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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办负责任的大学——专访首都师范大学校长刘新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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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办负责任的大学——专访首都师范大学校长刘新成
作者：李春艳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刘新成：历史学博士，教授。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北京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中国民主促进会北京市委主委、民进中央副主席。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学科评审组专 家，教育部历史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教育部学风建设委员会委员，北京市社会科学联合会副主席，北京市历史学会副会长，中国英国史研究会副会长。
大学的责任是什么？这是一个大学校长必须回答的问题。首都师范大学校长刘新成自然也不例外。在高等教育逐渐普及化的今天，高等教育与就业的关系越 来越密切，然而在连年大学扩招和经济危机的背景下，不仅大学生面临着日益严峻的就业压力，高等教育的管理者和教育者也不得不重新思考大学的办学方向、培养 目标、大学生就业难等问题，不得不思考大学责任究竟是什么。
就业率不是衡量高等教育成败的唯一标准
记者：“学而优则仕”是中国老百姓最信奉的古话之一。然而，当前的就业形势却让人们不得不质疑这句古话的正确性，人们把这一切归结为大学教育出了问题，对此您怎么看？
刘新成：这个问题很复杂，是多方面的。我们国家很大，可能各个地区也不尽相同，像北京等发达地区，毛入学率已经达到了55%，高考升学率达到了 75%以上，进入了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按照高等教育的规律，一般进入普及化阶段之后，接受高等教育的主要目的并不应该是就业。我指的是本科教育。既然本 科教育并不是为了就业，那就属于素质教育，在美国被称为“博雅教育”。这种教育并非以专业训练为主要指向，也不直接和就业挂钩，如果按就业标准来衡量普及 化的高等教育，恐怕这本身就有问题。
在高等教育普及化地区，即像北京这样的高等教育发达地区，本科教育的走向是什么、培养目标是什么、宗旨是什么？比照普及化以 前，应该有一个调整。但应该怎样调整？大家还不是很明确。社会大众对本科教育的期望值在观念上也没有做相应的调整。所以，大学本科毕业生就业比例下降引起 社会的一些焦虑，这也是必然的。
在高等教育不太发达的地区，本科教育与就业的关联度应该比发达地区更紧密，这些地方发生就业难的问题，我觉得有学校的因素，也 有学生的原因。学校的因素在于学校专业结构的调整不够及时，与社会需求之间脱节。其实这个矛盾是很明显的。一方面教育部门和学校呼喊学生就业难，另一方面 我们到许多单位和企业去，他们却说找不到合适的人才。这说明我们培养的人才和社会需求的人才没有很好的对接。
国外大学与用人单位之间的联系是非常紧密的。大学请用人单位到学校反馈他们的学生有哪些不足，或者通过他们了解现在的人才市场 究竟需要什么样的人才，从而来调整他们学校的专业结构和培养模式，而中国的大学“围墙”基本还是把办学者和用人者隔开，这是一个问题。
此外，大学生的就业期望值影响了就业率。比如，如果大学生愿意到农村的偏远地区工作，那他们大学毕业后就业肯定是没问题的，但关键是大多数学生不愿意去。所以现在不是无业可就，而是大学生在选择就业，这种选择肯定不能保证学生充分就业。
