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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的时候,总以为那些知名前辈学者作报告都是不需要准备,出口成章的。后来,跟一些国际知名学者一起参加学术活动多了,才知道,他们上讲台之前也是紧张的。作报告之前要是没有时间准备,也是会讲砸的。
我自己讲砸的经历有好多次,有时候是无意识做准备,有时候是没有条件做准备,当然大部分时候,是水平所限。记得在一次北美催化年会上作报告,由于没有时间倒时差,到了会议地点第二天就讲,虽然没有达到John Regalbuto常说的,洲际旅行后在梦中作报告的境界,但已经觉察到了自己不知所云了。报告后一位曾经的学生,毫不客气的指出,李老师,你讲的很不好,估计是没有做准备。因此,再后来,作报告之前总是找机会练几遍。每邀请国际知名学者讲学,也知道注意给被邀请者一些准备的时间。
几个月前收到芬兰Aalto大学应用物理讲座Peter Lund教授的邀请,做他的博士生Janne Patakengas答辩的Opponent。这可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北欧的博士答辩,不同于北美和欧洲大陆,也不同于中国。不需要答辩委员会,只需要邀请一位同行,做Opponent,字面上的意思是挑战者、反对者的意思,要当着同行、新博士家属和导师的面,激辩2小时左右。Opponent对回答满意,签字就可以给学位了。做Opponent,会受到礼遇,但这对我可是从来没有做过的事。这不仅挑战对Janne博士论文课题的理解深度,也挑战思维、语言、文化、思辨、甚至体力。这对我这个工科出身,文革以后第一届大学生,也就是从大学入学才开始学英语字母的化工教授,压力山大。
当然,挑战总是要面对的,也没有理由不接受。于是,从春节前就开始,认真阅读Janne的学位论文和发表的论文,同时发动在学的研究生们,帮助提出要问的问题, 经过认真筛选,最后准备了30余个问题。几个月来,一直在认真准备。3月29日坐上飞机后,就不喝酒,专心睡觉,30号,到达赫尔辛基以后,更是不敢懈怠,除了休息,就是不断设想辩论的场景。Lund教授也十分理解,不给安排过多的别的活动。一天多以后的辩论,还算基本成功。
不过,要是再有第二次,我一定会做的更好。
2016年4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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