是有几篇论文在北京图书馆查不到。黄先生就直接联系王先生，然后让我去王先生家里取回论文的单行本。我复印的每一篇文献，黄先生都要阅读，而且常常会在文献中指出应当关注的要点。与黄先生讨论文献的时候，我总会有不少收获。

黄先生对我的要求很严格。我们约定每个星期见面一次，由我汇报课题研究的进展。刚开始我觉得有压力，但是几个星期之后就开始有了收获。每次见面，黄先生都会根据我的汇报提出指导意见。例如，我曾经一度把注意力集中在学术界已经发现的一个特解上，试图发现更多的特解。黄先生告诉我，在关注特解的同时，一定不要忽视求得这个特解的方法，即傅里叶变换方法。我很快就体会到，当这种方法用于某种特定的气体分子的时候，可以极大简化玻尔兹曼方程的碰撞项，既便于计算，也有利于进一步深入研究。再如，在计算一个算符的本征函数时，计算过程十分复杂，我却想不出好办法。讨论中，黄先生建议尝试勒让德多项式。因为我没有正式完成大学本科的学习，许多专业课都是自学的，基础不够扎实。遵照黄先生的指导，我查阅了王竹溪先生的著作，学习了特殊函数的知识。补习了一些基础知识之后，再计算本征函数，发现黄先生的意见是正确的，那个算符的本征函数果然就是勒让德多项式。像这样的例子有许多。黄先生有针对性的指导，使我少走许多弯路，对研究工作起到极其关键的作用。与黄先生讨论问题，是一种享受。

在我大致完成了理论推演之后，黄先生及时提醒我着手写论文。经过与黄先生商量，论文的题目就定为“玻尔兹曼方程的奇异扰动解法”。写论文的过程，一方面加深了自己对理论的理解，另一方面也是对已经初步完成的计算过程的验算。每写好一个部分之后，我就把草稿交给黄先生。黄先生总是仔细审查每一步推演，把其中的错误逐一划出，让我改正。在论文的最后部分，我选择了一个初始条件远离平衡态的系统作为例子，讨论稀薄气体的弛豫过程。结果表明，在演化的初期，热量可以从温度较低的地方向温度较高的地方传输。由于系统处于非平衡的状态，所以热量的反向传输不违背热力学第二定律。为了确认这个现象，我用计算器做了数值计算，把结果列成表格。我没有想到，黄先生竟然用计算器把每一个数据都核实了一遍，纠正了小数点之后几位数字的计算失误。黄先生对待科学研究的认真态度，体现了老一辈科学家高尚的学术道德。

完成论文之后，黄先生鼓励我投稿到《物理学报》。我向黄先生询问如何署名，黄先生严肃地说：“你的名字在先，把我的名字列在后面，以示负责。”听到黄先生“以示负责”四个字，我非常感动。对于刚刚迈进学术大门的研究生而言，能够遇到一位学术造诣高深又诲人不倦的导师，是极其幸运的。

将近四十年过去了，我仍然十分留恋在黄先生身边学习和工作的那段时光。黄祖洽先生和他们那一辈科学家之所以能够受到人们的尊重和仰慕，不仅是因为在学术上的建树和成就，也是因为高尚的道德情操。他们既是学术上的大师，也是道德上的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