当然，涉及选择的问题，不可避免要牵涉教育问题。大学生为什么出现这样的选择取向？原因在于现在全社会功利意识非常强，人们很少 谈理想、谈终极价值，而现在的大学又普遍缺乏自觉引领社会的意识，追随社会风向飘荡。社会浮躁，大学跟着浮躁，培养出来的学生自然也浮躁。社会功利，学生 跟着功利。如此一来，大学生的就业观就容易出问题。
记者：您的意思是，大学本科教育应该是一种素质教育，而不能以就业为指标来衡量大学教育，是这样吗？
刘新成：当然。我之前说的是在高等教育普及化的时代，本科教育应该是一种素质教育，其实即使是在高等教育精英化阶段或自有大学以来，大学始终应该 坚持的立场都是育人，培养人的素养，而不是一个职业训练所。现在我们过分强调专业对口，过分强调技能的培养，这种观念和大学教育的本质是背离的。
人文社科教育贵应渗透在整个教育过程中
记者：有人说，中国人文学科的高等教育这些年是失败的。对此您有何看法？
刘新成：我觉得不能简单用成功和失败来定论我国的人文社会科学教育，而应该发现其中的问题，解决问题。人文社会科学教育应该渗透在整个教育的过程 中，特别是对人格的培养、公民意识的养成、价值观念的形成应该起到一定的作用，我们现在这方面的教育收效不是特别明显，其中有多方面的原因。一是对这方面 教育的研究不够，仍然局限于说教式，事实证明价值观的养成不是靠听几场讲座、背一些名言、看一两本励志的书就能解决的。它需要在生活中体验，在实际的学习 过程中耳濡目染，是一个感受的过程，不是一个读书的过程。我们现在是把这方面的教育当做一门课程、一门知识来灌输，这不行，因为这种教育不是知识教育。如 果老师都表现得非常功利，学术作假，对待自己的教学工作马马虎虎，对学生毫不负责，然后在课堂上教育学生要做有理想、有道德、负责任的人，这怎么可能收到 良好效果呢？
记者：从1954年成立至今的首都师范大学，是一所包括文、理、工、管、法、教育、外语、艺术等专业的综合性师范大学，是北京市重点投入建设、进 入“211工程”的北京市属重点大学，是为北京市基础教育输送合格师资和培养其他现代化建设所需人才的重要基地。近年来，首都师范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建设不 断加强，请您谈一谈首都师范大学的文科建设情况。
刘新成：首师大近年来文科教育取得了一定的成绩。目前首师大文科共有国家二级重点学科两个（世界史和古代文学）、国家重点培育学科1个（美术 学）、研究基地1个（中国诗歌研究中心）。全校文科教师共有669人，其中教授151人，副教授251人，文科博士生导师87人，艺术类博士生导师15 人。
2008年，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世界历史进程中多元文明互动与共生研究”获准立项，实现了北京市和我校 在这一项目上“零”的突破。“十一五”以来，我校共获得国家社科基金项目42项。今年共有11项课题获批立项，合计获得资助经费103万元，首次突破百 万。近年来，我校获教育部项目44项，北京市社科规划项目37项，省部级以上奖励27项，其中全国教育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1项，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 果一等奖4项。
尽管首都师范大学文科建设取得了一些成绩，但同时也存在一些问题，我们会进一步完善不足、发挥优势，培养更多优秀老师。
教师对学生投入精力太少说到底是机制问题
记者：目前，许多学生纷纷抱怨，老师们在教学上投入精力太少，有的研究生导师往往带二三十个学生，很少过问学生的学业。请问，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刘新成：教师在学生身上的精力投入太少，从主观方面的原因来说是老师的责任心问题，但老师们为什么精力投入不足？说到底还是机制问题。众所周知， 量化科研指标现在几乎是指挥高校运转的一支魔棒。由于这一指标在很大程度决定着高校的地位，所以为达到该指标所规定的数值，各校对科学研究给予名目繁多、 “令人心动”的倾斜政策，如科研编制、项目经费匹配、科研成果奖励以及在评职称、核定岗位、确定研究生导师资格时科研成果数量“一锤定音”等等。不论是评 职称还是晋升，重在看科研，所以老师都把大部分精力放在科研上而忽视了教学。在教学中，认真与不认真，在待遇、晋升上基本没有区别，这样一来，老师在教学 上就没有压力，也缺乏动力。
