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经合组织（OECD）和我国科技统计的定义，基础研究指不预设任何特定应用或使用目的的实验性或理论性工作，其主要目的是为获得（已发生）现象和可观察事实的基本原理、规律和新知识。基础研究的成果以公开发表期刊文章、学术会议交流为主，倡导开放获取和交流共享，除少量涉及国家安全或有明确应用前景的，通常不会因涉密或专利而封闭化，天然具有国际公共属性，也就是说基础研究是公益性的而非盈利性的。基础研究的公益性，一方面各国可以无偿借鉴全球公开的基础研究成果，开展后续科研和成果转化；另一方面，为国际学术合作交流创造了相对宽松的环境（视对方为竞争对手时另当别论）。我国作为经济和科技大国，既要依托全球公共知识体系发展自身，也有责任和能力为全球的知识积累贡献中国力量，并在率先突破的细分领域承担起全球前沿开拓的引领责任。

创新是所有科研活动的价值所在，而“创新”必然带来过程和结果的不确定性，因此不确定性是所有科研活动的固有特征且贯穿科研活动全过程，而基础研究处于科技创新前端，不确定性往往更大。基础研究的不确定性主要表现在：（1）立项阶段，问题剖析是否科学、研究方案是否可行、预期结果能否达到、承研单位是否合适等主要依赖于同行专家的主观或半主观研判，此时不确定性最大也最难把握；（2）实施阶段，研究结果、实际进度、资源使用等不可能与预期完全一致，而后续工作内容、工作安排、技术路线等会根据前期实施情况而动态调整；（3）验收阶段，看似一切确定，但实际上结果可靠性、实际科学价值仍有待验证甚至长期验证，已有成果最终被证伪的情况也不少见。

人才是科技创新的第一资源，而一流人才是推进基础研究高质量发展的第一要素。早在1945年《科学 无尽的前沿》就提出：在所有可以使用“科学”一词来指称的领域，人都是唯一限制因素。我们在某一方向上的进步快慢，皆取决于从事该工作的真正一流人才的数量。1950-1970年美国基础研究大爆发并登顶世界科技中心，相应基础研究资金和人员投入分别为：1953年4.6亿美元（其中联邦政府1.16亿）和4.2-4.8万人；1970年35.9亿美元（其中联邦政府19.3亿）和18.5-20万人；与资金投入相比，其登顶的更重要原因就在于吸引了全世界众多的一流基础研究人才。2024年，中国基础研究全时人员59.7万（美国约50万），资金2500亿元人民币（按购买力折合约700亿美元，基础研究经费大部分用于材料、设备、会议、薪酬等支出，所以国际比较时用购买力比汇率更合适），仅次于美国（1448亿美元），约相当于美国的50%，若加上未完全核算在项目成本中的正式人员工资、基础设施等相关费用，估计相当于美国的70%左右。中国的基础研究已告别资源短缺窘境，要抛弃“基础研究经费占比低说明基础研究投入不足”的观点，因为研究消耗的是经费绝对值而非占比，且任何国家实际投入的基础研究经费相对于科研人员的经费申请总额都是不足的（美国科学基金会的资助率也就20-30%），与其争论基础研究经费投入足不足，不如评估基础研究经费开支值不值，若基础研究结果无价值，一块钱投入都是多的。中国科技数据统计，一方面基础研究经费存在土地投入、条保建设、人员薪酬、财补收入等方面统计不全，造成分子偏小；另一方面全社会研发经费统计中部分单位出于减免税、高新认定等优惠吸引，人为虚增自筹配套经费、人为多列研发人员及薪酬、人为将生产准备费用计入试验发展费用，造成分母偏大，实际上中国的基础研究投入占比较发布的统计数据要高。

整体来看，基础研究的确是科技创新的源头，但科技创新是复杂、多形式的，并非简单按“基础研究—应用研究—试验发展”线性演进，现实中，应用开发先行、基础和应用交织并行、双向互促的例子并不鲜见。传统“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发展研究-生产与开发”的“创新线性模型”，存在“理想化单向、假定基础研究是技术创新唯一源头、割裂基础与应用双向反馈”等缺陷。基础研究是科技创新重要组成部分，应用和开发研究同样也是，基础和应用的划分是相对而非绝对的，破解“卡脖子”技术所需的基础研究，属于涵盖应用基础研究、基础材料、基础工艺等方面的泛基础研究。2024年修订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条例》明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工作应当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并分 “自由探索基础研究”和“战略导向基础研究”，但实际上并不局限于传统的基础研究而是更宽泛的基础性研究。

工业产品市场具备容纳多家主体并行研发与生产的空间，但基础研究成果具有极强的排他性，单一细分领域，不仅国内市场容量是“1”，而且国际市场容量也是“1”，只有实现国际原创，全球领先，基础研究成果才能具备核心科学价值，重复跟进、低水平复刻的基础研究，意义和价值十分有限。在基础研究的赛道上基本只会留下世界冠军的足迹，仅全国领先的基础研究成果其价值已是大打折扣，若说某区域内领先基础研究成果几乎就是笑话。成果数量只能充充“面子”，而成果质量才能支撑“里子”，真正推动学科跃升、产业变革的永远是重量级的基础研究成果（如诺贝尔奖级的突破性发现），就如同“人是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因素，但伟人才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关键因素” ，所以说基础研究成果质量的重要性要远大于数量。基础研究发展不在于数量和速度，而在于质量和影响，切莫为数量的快速增长而沾沾自喜，高质量发展才是基础研究发展需要长期关注的核心问题和关键问题，高质量成果才是基础研究发展的核心目标和长期追求，高质量基础研究才是拉动国家科技、经济跨越发展的重要支撑和关键抓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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