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轻的时候，总以为那些知名前辈学者作报告都是不需要准备，出口成章的。后来，跟一些国际知名学者一起参加学术活动多了，才知道，他们上讲台之前也是紧张的。作报告之前要是没有时间准备，也是会讲砸的。

       我自己讲砸的经历有好多次，有时候是无意识做准备，有时候是没有条件做准备，当然大部分时候，是水平所限。记得在一次北美催化年会上作报告，由于没有时间倒时差，到了会议地点第二天就讲，虽然没有达到John Regalbuto常说的，洲际旅行后在梦中作报告的境界，但已经觉察到了自己不知所云了。报告后一位曾经的学生，毫不客气的指出，李老师，你讲的很不好，估计是没有做准备。因此，再后来，作报告之前总是找机会练几遍。每邀请国际知名学者讲学，也知道注意给被邀请者一些准备的时间。        

  几个月前收到芬兰Aalto大学应用物理讲座Peter Lund教授的邀请，做他的博士生Janne Patakengas答辩的Opponent。这可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北欧的博士答辩，不同于北美和欧洲大陆，也不同于中国。不需要答辩委员会，只需要邀请一位同行，做Opponent，字面上的意思是挑战者、反对者的意思，要当着同行、新博士家属和导师的面，激辩2小时左右。Opponent对回答满意，签字就可以给学位了。做Opponent，会受到礼遇，但这对我可是从来没有做过的事。这不仅挑战对Janne博士论文课题的理解深度，也挑战思维、语言、文化、思辨、甚至体力。这对我这个工科出身，文革以后第一届大学生，也就是从大学入学才开始学英语字母的化工教授，压力山大。  

  当然，挑战总是要面对的，也没有理由不接受。于是，从春节前就开始，认真阅读Janne的学位论文和发表的论文，同时发动在学的研究生们，帮助提出要问的问题, 经过认真筛选，最后准备了30余个问题。几个月来，一直在认真准备。3月29日坐上飞机后，就不喝酒，专心睡觉，30号，到达赫尔辛基以后，更是不敢懈怠，除了休息，就是不断设想辩论的场景。Lund教授也十分理解，不给安排过多的别的活动。一天多以后的辩论，还算基本成功。  

  不过，要是再有第二次，我一定会做的更好。   

  2016年4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