另外，在培养方法上也有问题。因为老师在教学上精力投入不足，所以就忽视对学生尤其对人文社会科学的学生的训练，中国的文科教 育在教学上仍然采用的是老师讲、学生背、然后考试的方法，这与国外文科教育方法有很大区别。比如历史课，我们通常是期末进行一次考试，学期中间有一次期中 考试。一门课，就一本教科书，考试内容就出自这本教科书，所以文科学生只需要在考试前临时突击两周就可以轻松过关，学习时间很短暂。而国外有些学校要求学 生一学期至少要做好多份研究报告，而且做每一份报告都需要大量的阅读，否则难以过关。
记者：您有没有考虑过怎样改善这种现状，尤其是您作为首都师范大学的校长，有没有想过通过什么办法来改善首师大文科教育的这种现状呢？
刘新成：这个考虑过，教育部副部长陈希到首师大调研时，我跟他谈过这个问题，就是要下大力气、下决心，扭转教师在学生身上精力投入不足的问题。从 学校办学的理念上说，我们准备把对本科生的高度负责作为我校办学的一个特色和一个品牌来打造。其实，不论是高等教育主管部门还是大学自身都意识到了教育教 学质量不高、教师对学生关注不足的问题，但多年来改进不大。其原因在于学校没有下决心、下大气力来改变这种状况。陈希副部长很支持我们的想法。他认为要做 到这点，关键要靠两个改革，一是分配制度改革，一是人事制度改革，这是个导向问题，让努力教学、育人的老师在收入分配、个人发展上因此而受益，才能正确引 导，如果老师这么做只是吃亏，那他们是不会做的。
我们学校大力呼吁关注学生、研究学生，要对学生负责，现在首师大所做的“请学生喝下午茶”、发调查问卷等只是一个起点，要真正 开展起来，让我们的老师对学生负责，需要很长时间，也要付出艰苦的努力。我希望通过行政手段对老师的教学任务作出规定，虽然这样做也会有弊端，但在目前老 师自觉投入教学的环境和氛围还没有完全形成的条件下，出台一些硬性规定，会促使老师把一部分精力投入到本科文科的教学中来，这对提高本科文科学生的质量还 是大有助益的。
师范生要实行本科后培养
记者：您曾经提出，师范教育改革要寻找新的突破口，从2003年起，首都师范大学对入校新生实行“两新”培养，即全面实行“新学分制”，对师范生实行“新师范生培养模式”教育。2009年首招全日制教育硕士，请您介绍一下首都师范大学在师范教育模式方面的改革历程。
刘新成：首师大“文革”前曾经培养过很优秀的老师，之所以优秀与生源好有很大关系，当时讲求家庭出身，很多成绩很优秀但家庭出身不好的学生被送到 北京师范学院，这些人毕业之后在北京的中学里都是很优秀的老师。改革开放之后，讲出身等情况当然不存在了，在教师并不是一个很受人羡慕的职业的情况下，报 考师大的学生不是最优秀的人才。在高等教育普及化、名校林立的北京市，这种情况更加明显。
我们原有的培养模式是在四年中要让我们的学生学好两门课程：一是学科的专业学习，二是教育学。比如数学系的学生，既要学好数 学，同时还要学好教育学。本来进来的时候就不是最优秀的学生，却要在四年中完成比那些最优秀学生还要多的学业，要求其水平很高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们很早就 提出，师范生要实行本科后培养，就是让学生在这四年本科阶段扎扎实实地掌握好专业知识，然后有意从事教师工作的学生再专门拿出两年时间接受师范教育。
这个愿望提出之后，由于种种原因一直未能实行，今年在政策上放宽了，所以我们开始尝试全日制的教育学硕士。今年已经招收120名教育学硕士，9月1日就开始正式培养。
记者：您对首师大的发展有何期冀？对中国师范教育模式的发展有何期冀？
刘新成：我认为，一所大学在提什么“国际一流”、“国内一流”之前，首先应该办一所负责任的学校。所谓“负责任”首先要对纳税人负责，我们是公立 大学，办学用的是纳税人的钱，如何使用这些钱，我们应该对得起纳税人。其次应该对学生负责，要关注学生、研究学生，真正使学生在校园的这段学习时光不虚 度。再有应该对社会负责，我总觉得一个大学，不管它是处于精英化阶段还是大众化阶段、普及化阶段，都应该是一个引领社会的机构，它应该对引领社会文化发挥 自己的作用。我希望首师大能够被承认为一所“负责任的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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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春艳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刘新成：历史学博士，教授。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北京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中国民主促进会北京市委主委、民进中央副主席。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学科评审组专 家，教育部历史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教育部学风建设委员会委员，北京市社会科学联合会副主席，北京市历史学会副会长，中国英国史研究会副会长。
大学的责任是什么？这是一个大学校长必须回答的问题。首都师范大学校长刘新成自然也不例外。在高等教育逐渐普及化的今天，高等教育与就业的关系越 来越密切，然而在连年大学扩招和经济危机的背景下，不仅大学生面临着日益严峻的就业压力，高等教育的管理者和教育者也不得不重新思考大学的办学方向、培养 目标、大学生就业难等问题，不得不思考大学责任究竟是什么。
就业率不是衡量高等教育成败的唯一标准
记者：“学而优则仕”是中国老百姓最信奉的古话之一。然而，当前的就业形势却让人们不得不质疑这句古话的正确性，人们把这一切归结为大学教育出了问题，对此您怎么看？
刘新成：这个问题很复杂，是多方面的。我们国家很大，可能各个地区也不尽相同，像北京等发达地区，毛入学率已经达到了55%，高考升学率达到了 75%以上，进入了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按照高等教育的规律，一般进入普及化阶段之后，接受高等教育的主要目的并不应该是就业。我指的是本科教育。既然本 科教育并不是为了就业，那就属于素质教育，在美国被称为“博雅教育”。这种教育并非以专业训练为主要指向，也不直接和就业挂钩，如果按就业标准来衡量普及 化的高等教育，恐怕这本身就有问题。
在高等教育普及化地区，即像北京这样的高等教育发达地区，本科教育的走向是什么、培养目标是什么、宗旨是什么？比照普及化以 前，应该有一个调整。但应该怎样调整？大家还不是很明确。社会大众对本科教育的期望值在观念上也没有做相应的调整。所以，大学本科毕业生就业比例下降引起 社会的一些焦虑，这也是必然的。
在高等教育不太发达的地区，本科教育与就业的关联度应该比发达地区更紧密，这些地方发生就业难的问题，我觉得有学校的因素，也 有学生的原因。学校的因素在于学校专业结构的调整不够及时，与社会需求之间脱节。其实这个矛盾是很明显的。一方面教育部门和学校呼喊学生就业难，另一方面 我们到许多单位和企业去，他们却说找不到合适的人才。这说明我们培养的人才和社会需求的人才没有很好的对接。
国外大学与用人单位之间的联系是非常紧密的。大学请用人单位到学校反馈他们的学生有哪些不足，或者通过他们了解现在的人才市场 究竟需要什么样的人才，从而来调整他们学校的专业结构和培养模式，而中国的大学“围墙”基本还是把办学者和用人者隔开，这是一个问题。
此外，大学生的就业期望值影响了就业率。比如，如果大学生愿意到农村的偏远地区工作，那他们大学毕业后就业肯定是没问题的，但关键是大多数学生不愿意去。所以现在不是无业可就，而是大学生在选择就业，这种选择肯定不能保证学生充分就业。
当然，涉及选择的问题，不可避免要牵涉教育问题。大学生为什么出现这样的选择取向？原因在于现在全社会功利意识非常强，人们很少 谈理想、谈终极价值，而现在的大学又普遍缺乏自觉引领社会的意识，追随社会风向飘荡。社会浮躁，大学跟着浮躁，培养出来的学生自然也浮躁。社会功利，学生 跟着功利。如此一来，大学生的就业观就容易出问题。
记者：您的意思是，大学本科教育应该是一种素质教育，而不能以就业为指标来衡量大学教育，是这样吗？
刘新成：当然。我之前说的是在高等教育普及化的时代，本科教育应该是一种素质教育，其实即使是在高等教育精英化阶段或自有大学以来，大学始终应该 坚持的立场都是育人，培养人的素养，而不是一个职业训练所。现在我们过分强调专业对口，过分强调技能的培养，这种观念和大学教育的本质是背离的。
人文社科教育贵应渗透在整个教育过程中
记者：有人说，中国人文学科的高等教育这些年是失败的。对此您有何看法？
刘新成：我觉得不能简单用成功和失败来定论我国的人文社会科学教育，而应该发现其中的问题，解决问题。人文社会科学教育应该渗透在整个教育的过程 中，特别是对人格的培养、公民意识的养成、价值观念的形成应该起到一定的作用，我们现在这方面的教育收效不是特别明显，其中有多方面的原因。一是对这方面 教育的研究不够，仍然局限于说教式，事实证明价值观的养成不是靠听几场讲座、背一些名言、看一两本励志的书就能解决的。它需要在生活中体验，在实际的学习 过程中耳濡目染，是一个感受的过程，不是一个读书的过程。我们现在是把这方面的教育当做一门课程、一门知识来灌输，这不行，因为这种教育不是知识教育。如 果老师都表现得非常功利，学术作假，对待自己的教学工作马马虎虎，对学生毫不负责，然后在课堂上教育学生要做有理想、有道德、负责任的人，这怎么可能收到 良好效果呢？
记者：从1954年成立至今的首都师范大学，是一所包括文、理、工、管、法、教育、外语、艺术等专业的综合性师范大学，是北京市重点投入建设、进 入“211工程”的北京市属重点大学，是为北京市基础教育输送合格师资和培养其他现代化建设所需人才的重要基地。近年来，首都师范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建设不 断加强，请您谈一谈首都师范大学的文科建设情况。
刘新成：首师大近年来文科教育取得了一定的成绩。目前首师大文科共有国家二级重点学科两个（世界史和古代文学）、国家重点培育学科1个（美术 学）、研究基地1个（中国诗歌研究中心）。全校文科教师共有669人，其中教授151人，副教授251人，文科博士生导师87人，艺术类博士生导师15 人。
2008年，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世界历史进程中多元文明互动与共生研究”获准立项，实现了北京市和我校 在这一项目上“零”的突破。“十一五”以来，我校共获得国家社科基金项目42项。今年共有11项课题获批立项，合计获得资助经费103万元，首次突破百 万。近年来，我校获教育部项目44项，北京市社科规划项目37项，省部级以上奖励27项，其中全国教育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1项，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 果一等奖4项。
尽管首都师范大学文科建设取得了一些成绩，但同时也存在一些问题，我们会进一步完善不足、发挥优势，培养更多优秀老师。
教师对学生投入精力太少说到底是机制问题
记者：目前，许多学生纷纷抱怨，老师们在教学上投入精力太少，有的研究生导师往往带二三十个学生，很少过问学生的学业。请问，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刘新成：教师在学生身上的精力投入太少，从主观方面的原因来说是老师的责任心问题，但老师们为什么精力投入不足？说到底还是机制问题。众所周知， 量化科研指标现在几乎是指挥高校运转的一支魔棒。由于这一指标在很大程度决定着高校的地位，所以为达到该指标所规定的数值，各校对科学研究给予名目繁多、 “令人心动”的倾斜政策，如科研编制、项目经费匹配、科研成果奖励以及在评职称、核定岗位、确定研究生导师资格时科研成果数量“一锤定音”等等。不论是评 职称还是晋升，重在看科研，所以老师都把大部分精力放在科研上而忽视了教学。在教学中，认真与不认真，在待遇、晋升上基本没有区别，这样一来，老师在教学 上就没有压力，也缺乏动力。
另外，在培养方法上也有问题。因为老师在教学上精力投入不足，所以就忽视对学生尤其对人文社会科学的学生的训练，中国的文科教 育在教学上仍然采用的是老师讲、学生背、然后考试的方法，这与国外文科教育方法有很大区别。比如历史课，我们通常是期末进行一次考试，学期中间有一次期中 考试。一门课，就一本教科书，考试内容就出自这本教科书，所以文科学生只需要在考试前临时突击两周就可以轻松过关，学习时间很短暂。而国外有些学校要求学 生一学期至少要做好多份研究报告，而且做每一份报告都需要大量的阅读，否则难以过关。
记者：您有没有考虑过怎样改善这种现状，尤其是您作为首都师范大学的校长，有没有想过通过什么办法来改善首师大文科教育的这种现状呢？
刘新成：这个考虑过，教育部副部长陈希到首师大调研时，我跟他谈过这个问题，就是要下大力气、下决心，扭转教师在学生身上精力投入不足的问题。从 学校办学的理念上说，我们准备把对本科生的高度负责作为我校办学的一个特色和一个品牌来打造。其实，不论是高等教育主管部门还是大学自身都意识到了教育教 学质量不高、教师对学生关注不足的问题，但多年来改进不大。其原因在于学校没有下决心、下大气力来改变这种状况。陈希副部长很支持我们的想法。他认为要做 到这点，关键要靠两个改革，一是分配制度改革，一是人事制度改革，这是个导向问题，让努力教学、育人的老师在收入分配、个人发展上因此而受益，才能正确引 导，如果老师这么做只是吃亏，那他们是不会做的。
我们学校大力呼吁关注学生、研究学生，要对学生负责，现在首师大所做的“请学生喝下午茶”、发调查问卷等只是一个起点，要真正 开展起来，让我们的老师对学生负责，需要很长时间，也要付出艰苦的努力。我希望通过行政手段对老师的教学任务作出规定，虽然这样做也会有弊端，但在目前老 师自觉投入教学的环境和氛围还没有完全形成的条件下，出台一些硬性规定，会促使老师把一部分精力投入到本科文科的教学中来，这对提高本科文科学生的质量还 是大有助益的。
师范生要实行本科后培养
记者：您曾经提出，师范教育改革要寻找新的突破口，从2003年起，首都师范大学对入校新生实行“两新”培养，即全面实行“新学分制”，对师范生实行“新师范生培养模式”教育。2009年首招全日制教育硕士，请您介绍一下首都师范大学在师范教育模式方面的改革历程。
刘新成：首师大“文革”前曾经培养过很优秀的老师，之所以优秀与生源好有很大关系，当时讲求家庭出身，很多成绩很优秀但家庭出身不好的学生被送到 北京师范学院，这些人毕业之后在北京的中学里都是很优秀的老师。改革开放之后，讲出身等情况当然不存在了，在教师并不是一个很受人羡慕的职业的情况下，报 考师大的学生不是最优秀的人才。在高等教育普及化、名校林立的北京市，这种情况更加明显。
我们原有的培养模式是在四年中要让我们的学生学好两门课程：一是学科的专业学习，二是教育学。比如数学系的学生，既要学好数 学，同时还要学好教育学。本来进来的时候就不是最优秀的学生，却要在四年中完成比那些最优秀学生还要多的学业，要求其水平很高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们很早就 提出，师范生要实行本科后培养，就是让学生在这四年本科阶段扎扎实实地掌握好专业知识，然后有意从事教师工作的学生再专门拿出两年时间接受师范教育。
这个愿望提出之后，由于种种原因一直未能实行，今年在政策上放宽了，所以我们开始尝试全日制的教育学硕士。今年已经招收120名教育学硕士，9月1日就开始正式培养。
记者：您对首师大的发展有何期冀？对中国师范教育模式的发展有何期冀？
刘新成：我认为，一所大学在提什么“国际一流”、“国内一流”之前，首先应该办一所负责任的学校。所谓“负责任”首先要对纳税人负责，我们是公立 大学，办学用的是纳税人的钱，如何使用这些钱，我们应该对得起纳税人。其次应该对学生负责，要关注学生、研究学生，真正使学生在校园的这段学习时光不虚 度。再有应该对社会负责，我总觉得一个大学，不管它是处于精英化阶段还是大众化阶段、普及化阶段，都应该是一个引领社会的机构，它应该对引领社会文化发挥 自己的作用。我希望首师大能够被承认为一所“负责任的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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